联合早报网：用旧思维对待日本-918爱国网

　　国际关系千头万绪，却往往凝结着统领全局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就能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对四个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历史、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军国主义有复活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办？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竞争与合作？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和意大利也曾面临类似问题，不过，这两个国家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逐渐消除人们的忧虑，，实现了国家的转型，由二战的侵略国变成和平的欧洲大国，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相比之下，中日之间除了经济问题基本解决外，另外三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四个问题的相互纠缠中，人们作出不同的回答、取舍和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思维。

　　一、新思维

　　以时殷弘为代表的对日新思维认为，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障碍是历史问题，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遵守战略集中原则，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精力对付重要的战略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战略目标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台湾，再就是朝鲜半岛，最后才是日本，要集中精力做好前面的事，后面的可以慢慢来或者花少一点力气，做出点让步，为此，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二是要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愿。两国关系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因此，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暂时难以突破瓶颈而现实战略问题又必须正视和讨论的情况下，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妨碍实现国家大战略的障碍。

　　新思维还认为，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性和平，才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

　　因此，新思维的结论是，使“中日接近”，开展一场“外交革命”。

　　对于中国而言，最核心、最根本的战略利益乃是和平崛起，任何外交战略都要以和平崛起为起点进行演绎，外交战略集中和中日战略关系的核心都要体现和平崛起的要求，有利于和平崛起的就支持，有碍于和平崛起的就反对。加强与日本在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和平崛起，我们就支持；日本屡屡在历史、政治和军事方面制造事端，恶化两国关系，根本上有碍于和平崛起，我们就反对。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崛起是一个以和平保障崛起，以崛起创造和平的长期过程，需要一、二代甚至数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为此，我们的外交战略要作长远打算，绝不可贪图一朝一夕的利益而留下长期的后遗症。貌似和平的新思维一味追求外交上的战略集中，却忘了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乃是舍本逐末之举，它短时间内或许会缓和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但必然会加快日本抹杀历史、美化历史，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步伐，引起国际关系的长期紧张，从而极大地损害中国根本的、长远的和平与崛起的利益，实不足取。遥想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外交新思维，它高唱人道、民主、和平，对美国主动放弃，步步退让，结果葬送了一个超级大国。这一教训，请对日新思维者三思。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元气大伤，恢复尚待时日，美国把日渐崛起的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加强与日本同盟关系，放手让日本发挥更大的政治、军事作用，又利用台湾问题，逐渐在东边对中国形成新的遏制态势。日本基于三个原因予以积极配合：一是认为中国崛起会威胁日本安全，二是受到日美条约的约束，三是为了借助美国力量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梦想。因此，中国面临着美国和日本的双重压力，要实现和平崛起，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必须一起考虑，一起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新思维关于中美关系要集中力量处理，中日关系可以慢慢来或少花点力气，做出点让步的战略集中原则实际上行不通。

　　正确的历史从来就不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它形成一个国家的优良传统，说明这个国家的过去以及怎样从过去走向现实和未来的规律；如果历史是错误的，它预示着这个国家应该与错误的历史决裂并走向新生的未来。对于错误的历史不是不可以搁置或者回避，但必须建立在现实和未来与之决裂的基础之上。可悲的是，数十载光景过去后，日本当局者以及一些右派分子对过去那段带给中国人灾难的历史还是不愿意承认，不知道反省，不想道歉，而且又屡屡制造新的“历史”问题，旧恨未去，新仇又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致使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的反日、仇日情绪长期无法消解。不知新思维者轻言大致地搁置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怎样向人民交待。

　　更可怕的是，历史问题早已和政治、军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精神动力，而政治、军事问题反过来又强化了日本长期坚持错误的历史，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如果我们主动退让，一厢情愿地搁置历史，绕过历史，就没有理由妨碍日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于是，没有与历史决裂的日本将依靠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为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世界性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样的国家也许不会再具有二战时期的侵略能量，但其放眼世界的扩张性、侵略性，对亚洲和世界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二、第三条道路

　　以邱震海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认为，中日关系存在三大障碍：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历史问题是关键，要处理好中日关系，就要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主要障碍；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政府和民间理性对话的管道，逐步解决双方历史观上的分歧。

　　不可否认，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与历史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如第三条道路强调的那样，是内在联系。解决历史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没什么帮助，同样，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对解决历史问题也没什么帮助。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中美关系，日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台湾问题解决不解决，历史问题照样按照本身的规律运动。钓鱼岛问题不涉及日本怎样看待二战历史，就算日本能正视二战历史，也不表示它就不会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主权。与中国在南沙群岛有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为数不少，难道它们都是因为有军国主义传统吗？况且，中国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都主张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并不因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不同而有所不同。客观地说，中日两国政府在处理钓鱼岛问题时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压制了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矛盾多次激化的钓鱼岛问题没有严重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愈演愈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问题和台湾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至此，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问题：历史问题，它的论证就演变为为了解决历史问题而解决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历史问题的自我论证，毫无说服力。

　　而且，历史问题在同一个层次上不与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觉得可轻可重，可有可无，必然导致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实际上，如前所述，日本的历史问题不单纯是历史问题，而是与政治、军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要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取决于日本正确面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郑重道歉，融入亚洲，融入世界，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和平国家。二战后至今，一些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一直严格遵守和平宪法，希望日本做和平大国，但是，长期以来占据日本主流的右派已经改变了国家前进的方向，积重难返。

　　第三条道路着重拓展中日的共同利益，希望籍此解开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之结。这个共同利益，最大莫过于经济利益。然而，由中日经济关系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未免让其感到失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很长时期内，对日经济在中国对外经济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对华经济在日本对外经济中的地位，最近，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日经济关系在中国对外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对华经济在日本对外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贸易方面，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1985年曾高达23.6％，1995年仍高达20.5％， 2000年已降至17.5％，2003年更降至15.7％；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1990年只有2.1％，到2000年已提高至6.3％，2003年达到12.2％，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1995年已达到10.7％，2000年达到14.5％，2003年更达19.7％。对华投资方面，日资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1990年为14.4％，到2002年降至7.9％； 2003年，日本总体对外投资比上年减少9.2％，对华直接投资却急剧增长65％，结果使对华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一下子上升了3.9个百分点。此消彼长，时势易位，这种情况下，要中国为了经济利益而在历史观上对日妥协，将更加困难。相反，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倒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日本施加压力，以经济为手段，使日本改正其历史观的错误。

　　按照第三条道路的逻辑，促进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就能逐步解决双方历史观上的分歧。其实不然。以经济为例，1985年，日本在华投资达3.15亿美元，双边贸易额达 211亿美元；到2003年，两项分别达到50.5亿美元和1335.7亿美元，2004年还继续增加，这样的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都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双赢。历史问题又怎样了呢？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二战后第一次，遭到强烈反对后，他再未敢涉足，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参拜四次，还觉得不够。1986年，日本文部省审定供高中选用的《新编日本史》合格，这本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日本侵略史，引起中方强烈抗议，不得不进行删改，但右派势力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以达到模糊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的目的始终未曾改变，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动从未停止，不断推出“佳作”，这些历史教科书已经将对日本侵略史的歪曲认识系统化、体系化。由此可见，这些年来，随着中日经济关系的推进，历史观的分歧不是小了，解决了，而是多了，扩大了。

　　三、旧思维

　　第三种思维有别于新思维和第三条道路，姑且称之为旧思维。旧思维从中日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着眼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试图从对历史、政治、军事和经济四个问题的回答中找出中日关系变化的规律，寻找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途径。

　　旧思维认为，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日关系必须有利于和平崛起。

　　旧思维认为，历史、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是统帅中日关系全局的四个问题。历史问题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已构成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日本必须与二战历史决裂。二战前的历史清楚表明，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于它的军国主义和政治大国地位；二战后的历史清楚表明，没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政治大国地位，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有保证。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复活军国主义，在没有可靠的迹象表明这样做会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理所当然要反对。经济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和平力量，在相互依赖日益加剧的时代，中日双方出于本国发展的需要，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已经不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所能轻易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和日本都应该积极投身到这一历史潮流中去，做历史的弄潮儿，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东海资源问题和民间敌对情绪问题等都属于次要问题，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冲击，但不会妨碍大局，应该采取具体问题放置到具体的国际环境中解决的办法，可以搁置的就搁置，可以缓和的就缓和，该争取的就争取，该加强的就加强，讲究灵活多变，以适应形势的发展。

　　旧思维认为，历史、政治、军事问题与经济问题并无必然联系，而是相对独立，难以干扰。必须紧紧抓住历史、政治、军事问题不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经济问题尽可能以合作为主，斗争为辅，使日本的经济战略与历史、政治、军事脱钩。

　　同时，历史问题又与政治、军事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应该把历史问题和政治、军事问题联系在一起，碰到历史问题，不仅要谈历史问题，也要结合现实和未来走向谈政治、军事问题，进一步阐明其危害性；碰到政治、军事问题，要挖历史根源，以史为鉴，加深人们对这些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如果不用这种整体的观点和联系的方法去斗争，斗争的力度就要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在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的关系上，旧思维认识到，日本随时都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要从国际层面阻止日本长久失去作为军事大国的潜力，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所能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从政治层面阻止一个军事大国的重现。旧思维还认识到，如若成为政治大国，美国支持、国内相关法律一修改，日本可在一夜之间变成军事大国。所以，关键仍在于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日本是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最积极的支持者，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目的无非是要成为与中美英法俄平起平坐的常任理事国，做世界性的政治大国。对此，美国给予支持。这一计划如若实现，将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挑战，必须反对。

　　当然，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还面临一道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一是历史问题。即使日本侥幸过关，也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时间的代价，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机会加快发展步伐，加强团结，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预防机制。

　　二是资源匮乏。这是日本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一贯重视东南亚市场都是日本为了打破这一宿命的尝试。

　　三是和平宪法。日本国内还存在比较强大的左派和中间派势力，修改或废除这部宪法困难重重。

　　四是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支配一个国家命运的机会。

　　五是中国崛起。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崛起与日本强大冲突，而且，中国崛起将夺走日本所需要的部分政治、经济和道义资源。

　　六是安理会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涉及各种矛盾，要进行改革相当困难。历史上，安理会仅有的一次改革就是1965年把非常任理事国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10个。

　　总而言之，在旧思维看来，对中日关系要保持悲观前提下的乐观，警惕前提下的放松，以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为核心，对历史、政治、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区别对待，严守立场，灵活多变，既斗争又合作，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全环境，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迅速强大起来，这样，不管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日本走向何方，我们都能稳坐钓鱼台，有强大的实力应付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挑战。

　　对待日本，我们要用旧思维。（完）

　　李江春于二00四年九月五日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