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血与火永不磨灭蔑视仇恨影响未来？ -918爱国网

　　近代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在亚洲与世界历史的激变中形成，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以及亚洲内部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这种在多重矛盾甚至是血与火中形成的相互认识似乎永不磨灭地存留于我们的记忆中。它充满了相互蔑视和仇恨的感情色彩，并从近代一直延伸到现代以至于还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近代的中国与日本

　　近代日本是个谜。它紧随西方之后，却又对其耿耿于怀，不惜一战；它竭尽贬低东方之能事，不惜用铁蹄去践踏，却又割不断那千年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脐带。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典亚细亚主义”的形成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扩张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30年代“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走过了一段从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历程。在70多年的近代日本历史中，日本人的亚洲观经历了从“亚细亚连带论”到“亚细亚改造论”，再到“亚细亚盟主论”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是其亚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人亚洲认识与中国认识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日本对亚洲文明以及中国文化认同与否的态度上的变化。“华夷秩序观”是日本认识亚洲与世界的出发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一直闭锁于东亚一隅的日本顿生唇亡齿寒之感。佐藤信渊在1849年发表了《存华挫狄论》，倡导“日中提携”。福泽谕吉最初也主张“连带论”，但他很快发现大清朝并不想和日本一样“除旧迎新”。于是，他开始主张“改造论”。他把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喻为“石造”的房屋，为了避免不是“石造”房屋的邻家起火殃及到自己，他主张应对中国和朝鲜实行“改造”。可是，19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其强国余威犹在，接受小国日本的“改造”简直是天方夜谭。结果，福泽谕吉在1885年写了《脱亚论》一文。经反复演绎之后其主张被定位在“脱亚入欧”一词上。然而，在70多年的近代发展史中，日本既未能“脱亚”，也没能“入欧”。日本的“入欧”是二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被强迫实现的。

　　日本人的亚洲认识与周边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中国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日本既把亚洲看成“自我”，又把亚洲看成“他者”。对于亚洲，日本在“提携”、“改造”、“侵略”之间进行着选择。1880年日本成立了一个民间亚细亚组织“兴亚会”，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及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都是其会员之一。但是，由于朝鲜问题的存在以及日本入侵台湾，中日两国政府没能在“兴亚”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另外，清政府官员中还有人对“兴亚会”的名称不以为然，认为“小小日本动辄妄言兴亚”未免过于自负。为此，“兴亚会”于1883年更名为“亚细亚协会”。1886年“长崎事件”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对峙局面形成，直至甲午战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导致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其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的变迁。中国也在此后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屈尊并开始向周边的小国学习，日本成为当时亚洲的“革命摇篮”。孙中山的同盟会就曾得到过日本友人的大力资助，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就设在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家中。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亚洲确立了其帝国主义体制，并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特别是其后日本在中国所进行的侵略和大屠杀使中国人的日本观降到历史上的最坏程度。

　　中日相互认识中的误区

　　在一些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存在着误区：一是中华文明“宋代截止论”。即承认并认同一直到宋代中华文化与文明都是世界先进文化与文明的代表，但对后来元代与清代的统治不以为然。二是精心构筑“东洋”概念与“东洋史学”理论。近代日本界定的“东洋”概念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地理概念，指整个亚洲。一个是历史和文化概念，以图为日本寻求新的自我定位。当“东洋”外指时，日本将自己包括其内；而当“东洋”内指时，日本却将自己排除在外。日本视自己为落后、“野蛮”的大“东洋”中“文明”的小“西洋”，并刻意与落后的亚洲保持着距离。从近代的“谢绝亚细亚之恶友”(福泽谕吉语)到现代的“别了！亚洲”(长谷川庆太郎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心态。“东洋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前者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后者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误导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同时也动摇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根基。三是分不清“兴亚”与“侵亚”的界限。由于近代亚洲面临着多重矛盾，加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宣传，一些侵华日军至死都以为他们是在为“解放亚洲”而战。即便是今天，还有日本人对在中国实行的侵略与屠杀的性质认识不清，并在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上纠缠不休。

　　在部分中国人的日本观中也存在着误区：一是历史上的“东夷”论。历史上中国一直视日本为“东夷”小国，对日本要求与自己平起平坐甚为不满。近代以来日本又多次侵略中国，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蔑视与仇恨不断加深。二是对日本“整体记忆”的恶化。这种“整体记忆”恶化的原因主要源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导致一些中国人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结果他们在对日认识上往往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

　　中日邦交恢复后的10年里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时期。后来，由于“教科书”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出现，中日关系急剧下滑，两国人民的互信程度大大降低。然而，进入21世纪后的亚洲需要我们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之间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理性地面对过去与未来，勇敢地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正负两种遗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更应认真地进行对话并共同与历史对话。

　　与历史对话就需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历史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它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