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专版。自6月中旬以来，本版主持人就一些中日关系热点问题请中日著名学者等发表看法，并通过人民网向中日网友征询意见，结果得到热烈回应，本文即是其中主要观点的集纳。
问题1：在新世纪的国际战略格局里，如何定位中日关系？中日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是否存在中日争夺主导权的问题？
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所长）：
美国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今年年初来华演讲时称，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有三大政治经济中心，即美国、欧盟和东亚，而东亚的核心是中国和日本，关键是要处理好中日的政治关系。他的观点颇得国际舆论的认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以其持续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国际经济，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对世界格局的重要性。
中日经贸关系紧密，发展态势迅猛。2003年中日贸易额达1335亿美元，居世界双边贸易额最前列。日本经济在连续10余年徘徊之后，最近出现了稳健的复苏迹象。从今年2月份起，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对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说明中日两国命运已紧密相关，中日已进入相互依存的新阶段：谁也离不开谁，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尤其如此。这是两国共同利益之所在。
五百旗头真（神户大学大学院法学系教授）：
人们认为，从1955年到1972年的18年间，日本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中国经济从1980年起更创造了长达25年的“超奇迹”高速增长。像这样跨越式的剧烈发展在历史上一般都曾伴随着摩擦与战乱。已经富裕并掌握大量先进技术的日本与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之间如果建立起一种并非争斗而是双赢的关系，那么，东亚地区将成为世界的主轴。
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中国采取发展经济政策的那一瞬间开始，日中之间便具有了共同利益。通过贸易、直接投资以及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广泛的人员交流，日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赢式的关系。
主导权之争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不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一味地竞争或一味地协调都是不自然的现象。日中建立起既竞争又协调的框架是拥有智慧的人们应取的态度。历史是沉重的，但是，我们两国都应对未来抱有更大的希望。
李春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副政委）：
纵观历史和现实，许多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矛盾冲突之所以难以解决，根本原因是各行其是，太着眼自己的利益，太相信各自的能力。同时，也因为国际上缺少调节和制约这些矛盾的力量和机制。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个家园里自然形成了一条公共关系准则：自己活，也叫别人活，大家一块活才能活得更好！理智的、有远见的各国领导人，必须学会换位思考，既考虑本国生存发展的利益，也考虑别国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不断寻找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点。从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利己主义出发来思考和行动，必然是当事国自食苦果，世界亦永无宁日。中日间近代曾有过苦难的战争史，但同时也有千年睦邻友好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谨记这句名言。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只要真正关怀并且稍为全面地考虑中国的未来安全、繁荣和作为强国的崛起，就能懂得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建立正常的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是由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日本的综合实力决定的，也是由日美军事／外交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台湾岛的某种特殊联系所决定的。
日本邻近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和技术强国，而且具有成为军事强国的实力；它在中国所处的亚洲拥有广而深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因此如果能争取有一个基本正常、比较稳定和相对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使得日本从中长期来说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再加上近年来发展迅速和分量巨大的中日经济关系，那么中国将能避免在未来安全与发展方面遭遇一个可能的重大阻力，并且在至关重要的经济技术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推力。相反，如果中日两国之间长久缺乏互信的政治关系，中国的中长期未来就很可能遭遇额外的重大困难甚至一定的危险，更遑论建设成功中国参与主导的、东亚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体制。而在此情况下，日本也不会有真正的“正常国家”地位及持久的心理安全和实体安全，甚至无法长久保有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
日美军事／外交同盟关系和日本与台湾岛的某种特殊联系直接关系到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两项头等国务，即：（1）应对巨大、复杂和有时甚为艰难的美国问题；（2）阻止危险程度正在显著增长的“台湾独立”，并且大力争取基本和平地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中日政治关系今后并非没有严重恶化的可能，这将给中国应对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美国问题增添重大困难，同时会使陈水扁之流和日本国内逐渐增强的支持“台独”的势力得到一项重大“资产”。因此，处理中日关系应有全局性的大战略意识。在今后4年内，特别要将台湾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尽力阻止“台独”分子从日本获得非同小可的助力。
对待中日政治关系除了要“以史为鉴”外，还应从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前提出发，即鲜明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已经并仍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即中国正迅速走向强大，日本正急切地谋求“正常国家”地位，亦即在已有的经济大国地位之外，争取政治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军事权利”。这是一种有根本重要性的双重变化，本质上容易产生或加剧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在其中，正在或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因此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中日关系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如何保证在这种双重变化中，两国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可以说是从未来高度看中日关系的头号问题，也是中日两国间的头号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的重心应逐渐转到如下定义的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在可能和可行范围内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逐步建设东亚区域次区域多边经济合作和安全体制。中日政治关系应被调整为“正常的”、“复杂和内在平衡的”关系，即一方面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利益竞争和威望竞争，但另一方面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减少猜疑、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与机制，同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性协作。在中日关系中，中国应有的根本立足点一是加速中国自身的力量建设，二是主要用战略性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战略性的问题。
人民网日本网友松尾纯：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与美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相比。中国对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国家，至少其重要程度与美国相同。在东亚的安定这一点上，中日存在着很大的共同利益。只不过在双方谋求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初始阶段，一些相对立的要素逐渐增多。尽管如此，两国希望保持安定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
问题2：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是否有解决的途径？日本有人认为中国打“历史牌”压日本，是这样吗？法德和解对中日关系具有意义吗？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有多大的杀伤力？
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方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接受了日方关于战争的“深刻的反省”（尽管未写明“侵略”二字），日方在谈判中明确表示“对台湾不抱任何野心”、“毫无支援台湾独立的意图”、“也不设想将来台湾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尽管声明中仅写明“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的立场），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由此得到解决，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大民族实现和解。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肯定了联合声明确立的各项原则，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指出了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又得到较大发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关系的发展总是受到日本一些人的干扰乃至破坏。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做出结论，但这些人心存不满，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发表否认侵略的错误言论，以此煽动日本社会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却不小，又打着“政治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招牌，颇能迷惑群众。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打“历史牌”压日本，而是日本少数人打“历史牌”，中国不得不予以回应。故而少数中国民众回报以激愤言辞亦是事出有因。所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些日本人如何端正历史观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既要认真批判这些日本人的错误言论，又要积极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努力推动多方面、多层次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要同时并举，而不是先此后彼。要摈除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历史障碍，惟此而已。
日本现任首相小泉多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与日本近代历史上侵略战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的集中表露。此举业已给中日关系造成了伤害。小泉总是说“希望中国理解”，他岂知中国永远不会理解他代表国家去向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如果他真心希望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则希望他拿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不构成威胁”那样的魄力，以大局为重，停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冈部达味（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原日方首席委员）：
日中之间的所谓历史问题可以分为4种表现形式：个人感性记忆；集体感性记忆；个人理性记忆；集体理性记忆。其中最危险的是第二种表现形式，即集体感性记忆。因为现在的大多数人是在二战后出生的，他们的感性记忆是宣传的产物，这些宣传引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现在日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大多数也没有战争记忆。我们两国人民首先不应该忘记理性记忆，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历史问题。
法国和德国过去多次交战，历史上德国几次占领巴黎。二战后有人说德国没有对它侵略过的国家道歉，其实德国已有口头上的谢罪，他们谴责了希特勒和纳粹。至于有名的勃兰特“下跪谢罪”，是向犹太人而不是向波兰人和法国人谢罪。法德友好关系的形成以及欧盟的建立是法国人宽恕了德国人才实现的。战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罪恶意识。1972年恢复日中邦交时日方表示谢罪，所用词汇也是双方一字一字磋商而定的。
我个人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它导致中韩两国的很多人都误以为小泉首相的参拜是为了报复战败。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哀悼那些想为国家但实际上却为侵略战争而死去的年轻人，祈祷这样的悲剧决不再重演。中韩的误会化解之后，小泉的参拜就只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了。
“历史问题”是日中邦交正常化10年后发生的。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更加强烈，其中非理性因素大大加强。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很好地控制这部分人的情绪，推动日中友好继续向前发展。
江建国（本报驻德国记者）：
冈部达味教授关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有不妥之处。其一，德国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给欧洲广大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责任不仅不回避，而且认罪不限于“口头”。历届政府领导人、国家元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式发言都是官方的正式表态。例如1985年5月8日在纪念希特勒德国正式投降40周年的活动中，当时的西德总统冯?魏茨泽克发表演讲，向遭受过纳粹迫害的欧洲国家表示悔罪，并表示德国将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德国的认罪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例如予以经济赔偿。2000年前几十年间的赔偿总额约为1030亿德国马克。其二，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以示赔罪，当然不是只针对犹太人。当时勃兰特前往波兰访问，签订《华沙条约》，正是为了西德与波兰的和解。
德法关系史与中日关系史不能相提并论。德国（鲁鲁士）和法国历史上多次兵戎相见，都是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除外），双方都无正义非正义可言，胜负也多次易手。因此德法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互相和解的问题。中日关系却并非如此，中国从来没有伤害过日本，却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和掠夺，到了二次大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和解”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中日关系。冈部教授认为没有经历过日本侵华时期的中国人的记忆是“宣传”的产物，认为不忘历史就是“狭隘民族主义”，错莫大焉。欧洲和德国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记忆，正是当今欧洲联合的出发点和基础。日本要想赢得中国对它政治上的信任，建立起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必须学习德国认真反省历史罪行的精神。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与二战以后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不同，由于美国占领当局采取利用日本原政权机构进行“间接统治”的政策，日本真正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力量在二战后未能掌握政权，这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总是不能像德国那样诚恳反省历史的根本原因。
我们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在历史问题上，既要指出日本方面的问题，又应对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上的改进有所肯定。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此外中日间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双方陷入僵局，只会耽误其他重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人民网日本网友ryohei14：
我认为日中能够真正实现和解，但是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日本首相需要前后一贯地向中国谢罪。也就是说，一届首相尽管就战争犯罪进行谢罪，但是下一届首相上台后仍然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是非常不合理的。二、日本要处理遗弃在中国的毒气弹等问题。三、日本应该就留在中国身上的战争创伤（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及各种战争犯罪问题）进行补偿。四、在教育方面，应该将（二战）这段历史真实地写入教科书之中。中国方面也应注意一些问题，如媒体不应过度地、夸张地报道一些日本人在华犯罪问题，或用排斥性的语言进行报道。
人民网网友李敏伦（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中日恢复邦交32年来，经历了“蜜月期”、“磨合期”，现在步入了“冷战期”。其深层原因主要与双方自恢复邦交以来基本处于非理性状态有关。首先，中日恢复邦交时，对中日之间的关键问题???战争问题之于双边关系的影响，双方都缺乏全面足够的认识。其次，中日民众对对方的认识是非理性的。中国民众由于对那场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在受到刺激时很容易失去理性。日本民众则对那场战争缺乏正确的认识，很难理解或不愿理解中国人对于战争问题的态度。此外，日本民众始终不能正视中国：在中国发展比日本慢时，就傲视；而在中国发展比日本快时，就焦虑。第三，日本政府对待那场侵略战争的非理性。日本政府虽然也是一个民主政体，其政策是许多政治精英的思想结晶，但由于日本政界总体趋向保守和右转，政府逐渐被一些非理性的政客掌控，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在有关侵华战争的解释上越来越不顾及亚洲国家的感受。其非理性层面走到今天，明显处于显性层面。例如小泉以首相身份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受到国内外强烈谴责和违宪起诉后，仍表示要继续参拜，这很难想象是理性之人所为。他或许是想用一种非常规的做法，冲破一直束缚日本走向“正常化”的那根绳索，但他没考虑到这样做只能越解越乱。
要解开中日关系的“死结”，需要双方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勇气和智慧。首先应做的就是回归理性，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双方必须正确看待彼此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虽然双方都说想“超越历史”，但彼此对超越的起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认为，“超越历史”的起点至少是在日本对那场战争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之后。二、双方政府应该做好本国国民的情绪疏导工作，对一些容易产生误解的合作项目做好解释工作。例如在对待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上，双方政府都没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致使双方国民都心存不满。中国民众将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变相战争赔款，而日本民众则认为是日本政府为讨好中国而做出的单方面奉献。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项目，日本政府提供资金，日本企业获得项目承建权，中国政府得到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改善环境、卫生条件，与一般外资合作项目并无本质区别，与战争赔款并无多大关联。三、双方应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虽然同出一源，但毕竟彼此独立发展了千年之久，双方只是似曾相识，其实不相识。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文化沟通，不求融合，只求理解。
问题3：关于钓鱼岛问题，1978年邓小平曾提出暂时搁置争议，现在看来继续搁置争议是否仍是最佳选择？关于台湾问题，中日之间未来是否会因此发生摩擦？
孙伶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早在15世纪就发现钓鱼岛并在官方文献中记载，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原则取得其主权。此后，明清两朝将钓鱼岛纳入海防范围，民间对该岛的开发使用也从未间断，该岛一直是中国主权之下的领土。1895年日本借甲午战争之机窃取钓鱼岛，之后强迫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也在其中。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应将通过侵略强占的钓鱼岛归还中国，但因美国的介入而拖延至今。
中日建交之时，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但日本未信守承诺，屡屡挑起事端，致使争议非但未被搁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开发更无从谈起。日本先后抛出“先占取得论”、“有效治理论”以寻求国际法上的支持，但其法理基础“日本1895年占领钓鱼岛时是无主地”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此外，日本还通过在岛上建灯塔、海上保安厅严密防卫、甚至采取政府向民间“租借”等手段，不断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企图使之成为既成事实。对此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严正抗议，民间也无数次举行保钓活动，根据国际法上时效取得必须以“无争议”为前提的规定，日本的占有时效因中国的抗议和反对而中断，日本无论占有钓鱼岛多久都不可能取得其主权。
钓鱼岛问题已成为中日两国在新世纪必须直面的焦点问题。两国应遵循国际法原则，按照国际通行的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进行谈判或提交国际仲裁尽快解决。中国拥有钓鱼岛的主权有历史、地理、国际法等方面的确凿证据，但日本自恃持有实际控制这张牌，因此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尚待时日。在目前阶段，中日两国遵守过去曾达成的共识，真正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海域资源，则是积极、明智的选择。
王保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全局。未来中日之间是否会因台湾问题而产生摩擦将取决于日本对下述两个问题的处理：第一，在安全政策上如何定位“台湾”。第二，在政治外交上如何处理同台湾的关系。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来，日本通过了一系列安全法案，改变了其战后坚持几十年的“专守防卫”战略。其中《周边事态法》与《有事法案》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台湾，但无论怎样“模糊处理”，其有关条款的内容都涉及到对台湾的定位问题。因此，日本处理周边事态时如何对待台湾，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中日两国自关系正常化之初就签署的三个基本文件明确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但近年来日本政坛涌动着一股势力，他们不仅极力介入台湾事务，还与“台独”势力沆瀣一气，妄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永远分裂出去。而日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往往采取暧昧立场，中国理所当然反对这一伤害两国关系的做法。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要信守承诺，不要使之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
杨伯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室主任）：
台湾问题一直是战后中日之间的焦点问题，“日台和约”曾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日本虽最终接受了“建交三原则”，但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日台关系更是有明显提升，相互往来越来越具官方色彩。鉴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敏感性，日本在公开言论上刻意低调、表态慎重，但实际行动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新防卫合作指针”到《周边事态法》，日本以对美支援的方式、以国内立法手段使台湾问题与自身安全、与日美同盟体制相挂钩，使未来介入台海问题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日本前两年曾一再辩称《周边事态法》所谓“周边”非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但近来却开始明指“周边”就是地理概念，台湾包括其中。
日台实质性关系日趋密切、日本对台海问题介入加深，很可能导致该问题成为中日之间最突出的问题，加剧两国局部摩擦。不过台湾问题是否会在中日之间引发战略冲突，还要看多方因素。一是中日关系的大局。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孰重孰轻，日本当有理性判断。二是日本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利益。去年年底台湾领导人“急独”动作令日本忧心忡忡、破例明确表态，说明台海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日本的利益之所在。三是美国因素。只要美国的政策没有突破性变化，日本就很难独自介入台海问题。
问题4：如何看待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如何看待日本国内要求修改作为和平宪法象征的第九条的声音？日本具有军事大国的实力，它是否存在将来再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可能？
西原正（日本防卫大学校校长）：
在宪法中明确地规定军队的地位与作用，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妥当的做法。中国宪法的第二十九条就对“武装力量”进行了规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没有在宪法中对自卫队进行明确的界定，因此人们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所谓“违宪论”等毫无意义的争论上。另外，之所以要在宪法和自卫队法中规定自卫队可以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目的是想使自卫队的行为得到国民的认可，同时也让国际社会更容易地理解自卫队的作用。
根据对现行宪法的解释，日本无法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联合国成员国所拥有的集体自卫权。这给强化日美同盟以及日本加入多国部队带来困难。因此，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使自卫队在这些方面的行动变得更容易。我认为集体自卫权是所有国家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利。中国也保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把日本通过修改宪法而拥有集体自卫权批评为军国主义复活，那么，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中国。再说，像日本这样的民主主义国家，确立了严格的文官统治制度，国防大臣（在日本叫防卫厅长官）均由文职人员担任，所以不必担心军国主义复活。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近10年来，日本已将成为“正常国家”作为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所谓“正常国家”的话语前提就是：“日本目前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这种“不正常”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日本在政治领域要达到的“正常化”目标是：1．通过行政改革强化首相的权限；2．依据“能力主义”起用阁僚；3．实现“政治主导”，废除“政府委员”制度；4．使在野党的政策“现实主义”化，培育能与自民党竞争的强有力的挑战者。日本在安保领域要达到的“正常化”目标是：通过“修宪”，使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最终达到“日本自立”。但由于修改宪法手续繁杂，日本政府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10余年来，日本政府违反法律程序，不修宪，先立法。通过“立法三步曲”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法》（《PKO法》），为自卫队存在的合法性及向海外派兵奠定了基础。2．通过“二法一协定”：《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劳务协定修正案》（ACSA）。今年2月，日美签署了新的“ACSA修正案”，它使日本在受到武力攻击时自卫队向美军提供武器、弹药成为可能。《周边事态法》等相关3法案，为日本建立“战时体制”以及向领土以外区域扩展扫清了道路。它意味着日本告别了“专守防卫”政策，“从否定‘枪杆子’的国家走向肯定‘枪杆子’的国家”。3．通过“有事3法案”与“有事7法案”。日本为实现“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与《PKO法》、《周边事态法》一起构成日本内外完整的防御系统，并使建立反击和攻击的“战时体制”成为可能，日本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了精神上和法律程序上的准备。
拥有军队以及“集体自卫权”是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主权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对日本想成为“自立”的“正常国家”给予理解。但是，如果日本想通过“修宪”来加强日美同盟，圆其“军事大国”梦，并与美国一起称霸亚洲，那则是亚洲邻国所不能容忍的。
人民网日本网友松尾纯：
我对日本现行宪法的作用稍微有些怀疑。我认为宪法第九条应该改成如下内容：“为了保卫国土，日本将保留最低限的战斗力。但是不应该忘记，在20世纪前半部分，日本军队针对中国做出了严重超越国防范围的行动。至于需要多少以及什么性质的战斗力，应该每年在议会上就此进行讨论。”日本采取类似于遵照美国等强国的要求向海外派兵的行动时，应该慎之又慎。
问题5：近年来中日国民对彼此的负面印象有所增加，这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些中日媒体对两国国民间相互厌恶的情绪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岛朋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学部长）：
日中两国之间的互补关系已呈现出结构化的趋势。经济方面毋庸置疑，在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合作方面，日中合作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中国与欧盟、东盟的关系的基本方向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却依旧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中关系没有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最大原因是已扩展到国民层次上的相互不信任的加深。促成相互不信任的是历史问题，而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日中交流史的多面性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传播。要尽可能地消除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尽可能地不对将来的日中关系造成损害，至少有必要在传播近代160年的日中交流史所体现的多面性上做出努力。以1937年至1945年的日中战争为主的日本对华侵略给中国国民带来了苦难，必须承认这个“历史的教训”。但与此同时，也必须了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存在着以宫崎滔天为象征的探索日中共栖关系的“历史的可能性”，尽管其结果没有成功，但宫崎滔天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做出了贡献。而且，日本在1945年以后走上了基于轻武装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历史的事实”也应该得到传播。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在政府的帮助之下正在进行这样的努力。日中两国之间也应该着手进行这样的努力。
藤野彰（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长）：
说到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借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实事求是”。基此对中国和日本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我认为有以下问题：
中国媒体对日本的保守性言论和活动的反应十分敏感。特别是存在着一种经常把“对中国的批评性报道”理解成“反华”的倾向，而且还被中国媒体单纯地扣上了“右翼”的帽子。可是，从实质上讲“保守”和“右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当今的日本，“右翼”并非社会的主流。在日本现有的民主政治下，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就像在改革开放下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代一样。因此，把握住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住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冷静地进行报道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多倾向于对中国的负面性报道。实际上，在高速经济增长和激烈的变革下，中国难免会出现一些难题。将来中国走向何方，作为邻国的日本当然十分关心。总体来看，中国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和开放相比10年至20年前，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放眼全局，以平衡的视角来报道五彩缤纷的中国景象。
从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考虑，有时两国间会发生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既不能夸大渲染，也不要轻描淡写，而应理性地进行报道。
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中日相关舆论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中日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有所上升。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关系本身，即主要是中日政治、安全关系与经济、文化关系发展不平衡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反映。中日国民之间相互不信任感上升的状况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首先，这容易导致相互猜忌和情绪化地看待事物，并形成相互刺激国民感情的恶性循环；其次，这种状况有可能被一些媒体所利用，以谋求商业利益或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其结果则是对中日关系的损害；第三，中日关系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两国国民，无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日本，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国民的各种意见和感情，因此中日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增加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两国政府的外交决策。
要消除这种状况，关键还是发展中日关系本身。扩大各种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增进中日国民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本有效的途径。
人民网中国网友：
一些媒体对目前中日民众相互厌恶情绪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一些媒体惟恐天下不乱，对中日之间的摩擦事件大肆炒作，讲对立的声音很大，谈“双赢”的声音很小，报忧不报喜。现在中日两国国民间普遍存在着互相厌恶的情形，弥漫着一股民族情绪。这是一股最可怕的暗流，因为非理性的盲动有时会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和良知。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也出现了可怕的征兆：在中日两国，亲日派、亲中派不仅具有贬义甚至成为罪名。这说明虽然两国的外交关系早已正常化，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仍然“极不正常”。
人民网日本网友ryohei14：
针对中日国民之间互相厌恶的情形，我认为需要加强个人间的交流。在我们两国国民之间，普遍存在着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魔鬼畜生”，日本人认为中国人都“贪得无厌”的偏见印象。但在个人之间的交往上，之前针对对方所持有的恶劣印象会像气泡一样破灭。一方面既有讨厌的日本人，也有讨厌的中国人，另一方面既有好的中国人，也有好的日本人。这样一来，我们本应知道的事情，相互就很难视而不见了。经常说“讨厌日本人”或者“讨厌中国人”的那些人应该认识到：通过个人间的交流是可以构筑起良好的关系的。我们在讲自己是日本人或中国人之前，应想到我们首先是亚洲人，说起来还是一腹的“同胞兄弟”。在日本有很多想今后与中国友好交往下去的人。希望不要只拿一部分针对中国发表了错误言论的政客说事，而是针对很多怀有相互友好相处下去的思想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进行多方宣传。
问题6：目前中日之间的“政冷”持续下去是否会影响到“经热”？您对增进中日关系有哪些建议？
江瑞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
关于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看到，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在“政（治）冷”条件下，“经（济）热”不可能不受影响。实际上，中日关系即便是在经济层面上，也并不完全表现为“热”：中日经济关系本身也存在着“官冷民热”的现象，即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贸易投资关系发展比较迅速，而以政府或官方为主体的制度建设与机制整备明显滞后。经济关系层面的“官冷”还是与双边关系层面的“政冷”密切相关的。中国与日本都在积极推进以政府为主体、以自由贸易区为中心的东亚经贸合作，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仅在“政冷”条件下，“经热”难以持续下去，而且中日经济关系本身的“官冷”也已并仍将影响到“民热”。如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矛盾和摩擦，就亟待两国从政治的高度，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和机制整备予以积极、妥善的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仍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日本经济也有望摆脱长期萧条，这将为中日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日两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双方越来越密切的依存关系，为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
斋藤圭介（日中经济协会驻北京事务所所长）：
日中两国的政治关系有如“政冷经热”一词所表述的那样，确实不能说是很好，这必然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中国国内的了解日本的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我最担心的是政治关系的恶化将会导致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在中日两国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才减少。
随着日中关系的不断加深，未来两国关系中的摩擦也会随之增加。但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只要双方能针对每一个案例集思广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催生出新的信赖关系，就不失为一件好事。可以说，重要的是在谋求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构筑起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可以信赖的人际关系”。只要在政界、经济界、学界、文化和体育界、新闻媒体等各种领域都能建立起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的人际关系，那么，即便出现任何困难，都仍可以构筑起互相信赖的关系，并实现双方各自的发展。
人民网网友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日两国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就两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需求来看，两国必须互相依存。但是，就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纠葛来看，在某些领域似乎又是水火不相容的。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好像两个关系不和的买卖人，虽然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在交易的背后是冷冰冰的关系。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将长期保持冰冷合作的局面。
走出历史的困境，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两国人民的积极努力。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学会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开展竞争。
冯昭奎：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如果形成“政治关系冷淡”的长期化，政治上缺乏互信的深刻化，那么，中日间既有的“利益交汇点”（例如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的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界的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很可能得不到充分利用；有的“利益交汇点”还可能转化为“利益冲突点”（例如在保证能源供应及运输线的安全方面、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本来可能开展相互协调与合作，结果却陷入相互争夺与排斥）；既有的“利益冲突点”（例如海上岛屿和海域的主权争端）则可能孕育引发实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既有的“利益交汇点”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于两国人民；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的冲突，进而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共同开发）。
当前可以说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正处在十字路口，对此两国外交应该抱有一种紧迫感，不应对当前两国关系中“政冷”局面听之任之，应该牢牢把握“和则两利”的大方向，通过保证两国之“和”来为两国、两国人民追求更大的利益。
（以上讨论者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文中日本人士的日文发言由王屏、陈建军翻译。本报对中日各界人士及人民网网友踊跃参与此次讨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的进一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