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化」（modernization ）在日本称为「近代化」，这是以欧美为主轴的历史观，于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在美国展开。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指，一个国家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达成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有大幅度的改进，以至于演变到政治民主的阶段。现在即依世界霸权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来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过程，一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跟利用中国资金和资源有何关系。
一、中国资助「大日本帝国」的兴起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近代国家」（modern state），称为「大日本帝国」，新政府模仿欧美的近代产业，推行「殖产兴业」措施，并采取「富国强兵」政策，而在军事、矿山、铁路、通信等方面实行官营，并设立缫丝、纺织等官营模范工厂等，而略有工业化的雏型。
然而，日本具有规模的「殖产兴业」其实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正式开始。之前日本因资金短缺，成效有限。即使日本政府有英明的计划，并借重西洋的技术，还是需要充足的资金与广大的市场配合，才能使日本的工业发轫。马关条约中国的巨额赔款，以及自此而后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加上日本经营殖民地台湾、朝鲜等的榨取，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甲午战争的赔款２亿３, ０００万两（３, ０００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日币为３亿６, ４５１万圆。日本在１８９４年发动甲午战争时的国家预算只不过是９, ０００万日圆，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预算的四年分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钜大资金来源。日本对此赔款资金，除了半数充当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之外，又多方面利用为发展实业，充实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费，以及台湾新殖民地的经营费用。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创兴，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配合军需工业，从赔款项目下拨出５８万日圆经费设立的; 其原料的铁矿也是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在芦沟桥事变后的１９３８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GHQ ）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超越美国钢铁业界，至二十世纪末的１９９７年中国钢铁制造业才赶上来。
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日俄战争期间，有８５％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赖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国赔款的资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资的情况下，完成其「殖产兴业」计画。
第二、中国的赔款也使得日本确立金本位制，而顺利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１８７０年左右，英、美、法等经济先进国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黄金作为国际间商品及资金的计算标准，而不再以白银为货币准备金。这时候的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还仍然采用银本位制，随时冒着银价波动的汇兑风险。日本要求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英国伦敦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 偿付，利用此钜额黄金为准备金，于１８９７年公布货币法，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了亚洲国家使用银币的限制，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上，可与西方先进国家直接竞争。这是日本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走向国际化社会的划时代里程碑。
第三、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关税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对外贸易直线上升。马关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货物限于５％的关税，且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缴纳进口税，所制造的货物则豁免内地税。相对的，日本修改其关税定率，对工业制品及农产品，均课以２０％以上的高税率，中日两国在关税不平等的条件下，贸易竞争的胜负立见高下。
自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以丝、棉、茶三者为主要出口商品，迄１９２０年为止，丝仍是其最主的要输出品。日本于１８９１年首次将棉输往中国，而马关条约后的１８９７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赖此项商品。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正以丝、棉、茶为其累积资本的主要商品，但因关税与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中国陷于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处境。
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成长与外贸出口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如果与同时期的美、英、德等国的国民总支出结构作比较，则日本的出口与海外所得，从７％成长到接近２０％，而美、英、德等国极少超过五％。在世界的六大洲，这时期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也是占最大的百分比，从十九世纪末的大约２０％，持续上升到１９３０～３４年的４９. ７％。这说明日本挟其工业发展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双重优势，使亚洲各国居于相对的劣势，不断的遭受日本经济力的浸透。甲午战争之前到之后，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从１８９０～９４年的２８. ９％跃升到１８９５～９９年的３９. ２％( 同表四) ，即为一明显例证。
第四、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日本工业化后，产业人口变动，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转业成劳工，造成粮食短缺，此时往往需要仰赖粮食进口，法国和德国工业化后也曾出现如此现象，因而减缓资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粮情况更形严重，维新以来米与糖二项的进口，即占进口总额的１０％以上。日本所以能顺利解决工业化后的粮食问题，全靠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外地米」的进口，而节省外汇。台湾产蔗糖从１８９６年起很长一段时间均占农作物生产的９５％以上，台湾产食米在芦沟桥事变前后的１９３５～３８年达５０％以上，均输往日本，遂形成「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台湾对日本供应农产品的依赖关系。
殖民地另外还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当工业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粮食减产时，粮价随之上涨，此又带动工资上涨及减少生产能力。但是日本从台湾和朝鲜输入廉价的米粮，平抑物价、稳定工资，而能加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供应粮食，可以抑低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累积资本与扩充工业，而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利器。
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税为主，在战前１０年平均约占税收的６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开征专卖税、消费税，使税收转移为间接税。战后１０年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目，平均约占税收的５５％。战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税收约６, ５００万日圆、战后１０年每年平均１亿２, ４００百万日圆，税收的成长几达一倍。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单单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消费税，每年就有４, ５００万日圆的税收贡献。经营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党政治的契机。订立马关条约之后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领的自由党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的藩阀政府合作，因为日本有钜额赔款而同意政府扩张军备。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党与进步党合组为宪政党，成立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即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内阁」。日本政治史上，藩阀与政党的斗争始告一段落。其后，藩阀的伊藤博文也组织立宪政友会，使藩阀转向政党化了。这一切转变，如果没有外来赔款的庞大资金，日本是否能顺利进入政党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怀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钜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２万２千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４亿５, ０００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４亿５千万人，等于是每人赔１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３, ４７９万两，比俄国（１亿３, ０３７万两）、德国（９, ００７万两）、法国（７, ０８７万两）、英国（５, ０６２万两）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五次，共４亿３, ４８８万日圆，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四次共６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以及临时公债１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总共举债１３亿１, ３５４万日圆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
第八、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 包括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的战费，共达７, ５５９亿日圆( 如依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１７０兆日圆以上) 。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简称联银、总行在北京) 和「中央储备银行」( 总行在南京) 所发行的通货支出。前者与朝鲜银行、后者与横滨正金银行有「互相寄存」的关系。
依１９８７年始出刊的『朝鲜银行史』的记录，其筹措战费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所要支出的战费，由日本银行经朝鲜银行东京支店，送款至朝鲜银行的华北分店。朝鲜银行即将此金额记入于本行内联银的存款户头，同时也将同额的存款记入于联银内的朝鲜银行户头。于是朝鲜银行即应日军的要求，从联银的自行户头提取联银券，交给日军购买军需。随着战火扩大，在联银的朝鲜银行存款不断的被提取，但是朝鲜银行里的联银存款，则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当初由日本银行汇入朝鲜银行的日币战费款项，因为购买了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而支出，钱完全回流到日本国库。结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国库支出，而以增发傀儡政权的联银券来筹措战费。如此的筹措战费，在战争终了时华北的通货膨胀，几达日本国内的一百三十倍。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关东军参谋部在「满洲事变」之前，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财务金融工作人员，在事前即潜入侦探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一旦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这些金融工作人员便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瞬时间接收而改换日方银行招牌。并以代金要求蒙疆农民种植鸦片，从此察哈尔产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鸦片收益为４, ３８２万日圆，而到１９４５年时，鸦片收益超过４亿２, ０００万日圆。依江口圭一的『日中鸦片战争』，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３亿两，而１９４４年鸦片利润达３亿元。
另外，日本为遂行其「大东亚战争」，也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
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４０亿元，伪钞在当地流通的金额约２５亿元。中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法币发行额为１４亿８,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８年２３亿１,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９年４２亿９, ０００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的国民政府战费只有１０亿至１５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７亿元而已，合计不过１７亿至２２亿元。依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导：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１９３８年是２４亿元，３９年２８亿５, ０００万元，战费为每年年１８亿元或２４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国战费。
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以旧法币交换率之半额接受军票，交付旧法币。伪钞２５亿元的旧法币可以筹借庞大战争所需物质，这可以从军需资材的量，作战所利用的物质量加以推测。依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日本特务机关「松机关」的仓库所存物资的明细表与估价表，可以窥见当时存有银货币、银块、印刷用墨水、镍、棉丝等，总额达１８２亿７, ０９３万元。
可见日本如果没有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军需资源支持，怎么能够与资源丰富的美国打上四年的战争呢？
二、战后中国也资助日本
战后日本复兴的轨迹，一般都归因于１９４５─５２年的美军占领改革，以及「美援」对日本复苏的功劳。在盟军总司令部( ＧＨＱ) 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促成日本往非军事化与民主化发展，使日本不再变成美国的威胁。改革措施包括：解散军队、停止军需生产、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对军国主义者驱逐公职、政教分离、解散财阀使之解体、改革农地等。特别在民主化方面，采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开放妇女参政权、教育民主化与自由主义化，鼓励劳工组织等政策。从此，日本的政治往民主化、社会往多元化迈进。
当时，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领导者，也采取「经济立国」路线，将战后日本最大的课题，设定为如何重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亦即，对内恢复国民的生活水准，对外活泼的参加国际经济活动，为其施政的最高目标。
日本在战败后，由于是在美军的占领下，只好依赖着美国，加入美国支配下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 ，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默默地追求经济利益。
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由美国主导，一方面往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往贸易与资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国际合作的具体表现为布列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以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即世界银行、ＩＢＲＤ) 为枢纽。日本得美国的支持，于韩战期间的１９５２年加入ＩＭＦ与ＩＢＲＤ。当时日本的外汇不稳，但是日本从ＩＭＦ获得信用贷款，也从ＩＢＲＤ借得必要的资金，于是新设火力发电设备、开发北海道、建设爱知用水、建设钢铁生产设备等，皆利用此国际金融组织的协助。
至于贸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议」( ＧＡＴＴ) ，虽然有大英国协的反对，但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于１９５３年获得暂定加入，１９５５年正式加入。日本因为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得外援而充实基础建设，才能促使经济高度成长，而进入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初除了「美援」外，中国资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放弃赔偿不用说，战后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资金流到日本去。据溥杰的妻子「爱亲觉罗浩」( 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 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 「满洲国的金块( 约４亿日圆) ，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派遣日军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由卡车加载驱逐舰，９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金块三吨交给何应钦将军。然而其余的金块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再说，日本保守党政治的枢轴自由党，其战后的创党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动产所资助。这些钻石和白金又是如何运送的呢？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 「在终战８月１５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 最高干部之一) 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 海军中佐) 。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说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还变成日本政党组成的资金。」
除了中国大陆的资金援助外，战后的台湾也以某种形式的资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的回忆录『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运送了大量的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因飞机满载纸币，同行的作者还要坐卧在纸币上。此纸币是由日本银行印刷，算是从日本银行本行运送到台湾分行，支付给在台湾的日本官吏，薪水预付到翌年３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３月为止的退休金。日方以专机运送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并且得到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许可。日方在战后运送大量纸币给日本官吏，自然加剧了台湾的通货膨胀，而成为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变」的原因之一。
美国以及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偏袒日本，并不止如此。１９５０年９月，美国经由盟总的安排，要求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贸易协议」，规定中华民国自日本进口肥料及其它工业产品，并出口米、糖及其它农产品。此协议经由每年的更新，使中华民国政府在１９５０─６５年的１５年间不得不将肥料进口税固定于５％，这是所有进口项目中税率最低者。这等于是重新树立殖民地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关系。本来在台湾的政府是以肥料工业与纺织工业为重要策略工业，因肥料工业的发展受到日方压迫，台湾只好利用美国推销其剩余农产品的棉花，而往棉纺织业方面发展。
总之，战后日本奇迹似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完全归于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国等亚洲其它国家在冥冥中也等于以另类的隐形方式用资金挹注了日本。
三、结论
大英帝国的「现代化」，即产业革命以及自由、民主、人权是建立在巨大的殖民帝国之上的。换言之，英国的富庶繁荣与印度等殖民地的贫穷萧条，有某种的相互关系。同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和「现代化」也是奠基于杀戳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淋淋的记录上。美国的民主主义，肇始于向西部拓荒，此充满乐观主义而信仰自由与平等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 ，也是跟电影上所常看到的惨杀印第安人而夺取西部未开发的广大土地的精神一致。美国等到１８９０年在国内拓荒的边境(frontier)消灭以后，即将其美洲大陆不许欧洲各国干预，美国亦不干预欧洲各国搞殖民地竞争的门罗主义，扩大解释为一种向海外进军的「帝国主义」。
日本是亚洲各国中，最后搭上「帝国主义」列车的唯一国家，「大日本帝国」的幅员曾经扩大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以至太平洋岛屿的每个地方，亚洲的资财、市场、人力等，资助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才能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靠美国的庇荫以及「以邻为壑」的策略，创造「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奇迹。
然而，１９９０年代之后，以美苏为主轴的国际冷战结束，二次大战后日本依靠美国庇护谋求经济利益的好景已经不再。在美国倡导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下，市场经济扩大到全世界，进行国际化的生产，于是资金、人员、技术等生产因素超越国界移动。
中国大陆自１９７９年与美国建交，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后，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资金和技术，逐渐变成世界的工厂，不断地扩大国际贸易，累积外汇存底。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８年间，吸引外资约３, ２００亿美元，即每年平均吸引外资４００亿美元，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资金，不是像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赔款掠夺，也不是如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战败前后从中国偷运资金到日本，而是光明正大地以优秀而丰富的劳力，广大的内需市场，诱导欧美各国、日本甚至台湾的厂商去投资。从１９７９年以来的２２年间，中国积极实践「改革开放」政策，达成每年平均国内总生产（GDP ）增加率达９. ６％的高成长。现在中国的ＧＤＰ为１兆１, ６００亿美元，居世界的第六位，每人ＧＤＰ约８００美元。如果以购买力评价基准来算，中国的ＧＤＰ达６兆美元，为世界第二位，超过了日本，而每人ＧＤＰ则达３,０００～４, ０００美元了。中国的「现代化」不用日本式侵略或偷运方式来掠夺资金，可以成为２１世纪和平经济建设的典范。
摘自《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 作者是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