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考-918爱国网

    最近浏览文学杂志，读到了季羡林先生1999年在北大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段话：
    “我们正在迎接新的世纪，依我看，下个世纪与本世纪不同的，是人类都要具有世界眼光，做一个世界人。我们要问自己：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
    这段话也适用于我们对中国外交，尤其是本文考察对象--中日关系的新思考。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要求我们看待内政外交各个问题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角度及一段历史；美国独霸的局面，亚太合作的呼声，日本经济徘徊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保守化和“中国威胁论”，要求我们从自身的外交利益来重新审视对日政策；中国新的20年发展战略更加要求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周边环境，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自信，对日本了解的加深，也对调整和发展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来国内陆续发表了一些呼吁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论文，笔者认为他们的分析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超越了仅仅从双边关系、尤其是只从历史的延长去看问题的角度；二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从为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考虑的责任感去对中日关系进行新思考。笔者也从这两个基本立足点出发，尝试在重新回顾20世纪中日两国关系历程的基础上，就如何定位21世纪的中日关系，如何促进其发展，作一些新的探讨。本文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举办的国际讨论会撰写，在当前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中，对原文作了改写后发表，以求抛砖引玉。

    一、再论历史问题。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韩等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重新把握和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使之纳入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二、再析日本的对华观和日本社会现状。

    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不幸的。毛主席、周总理历来强调，侵略战争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者挑起的，在军国主义的愚弄和诱导下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现在中国国内有人称日本为侵略民族，生性残酷，这不符合实情,也有悖于中国对日政策追求与大多数日本人民和平友好的道义原则。对一个民族简单地贴上标签，这是过去帝国主义列强惯用的手法。笔者认为任何时候都应坚持区分一小撮和大多数的思路，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争取广大日本人民支持中日友好的精神利器。
    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江户时代(16到19世纪)，日本国内就确曾有人鼓吹过染指、鲸吞大陆，但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简单地串联起来，得出日本历来有“狼子野心”的结论。非分之想，中国周边其他国家也有过，关键还是看行动。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中国还有敬畏之心，其后日本搞过21条(1915年)、承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9)、阻碍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但它完全形成军国主义体制、走向狂妄、失去理智主要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历史观来说，今后仍然很难宽恕日本军国主义的首恶。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对华关系的另一条粗线。20世纪初，日本各界对孙中山领导的反封建革命给予了很大支持，民国革命可以说日本是一大发源地。直到20年代末，军国主义势力在上升，但其政界、财界的护法和平势力仍有很大影响。30年代以后，日共、部分政财学界人士为反战、反侵略进行了不顾牺牲的斗争 (包括在延安和重庆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人士)。1945年到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有近万名在华日本人(包括旧军人和侨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天津的革命历史纪念碑上还刻着他们的英名。50年代以后，不少议员、财界人士、学者和新闻记者冲破美国和日本政府的阻挠，为中日交流和建交起了可贵的桥梁作用。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广大日本人民也并不完全拥护军国主义和侵略别国的主张，当局组织“满蒙开拓团”，几十万日本贫民来到中国东北，也主要是生活所迫，并轻信了军国主义的宣传。而二战以后，广大日本人民对战争进行了反省，支持和维护了“富国轻军备”的和平发展路线。
    谈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我认为有五大因素构成了阻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屏障。第一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即使今后有修改，基本内容仍然不会大动)，第二是文官统治机制的建立，第三是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绝不会容忍出现另一个对手），第四是日本国民的反战和平主义倾向，第五是周边国家的崛起以及新的国际潮流。日本国内部分势力仍在美化侵略，加上其巨大的产业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军力，对此不少国家仍有担心，但从大局来看，二战以后的日本还是被半强制半自愿地走上了和平道路。江主席98年底访日之际，首次在正式会谈中对战后日本的这段历史予以了正面评价。至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技术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但尚不具备单独侵略别国的能力，并有着缺乏资源和战略纵深的致命弱点。日本军事力量只有在配合美军时才成为中国的威胁。
    今天的日本确实还有一股右翼保守势力在否定侵略、美化战争并污蔑中国，但从战后5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中日建交30年的历史看，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主张与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民占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右派声音叫得响，但人数上是一小部分。广大日本人民实际上并没有被右派拉过去，在拥护和平宪法、反战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的，不过平时说得不多。我们应该对西方社会里“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现象有更多的认识。日本的教科书问题、特别是部分右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一直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成为判断日本是否走向右倾的一个指标。但2001年春季各公立中学在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教科书时，98%以上的学校拒绝采用右派悉心编制辑的课本。随着《拉贝日记》等历史证言的出版，一位原属右翼的议员也私下告诉我，他不再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日本大报「朝日新闻」的一位社论委员对我说，与今天的欧洲相比，不能说日本的右翼势力特别强。日本政界没有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的公然打出右派主张的政党，很少有国会议员敢说民族排外的言论，右翼团体的总体力量也越来越弱，目前只能纠集起来发动一些行动挑起事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已很难有70年代以前那样渗透到全国各地的组织了。

    三、再析平等关系的基础所在。

    世界历史上，一个强国和另一个弱国之间没有过真正的平等和长期的和平相处。清末民初，不仅日本，连欧洲小国比利时等也想在中国分一杯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力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而日本则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巨大反差，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时代，会导致强国凌弱，弱国受辱。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变得普遍看不起中国，一则由于军国主义者的宣传，二则还是中国确实落后。这种落后不仅表现为经济凋零，社会混乱，教育荒废，民不聊生，还包括政治腐败，一盘散沙，毫无斗志，甚至不少人卖国求荣。所以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记录片电影放映中国人看着同胞被杀而无动于衷时，深受刺激，认识到最重要的不是改善国民的体质而是唤起国民的精神。1915年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21条的大部分要求；1931年918事变，仅1万关东军就逼迫30万国军退入关内。这些事实强化了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软弱地位。
    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在走向觉醒。1919年的五四运动首次扬起了民族的头颅，1937年以后的全民抗战开始振兴中华。我们都学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5位英雄为了掩护群众退到山顶，在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以后义无返顾地舍生跳崖。站在另一山顶上的国人看到了接着的一幕:日军士兵登上山顶后立了一块写上“支那勇士跳崖之处”的石碑，在碑前鞠了躬。八路军正是以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越战越勇，从小到大，二战后还以此精神战胜了物质装备上远为强大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重新确立则是在抗美援朝时浴血奋战击退美军之后。文革内乱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时机，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使国力快速上升，真正开始使中国人获得了世界的尊敬。“威胁论”也好，“崩溃论”也好，反映出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各国的巨大关注。
    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真正力量之源。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也要发展外交，在外交上不骄傲、不恃强凌弱，进一步展示一种对世界负责的姿态和能够感染世界的精神。对日关系，也应该建立在一种自信、谦虚、平等、负责的新的精神状态上。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问题只有在中国进一步全面发展、中日之间真正平等相互信赖的时候才能完全超越。

    立足于100年来中日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现实，笔者认为应该从新的战略高度重新把握中日关系，并适时予以推进。美国对中国可能成为其唯一挑战者的戒备正在加深，而地区各国寻求合作、共同发展的呼声日益迫切，如何负起大国的责任、树起和平的旗帜，是今后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要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上升，地位相对下降的邻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中国现已提出了争取到2020年国民经济再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珍惜和平的国际环境。搞好中日友好，促进两国全面合作，是符合这一战略利益的，从某个意义上说，对中国更加重要。
    据此，笔者对如何改善和促进中日关系有以下六点思考：

    一,在历史问题上寻求建立“可控机制”，使中日关系从相互认知的阶段尽快进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目前各种舆论调查显示，中日经济、文化、人员交流全面扩大，但互相之间的感情则在恶化，各种磨擦有上升的势头。这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和思维方式的民族，1972年以后由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走到了一起，双方政治家以“友好”为号召寻求对各自有利的外交、经济利益。应该说双方当时并没有真正的相互了解，而是在口号下小心翼翼地掩饰了分歧。
    两个民族2000年来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沟通，这30年可能是第一次。由于对双方差异缺乏心理准备，所以在遇到各种问题时双方国民都受到不小的冲击，甚至产生反感。一小部分日本右派的言论以及部分日本政府领导人缺乏长远眼光的做法确实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不打不相识”。两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确认彼此之间的不同和差异，是两国人民走向互相尊重和真正携手的必经之路，迫切需要的是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尽快使两国关系由相互认知的阶段进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与中越关系、日韩关系相比，中日关系还有更难处理的深层心理因素。中日两国既有各自颇为自负的大国意识(中国历来认为自己是政治、文化大国，日本则认为自己是经济大国)，同时又有互为担心、防范的心态。日本历来从心底里害怕中国，连自由派学者也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回过头来压制乃至报复日本。而中国则因为近代以来屡遭外敌侵略，至今经济仍然落后，担心日本庞大的经济技术力量转为扩张工具。自尊心与自卑感交织的复杂心理同时存在，使得各自都容易根据对方的一些举动，断章取义地得出偏颇的判断并作出夸大的反应。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双方经济差距日益扩大之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比中国的对日政策更有自信，因此当时两国间的正面冲突并不多。整个90年代，是日本经济下降而丧失自信、中国开始高速增长但尚未恢复自信的交叉点，所以矛盾冲突最多。近两年中国开始有了真正的自信，而日本则相反。看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只要中国今后更加有自信，能够冷静妥善地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我想双方的磨擦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
    中日两国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日本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有一种易受情绪波动左右的女性思维倾向，而中国则有一种根据几十年前的经验作出现实判断的老年性思维倾向。因此，对于同一件事，日本在国内经济好和不好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而中国则往往沿袭近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形成的观念来看今天的日本。
    在解剖了阻碍中日双方互相认知的问题所在之后，我们应该对症下药，首先做到相互尊重，并加深了解, 求同存异，同时调整心态，不过高估计也不过低看轻对方。在此基础上，使中日关系尽快进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在历史问题上，笔者建议建立某种“可控机制”，具体地说，可以做以下几点：
    1、双方对历史问题的争端持冷静态度，不要感情用事，媒体也要有所自制。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争论等“悬案”，可以让两国有代表性的学者作共同研究（总的来说这种共同研究对于双方了解那段历史，没有坏处。如果最后结论是大屠杀人数20万、25万或４０万、５０万，都无法改变大屠杀的性质，对中国的道义性也没有什么损失），并呼吁双方政界和其他各界在共同研究其间不要就该问题作没有结果的争论和不负责任的发言，如果有人那样做，可以被看做是故意破坏中日关系。
    2、全面扩大两国之间的交往，做大“甜饼”，降低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比重。最近20多年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就是历史问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缩小、双方关系的“甜饼”越做越大的过程。应该让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大。
    3，在历史问题争执发生的时候，不使之影响双方的正常交往。韩国新总统卢武铉当选后表示，他不会赞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也不希望历史问题影响正常的交往，因为双方有好多事情需要磋商、合作。中日之间也一样，历史问题上可以继续批判和争论，政府领导人之间则可以像5月31日双方领导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见面那样，逐渐恢复往来？当然，国内的老百姓在历史问题上的情绪仍然很强烈，该问题依然很“敏感”，需要双方努力找出解决办法。但在有了自信和远大的志向以后，是否也要象周恩来、胡耀邦时期那样对国内的这种情绪作一些适当的引导?
    为了尽快使两国之间真正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双方还需要作出以下几点努力：
    １、不要过分担心被对方看不起和被对方“欺骗”“愚弄”，也不必争一日之长，非得占上风；
    2、出现矛盾发生磨擦时，注意不使小事变大，不意气用事，不公开吵架，力争私下协商、互谅互让地解决；
    3、在对方有困难时予以帮助，对对方没有认识到的问题、缺点诚心诚意地予以指出，而不是居高临下，寻求回报；
    4、在各自的对外政策、外交行动上加强协商和配合，不互相拆台。

    二，建立新的、更加有效的对话协商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建立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机制，促成两国关系的功能化、制度化。

    一位在经合组织(OECD)总部工作的日本外交官对笔者谈到:为什么战后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打过仗？他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了OECD这样的组织。该组织包括几百个小组,专门讨论发达国家之间涉及各个领域的广泛问题，这样大事可以化为小事，把感情对立转化为实际可以操作的问题，或者未雨绸缪地寻找回避磨擦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主要受对苏外交战略的制约，当时条件下也许“求同存异”、“政治决断”“高瞻远瞩”可以成为解决双方之间各种问题的主要思路。但是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双方国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对话剧增，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形成，仅抱有“友好”的意愿、用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不够的了。面对已在发生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的矛盾、磨擦和对立，需要建立一种功能性的机制，把各自的怨气释放掉。在小的问题上寻求妥协，在大的问题上由双方政治家去处理。处理不了的挂起来，留待今后乃至下一代去解决。
    10多年来的中日之间，实际上已经在不断的争吵、磨擦中建立起一些解决问题和防止问题升级的机制。例如在经过渔业磨擦后签订了渔业协定；在东海大陆架争执过程中建立起了行动规则；在发生蔬菜贸易战之后，有关政府部门设立了预警式的协商机制；在涉及两国的国际犯罪问题上，两国警方也开始了合作；双方的军事交流也已初步开始。
    但是现有的协商交流机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还不够，在好多已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问题的领域没有建立对话机制；遇到问题往往陷于就事论事、互述立场、互相指责的循环。如果双方关系能有几百条网络互相联系在一起，拥有多层次的协商解决机制，两国之间就可能吵不起来，感情对立也可能大大缓解。
    为此，笔者建议:
    1、在双方政府从处级到局级的各个层次上尽快建立对应的协商机制，同时恢复80年代两国间的部长级年度全面对话；
    2、就一些重大的分歧和对立以及今后可能激化的问题，建立专题小组进行研究，寻找解决或妥协的办法；
    3、对已有的一些对话机制进行改组和调整，使之不仅成为表述本国立场的场合，而且成为共同分析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解决办法的新的建设性渠道。
    4、应扩大半官半民的第2渠道和多种民间对话渠道。

    三, 进一步加强经济交流，促进建立多国间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圈，厚植“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2002年，中日贸易总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世界上达到或超过该水准的只有另外四对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以及法国和德国（中美之间按美方统计超过1500亿但按中方统计不到1000亿）。从这四对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看，经济合作达到这一水准以后，两国关系必然发生一种质的变化，以经济为纽带带动其他领域的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中日间的这种经济共存关系，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日本也有利。现在需要的是让双方国民真正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只有共存共荣这条唯一的双赢道路。当然，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产品大量进入日本市场，在一段时间里会对日本社会心理带来较大的冲击，我们不仅要批驳右翼借此鼓吹“中国威胁”的谬论，也要考虑到岛国日本受到外来冲击时心理反应比别国更大这一特点，学习60到80年代日本在追赶美国时所做的一些缓解对方心理冲击的办法和经验。
要维护中日经济关系这一纽带，双方应该有几个纪念碑式的经济合作项目，例如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道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这里不是说不顾经济、技术考虑硬要采用日本方式。事实上在轨道方式上，日本新干线作为大量输送人员的运载工具技术成熟、安全系数高、适合中国国情。笔者主张的是在确认日本方式确有所长之后还要从战略角度予以推进。现在中国自己开发的“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要投入运行，可能还有大量技术需要引进，另外还有资金问题。今后以国产化为方向，在合作对象上以选择日本为主，这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都是有利的。此外，还可借鉴50年代欧洲煤钢联营的模式，探讨两国共同开发东海石油、中日韩三国共同铺设从中亚到上海的输油管、共建石油储备等可能性。
面向未来，中日两国不仅要双方有利，还要考虑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尽到两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其具体方向就是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最终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圈乃至欧盟式的地区经济共同体。日本迄今未能走出经济困境，导致其在FTA问题上缺乏柔软性、前瞻性，在农业开放等问题上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目前中日两国马上谈FTA可能不太现实，可以先由中国和日本分别与东南亚、韩国谈起来、做起来，让韩国做中日FTA的桥梁，最后中日两国再走到一起。但在平行推进时，中日之间也应加强协商和配合。农业问题是日本能否推进FTA的关键，对此，中方应提出能使日方相信既能确保较高的粮食自给水平又有其他好处的双赢建议。一旦中日两国的，或包括中日在内的多国的FTA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在朝鲜半岛等地区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发展东亚互信与政治安全合作。在两岸之间达成协议的前提下，使台湾也进入这一机制。

　　不管出于什么背景和用意，日本历来对台湾问题特别关心，并一直担心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不过近来认为台湾海峡必打的论调在日本有所减少。由于两岸经济人员交流迅猛发展，台湾经济产业已经到了离不开大陆的地步；而且大陆方面越来越充满自信并更加宽容地对待台湾内部的各种动向，一些日本学者和政治家私下承认，“两岸之间的胜负几已决出，真搞台独已不大可能”。
    但与此同时，中日双方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忧。一是因为北朝鲜经济凭其自身力量很难有起色，经济难民会更加增多，而对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又很难指望；二是因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乘压倒伊拉克之余威可能加强高压政策，而平壤则以攻为守、走以开发核武器、远程导弹的险棋讨价还价，对抗的风险在增加。半岛局势的紧张、动荡对中日(以及韩国)都不利，只有美国可以从中渔利。而日本在去年9月17日小泉首相访问平壤获得极大的外交成果以后却只顾所谓“绑架”问题，因小失大。现在想重建与平壤渠道却使不上劲，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又不是现任理事国。中日双方在使北朝鲜经济软着陆、防止朝鲜半岛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避免美朝对立和地区紧张进一步加剧等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韩国抛在一边)。中国应该支持日本过去就主张的“六方会谈”(南北朝鲜加上中美俄日)，以及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加日韩的7方会谈机制。这样做有几个好处：援助北朝鲜，最终需要日本提供资金；中国有些难以对当事国直接说的话可以转引外界的声音；可以此作为促进中日关系的一个契机。从朝鲜半岛问题的合作开始，如果能够进而扩大到建立起东北亚各国间的信赖合作机制，既显示了中国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责任感和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对霸权主义在该地区的行为也是一种牵制。
    对于台湾想要参加东北亚机制的要求，只要中国在该问题上占有主导地位，就不必过于担心和拒绝。大陆对台湾的地位问题态度很明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而台湾加入地区安全机制的前提是两岸之间达成协议，对此别的国家也能理解。国际上如果进一步认同大陆方面的主张，这将对“台独”起越来越大的遏制作用。

    五,为两国年轻一代建立共同的“亚洲人”意识创造宽松的环境与条件。学者和媒体应该更加认识到“促进”而不是“促退”的责任。

    中日两国(以及韩国等)年轻一代对彼此的相互意识在普遍发生急遽变化。许多中国年青人不再像40岁以上的中老年对日本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憎恶和担心，对日本的文化和技术感到欣赏但不会自卑。而日本的年轻一代也普遍没有老一代的那种对中国的傲视，认识到要与中国平等友好相处。中日韩（包括台湾香港）之间尤其在电影、音乐、小说、电视、服饰、食品等广义的文化方面，近年来正在形成一种三家争鸣又互为影响、融和、促进的局面。
相对而言，日本对中韩等国的文化影响有一日之长，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日本以其东方文化的底蕴在吸收欧美文化的基础上开了东亚现代文化之先河，使中韩等国有了借鉴和后来居上的基础和目标。这几年，中国在传统文化的厚实基础上开放性地接纳、消化世界的先进文化，正迎头赶上。在日本，反华舆论确有上升之势，但经济界蜂拥来到中国，说明部分舆论并不代表日本社会的整个趋向。中国文化也正在以较快的势头进入日本，在年青人中间掀起一股中国热。日本各大学学汉语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留学中国的日本人仅次于留学美国的人数。中国电影、小说都在日本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去年日本各家时尚杂志都推出了上海专辑。去年日本前往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减少，唯有去上海的增加了二成以上，其中最多的是年轻女士。这种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交流趋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将进一步扩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两国超越历史、真正地携手起来，可能要等到现在的年轻一代成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势力时才会成为现实。当然，年轻一代民族意识更强，也有可能加深对立，但是随着两国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牢固，世界更加一体化，哪怕有一些不客观甚至恶意的煽动，大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顺应这一新的趋势，两国应为年轻一代的交流、沟通多提供宽松的环境，双方的舆论都应该对两国关系的正面部分(这实际上占着大部分)多作报导；对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多予促进，包括为日本中学生、高中生来华研修(日本规定初高中学生要到国外作研修一次以上)提供更多的方便。

    六,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建立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新的基础。

    据说李登辉对每个前来与他见面的日本人都要反复强调“台湾如何与大陆不同”，而一个著名的反华亲台学者也给他出点子∶“为了争取日本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还要多强调台湾和日本有着关于民主自由的相同价值观，而大陆中国则是异质的存在”。现在日台双方的一部分人的确已在这么做，并产生一定效果。
   在经济改革和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今天的中国社会进步、思想开放、国民意识急遽变化；在建设“政治文明”的口号下，政治改革正在大胆而又有条不紊地展开，深圳参考香港等的治理模式，开始了举世瞩目的“行政三分制”的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长处与特色的同时，中国也认识到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包括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反恐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使中国与日本、美国等拥有了更多的共同课题。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中日之间（以及中美、中韩等之间）提出培育共同价值观的口号，作为两国面向未来的新的基础。以争取更多日本国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使之融汇到支持中日友好的潮流中来。
    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首先包括一些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中国也能接受的内容，如环境、法治、人权、民主、反恐、反战等等。我相信，这些共同点今后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应该把中方正在编辑有关人权的教科书、青藏高原上的自愿环保者等新闻及时传播给日美等国的国民。
    其次，共同价值观还应该包括中日(以及韩国等)共享的东方文明。韩国和新加坡20年前在探索不同于西方、拉美的发展模式时，曾提出过“东方儒家文明圈”的概念。日本国内历来对东方哲学深有研究，连一些右派也常提到不同于欧美的东方思想。东方文明中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想至少包括天人合一、中庸、协调、自省、德治等许多内容。东方文明不仅可以成为中日韩等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乃至“东亚的欧盟”的思想文化动力，还可以弥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强权政治的偏颇，共同为世界文明的融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