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为中国劳工利益奔走 回首刘宝辰的艰辛之路        2009年10月23日，日本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筹)代表抗日战争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360名劳工，与曾经掳役迫害他们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这是在近4万名中国劳工中，继“花冈事件和解”后第二个取得“和解”成果的案例，“也是实现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首个和解案例”。                                               刘宝辰（右一）从1988年开始就参与到赴日劳工索赔及调研中（来源：青岛早报）         欣慰          2009年12月20日，上午，济南市阳光商务大酒店一楼会议厅。         一幅红底黄字的大型条幅惹人注目：西松安野友好基金劳工补偿金首次发放仪式。这里，将见证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         发放仪式从9时一直进行到12时，漫长的三个小时，但没有人会觉得煎熬。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等待了60多年，大部分人已经耗尽了一生的生命。         很难说，这是一个喜庆的气氛。         发放仪式的主持人大声地念着一个个中国劳工的名字。当5名中国受害劳工邵义诚、张信鸿、郑继彪、周贯一、杨济雷从日本代理律师内田雅敏手中接过2280万日元的汇票信封时，全场无不动容。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劳工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         当场，首批38名劳工或劳工家属每人领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60万日元(合45366元人民币)的汇款单，名曰“补偿金”。一张轻薄的汇款单，记录的却是一段沉甸甸的、让人不忍回忆的历史。         从接过信封的劳工或劳工家属的脸上，看不出拿到钱后的喜悦。他们脸上肆意横流的泪水，在告诉着人们，这个迟迟到来的补偿抑或赔偿，让他们等得太久太久。六个十年啊，不知有多少幸存劳工在岁月的消磨中，在追讨公道的期待中逝去。而为数不多、健在的幸存者，也多为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有谁能再等得起呢？         刘宝辰教授，坐在台下，默默地注视着台上的一切，眼中闪烁的是欣慰和些许释然。         这位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负责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导师作为该案件的调查人和与日本“支援会”的联络人，参与了从调查到最终解决这一案件的全过程。         从前期调查到正式和解，起诉“西松建设案”前后经历了18年。         而这18年，也是刘宝辰孤独前行的18年。           因由         刘宝辰踏上这条路，可谓机缘巧合。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河北大学任教的刘宝辰刚被评上讲师，正在寻找研究课题，拟选研究方向为地方史。正在抉择的时候，一个人闯入了刘宝辰的视野。正是这个人，将刘宝辰引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王敏是前定州武装部部长。退休后，王敏想写回忆录，苦于无人执笔。因与刘宝辰在上世纪60年代相识，他找到刘，希望刘能帮他完成这个夙愿。刘宝辰当时痛快地应允了，可他不知道，从此以后，他的学术道路和生活轨迹将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原来，王敏是1944年至1945年被强掳到日本劳役的近1000名“花冈”中国劳工之一。他们被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从事超强度的苦役。由于中国劳工们不堪忍受饥饿及日本监工们的残酷虐待和迫害，于1945年6月30日深夜奋起暴动后集体逃跑，但遭日本宪警的围堵和镇压，当场死亡113人。史称“花冈暴动”，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而王敏就是当年组织暴动的骨干之一。         通过王敏，通过“花冈暴动”，刘宝辰教授才知道，原来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战场”不仅在国内，在日本本土竟然也存在。而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悲壮的角色。         这段历史，学历史出身的刘宝辰竟然也闻所未闻。模糊的历史断面激发了刘宝辰莫大的兴趣，他决定了解并走进这段历史。         “花冈暴动”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强掳中国劳工的冰山一角，随着调查的深入，刘宝辰已经不自觉地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鉴于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力显著不足，故要求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随即，日本外务省及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移入中国劳工的具体计划……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三家联手将近4万名中国男劳力强掳至日本国内135个作业场所，被35家大企业奴役。           苦行          1990年8月1日，旅日爱国华侨林伯耀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到保定，同刘宝辰会面。“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否对调查幸存劳工感兴趣’，第二句话就是‘能否组织、带领学生对花冈暴动幸存劳工进行全面寻找’”，对当初与林伯耀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内容，即便过去了将近20年，刘宝辰依然记得一清二楚。         调查“花冈暴动”幸存劳工，就像一扇门，将刘宝辰引入了一个从未听闻过的历史，也带给他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1992年，在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和川原洋子等日本友人的支援下，在家人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刘宝辰开始对安野西松建设劳工现状展开调查。         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是35家强掳中国劳工的大企业之一。1944年7月，日军荷枪实弹，把在中国抓捕的360名青壮年男劳动力押运至日本广岛“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为西松建设开山挖掘输水山洞，强制劳动至战争结束。在此期间，中国劳工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和疾病致使中国劳工皮包骨头，工地上倒毙或事故时有发生，直接导致死亡者29人，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生残疾者至少5人。         调查的艰辛与繁琐令人不堪回首。         日本友人或林伯耀先生提供的劳工名单，基本上只有三个信息：姓名、年龄、籍贯。资料简单有限，按图索骥，犹如大海捞针。         即使如此，很多劳工登记的姓名与其真实姓名也不一致，不是当初登记有误、就是后来更改，甚至有的籍贯也是错误的。“被抓的劳工里面有不少伪军，当初登记时不敢报真名，瞎编了一个名字；或者有的人被抓时正在姥姥家打工，登记时的地址就是姥姥家的，我们按此地址找过去根本就没这个人，谁也不知道”，刘宝辰说，为了核实到位，真是磨破嘴皮子，走烂鞋底子。         靠着仅有的线索，刘宝辰夫妇和他的学生们，剥茧抽丝，硬是凭着一张嘴和一副脚底板，将那些隐姓埋名的幸存劳工从历史的角落里找了出来。从1992年至1996年，刘宝辰夫妇和他的学生们，足迹遍及京、津、冀、鲁、豫、晋，以及包头、大连等地，深入到边远的乡村、社会最底层，大海捞针般地找寻到健在的幸存劳工69人，遗属百余户。一路行来，辛苦自不待言。         从事调查，更多时候，只是花费在路上和时间上的辛苦。这些辛苦，凭借坚强的毅力还是可以坚持和忍受的。即使，在调查“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期间，1993年夏天的车祸，险些剥夺了刘宝辰教授的生命，他也从未动摇或怀疑过自己脚下的路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         最难抵挡的是刻薄的人心。         上世纪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下海挣钱是当时中国的独特景观。可是刘宝辰却选择了“上山”、“下乡”，去深山、边远乡村寻找被历史遗忘的劳工。刘宝辰的举动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人们自然会产生各种联想：刘宝辰到底为了啥？甚至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刘宝辰正在挣劳工的钱！         起初，刘宝辰耳朵里听不下这样刺耳的话，总会涨着通红的脸与人家争辩。但他后来发现，争辩根本没有用，人家根本不信。再后来，刘宝辰干脆选择了沉默，一路前行。         不仅如此，由于刘宝辰频繁与日本人接触，他的行动也开始受到有关方面的“关照”。“那时候咱们国家还是有限度的开放，调查中国劳工问题，支持劳工向日本索赔，在当时可能被认为会影响中日交流，有关方面也担心我会带着要求赔偿的农民进京给国家带来不安定因素”，刘宝辰教授告诉记者，这一点在1992年10月日本天皇访华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方面提前就跟他打好招呼，让他不要去北京。刘宝辰满口答应，因为这是“顾全大局”。         可是，到了日本天皇访华那天，也就是10月23日，出事了。         那天上午，刘宝辰为出书事宜去了一趟出版社，有关部门将电话打到刘宝辰家里，响了半天也无人接听，然后又把电话打到刘宝辰爱人的单位。当时刘宝辰爱人正在上班，一上午就听见同事不断地叫：“王老师，电话，公安局的！”         那个时候，谁被公安局的人找，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三番五次，王老师觉得简直太丢人了，委屈极了。由于她也不知刘宝辰去了哪里，只能保证自己的丈夫没有去北京，但是对方并不相信她的解释，到最后，王老师被逼急了：“我说什么你们也不相信，那他可能是拿着刀到北京杀日本天皇去了吧？！”         到了中午，刘宝辰办完事从外面回来，一进屋，看见的是妻子满脸的泪水，和充满无限委屈的一句“你干什么去了啊？！”在那个时候，刘宝辰感觉到身心备受挫折。即使十六七年过去，刘教授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喉结还是不由自主的抽动。         “那时我已经40多岁了，完整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我自认为做的事是对的，别人暂时不理解，万事开头难，也许搞出成果就认可了，而我能做的就是坚持”。         难过是暂时的，扛着“开夫妻店”的黑锅，顶着重重限制，刘宝辰埋头苦行，一走就是将近20年。           交锋         自1989年“花冈暴动”公诸于世以来，为解决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十几项战后遗留问题，先后有四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即交涉、起诉、和解和设立基金会等。同样，西松建设劳工一案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惯例。刘宝辰教授作为前期调查人和诉讼期间中国劳工顾问，见证了每一个历史时刻。         不能不提的是，帮助、支援中国劳工同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和诉讼的一直都有日本人的身影，正是广岛友好人士川原洋子女士组织发起的“与原子弹受害者交流促进会”和“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给予了中国劳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刘宝辰带领河北大学师生采访幸存者和遗属获取到大量证人的证言和证词后，1993年8月，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两位老人，时隔48年后再登广岛，向西松建设公司(以前的西松组)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承认历史事实，公开道歉；二、追悼死难者，让历史的事实教育并传于后人，设立殉难同胞纪念碑、馆；三、对肉体及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中国劳工给予经济赔偿。         然而，面对中国劳工提出的合理要求，西松建设公司给予蛮横拒绝。以“强抓劳工是国家的行为，从工作、衣服和食品方面，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等借口转嫁责任，回避现实。其后虽经反复交涉，但西松建设公司的不诚实态度没有改变。1997年5月，刘宝辰教授陪同吕学文再次来到日本与西松建设交涉，西松建设公司扬言“根据日中共同声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吕学文等认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无望，遂决定提起诉讼。         根据吕学文等人的意向，在日本广岛立即组成了律师团，律师团于1997年10月访问中国，对幸存者及遗属进行了访问，获得了直观的诉讼材料。          1998年1月16日，吕学文、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起诉书。4月21日，广岛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听取中国劳工方证言，5位原告代表轮番多次赴日出庭举证。         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以“安野案件”的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也于2000年3月7日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刘教授列举了大量证人、证言、证词，揭露西松组迫害劳工的事实真相；重点陈述了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的调查契机、方法、经过、困难和结果，并谴责西松建设回避事实，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诚实态度。刘宝辰在法庭上郑重提出，“希望法庭能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以示世人。         尽管一审原告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广岛地方法院还是于2002年7月判原告败诉。原告团团长、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吕学文悲愤交加，从法庭出来后一病不起，次年含冤辞世。原告方坚决上诉。          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审判长铃木敏之下达二审判决书：“强掳劳工是严重侵犯人权，西松公司强迫他们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这一判决推翻了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之前作出的一审判决，这也是在日本起诉的15个有关劳工的案件中，二审首次胜诉的一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劳工的信心。         在诉讼期间，刘宝辰教授在河北大学以及保定市范围内两度征集签名，署着近十万名中国人名字的签名条幅和签名册，都被刘宝辰带到了日本法庭，呈现在日本民众面前。         但西松建设公司提起上诉后，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为依据，驳回西松中国劳工的诉求。当天，日本最高法院又驳回了“中国山西慰安妇侯巧莲(已故)和郭喜翠诉讼案”等其他四起民间索赔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           和解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判中国劳工败诉，彻底关闭了在日本的诉讼之门，并且否定了西松公司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否定了中国受害人赔偿的请求权，但判决书上的一段“附言”，却也为和解开了一扇窗。         “附言”上写道：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巨大痛苦，且西松公司强迫中国劳工从事强制性劳动，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并且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补偿金。法院希望包括西松公司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判决当日下午15时，在“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等日本市民团体人员陪同下，中国劳工宋继尧、邵义诚以及3名已故中国劳工的家属前往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并向西松建设公司递交一份要求信，希望西松建设公司接受最高法院的事实认定，向他们谢罪和赔偿，同时修建一座劳工纪念碑。         身在当时现场的刘宝辰教授透露了一个历史细节：在进入西松建设公司大门时，西松公司保安人员竭力阻挡，双方在推搡中甚至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         会面虽最终成行，但西松公司方面对中国劳工的正当请求不予理睬。会面以僵局收场，中国劳工悲愤交加。此后两年间，西松公司拒绝交涉，态度蛮横，拒不落实“附言”。直到2009年春，和解才出现了转机。         而这个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天上掉下来的，而非西松公司主动愿意和解。          2009年3月，西松公司政治献金丑闻曝光，西松形象一落千丈，经营很不景气。为改变负面形象，4月13日，西松公司高层通过日本友人表示愿意解决“安野西松劳工”问题。此后，西松和中国劳工双方各自委托代理律师，多次交涉，终在2009年10月23日，达成了“和解协议”。         从1993年开始，安野受害劳工历经17个年头，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但刘宝辰作为一个亲历者和推动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将近20年的艰辛苦争，他深知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来得太晚。         与此同时，和解的消息在国内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被三井公司强掳至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反对的声音认为，此次和解与此前的花冈和解性质一样，因为对方都坚持自己没有法律责任，“日方在认为自己没有法律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         作为中国劳工的“顾问”，作为华工问题研究者，刘宝辰十分清楚，一纸“和解协议”有着不彻底性。他认为，此次和解是在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后两年，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的舆论压力下才想起正视历史事实，是否出于真心反省和谢罪实难断言。因此，此次和解的达成不能对西松公司有过高评价。         不过，对于此次和解的积极意义，刘宝辰教授也十分坚持。他认为，此次和解“坚持了三项基本原则”：承认历史事实、向中国劳工谢罪，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补偿受害者损失，“前二条是政治原则，后一条是经济原则，钱多钱少可以商量，但前二条坚决不能动摇！”         刘教授说，安野案件中的全部劳工已有半数与他取得了联系，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期盼着早日见到成果。然而，现健在的均年事已高，他们抱着希望，带着失望一个接一个含恨辞世。“健在者已由原来的69人减少到19人，既然诉讼大门已经向这些受害者关闭，通过和解，接受日方谢罪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毕竟能让这些老人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公道被讨回”。刘教授认为，和解虽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但在现实情况下，在诉讼大门已经关闭的前提下，和解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那些老人实在等不起了”。         刘教授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一句话，来自于现任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赔偿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难得到了‘公开承认’”。         近20年，刘宝辰一路行来，不胜感慨。他说，和解虽然是一个带有缺憾的结果，但这么多年和日本人打交道，他认为，中国人的收获并不止于此，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中国劳工，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奴役过中国人民。“从这个传统意义上讲，安野和解不单是劳工问题，而是起到了教育广大民众，维护中日和平友好的作用。”刘教授说，向日本人普及历史常识，让更多的日本人认识到历史真相，才是这件事根本意义所在。         刘教授透露，“90年代初，我们在开始调查此事时，来访的日本民间人士和团体络绎不绝，他们很有感触地对我们说，五十几岁以下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日本有迫害中国劳工的事情，更不知道父辈曾到过中国搞过烧杀抢掠。”         “是我们的调查，人证、物证、言证在日本媒体上频繁出现，在日本从国家到地方各种媒体上的不断介绍，才使得日本更多的人知道了劳工这件事情.过去日本许多民众，只知道原子弹对他们的伤害，很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做了什么，更不知道原子弹为什么会落在日本国土上。” （2010年01月27日   来源：中国经济网   编辑：刘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