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历史包袱现在不解何时解

在信浓川和解中，日本律师高桥融、犀川治担任5名中国二战被掳劳工的法律顾问。此前在日本提起的20多起劳工诉讼中，他们所在的日本律师团队也义务援助了其中大多数的诉讼。

5月6日，他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高桥融问自己的同胞：“这个历史包袱，此时不解，何时解？”

西松公司明确谢罪

记者：信浓川和解达成了哪些成果？

高桥融：受害者最强烈的要求是让加害企业承认加害事实及责任，并在此前提下明确谢罪。本次和解中，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了强制劳动的事实及历史责任，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表示谢罪。此外，立足于明确谢罪，作为对受害者的赔偿，他们将支付1.28亿日元解决金，并委托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来管理。日本政府以及其他34家加害企业，连加害事实也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也没有说过一句谢罪的话。从这一点考虑，这个和解具有很大价值。

记者：与之前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相比，这次和解有哪些进步之处？

高桥融：2000年达成的花冈和解，是第一个和解协议。从这一点来说，起了先驱的作用。但律师之间、劳工之间、律师与劳工之间，当时没有取得充分的意见统一。安野和解，是去年12月达成的，也遇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律师起了太多的主导作用，而被掳劳工的意见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这一次，考虑到这些不足，为了不留遗憾和后悔，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向中国劳工征求意见。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记不得来中国多少次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充分尊重多数劳工意愿的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仍有遗憾

记者：谈判有哪些难点？

高桥融：西松公司认为，依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才能进行赔偿，并坚持要写进和解协议；但中国劳工坚决反对这个判决，不愿将其写入。最终，这个条款还是写入了和解协议，但我们在同时签订的确认书上声明，我们并不承认这个判决的效力。

记者：在赔偿金额方面，有什么突破？

犀川治：赔偿金额看上去和安野的一样，但信浓川劳工还在另外两个公司工作过。在将来，我们还可以努力，从另外两个公司拿到更多的赔偿金额。我们最初预想，由日本国家和企业出资，给受害者平均每人2万美元以上赔偿，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记者：赔偿金如何分配？

高桥融：赔偿金的总额为1.28亿日元，在183名被掳劳工之间分配。但是还需要扣除未联系上的受害者的调查费用、祭奠、追悼费用以及运营管理基金的费用。

记者：35家企业中，为什么只有西松公司愿意和解？

高桥融：诉讼大门关上之后，我们和35家企业都进行了接触。最初，我们和三井、三菱公司谈，希望在那里获得突破。三菱有2709名劳工、三井有5517名劳工，是最大的两家。他们开始愿意谈，但后来一直没进展。在这期间，因为贿赂事发，西松建设公司原有的领导下台。为了重塑形象，西松公司决定解决这件事。下一步，我们还要和三菱、三井这些公司谈，推动他们解决。

依据良知做出选择

记者：你为中国劳工义务做事，其他日本人理解你么？

高桥融：如果大家都理解，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做。战争刚结束时，日本政府不让大家反省。最典型的是731部队，他们的事绝对不许公开，所有参与的人都宣过誓。后来，日本政府只强调自己受害，对自己的战争遗留问题避而不谈，很多普通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些事。

记者：遇到过不解么？

高桥融：在日本国内，有人有这种认识，中国已经放弃赔偿了，你们在点火，这样下去，日本怎么受得了。我说，不是这样的，对这样的问题，做一个妥善的解决，是构筑中日友好的基础，也是日本生存的基础。

记者：如果让你对日本人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高桥融：我想问日本人，这些遗留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和日本真的能够友好相处么？这样的历史包袱，今天不解，何时解？

记者：对中国人呢？

高桥融：我想对中国劳工说，大家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来说，能够发出声音的人，还是太少。

犀川治：我只有一句话——只有知道事实，才能够做出选择。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想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曾经有这些事发生，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人，此刻已站在你的面前。你可以依据良知，做出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