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下午六点，记者来到冯锦华的办公室，这里也是“爱国者同盟网”网上签名运动的大后方。始于8月15日的这次签名活动计划在9月中旬以前收集100万个网上签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在齐齐哈尔“8.4”事件中死伤的中国公民，并在9月18日??日本侵华72周年这一天向日本驻北京使馆递交请愿书。 

冯锦华的电话响个不停，网友询问网站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访问网站的人太多，服务器出了问题。冯锦华赶紧联系人抢修。前段时间，他和朋友们同样在网上进行了一次“反对在京沪高速铁路项目中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签名，后来10万人的签名被送到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他们认为那次行动“起到了显著的效果”??8月3日日本派出高官到中国游说，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表达任何倾向性意见。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本应是两国表达友好、改善关系的时候，但“不走运”的是，一系列事件不容回避地出现：《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相继提出引起巨大反响的“对日新思维”论调，使中日关系的讨论骤然成为舆论焦点；“保钓运动”、京沪高速项目、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弹致人死伤等事件陆续发生，民间讨论白热化，论战由网络蔓延到纸媒。 

“你不能说我们是什么‘反日’团体，我们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冯锦华说，“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正义基本上没有得到声张，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让这个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否则这个问题总是被日本方面搪塞。”几年前，在日留学的冯锦华因不满日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在神社前漆上了“该死”两个字，两个多月前他担任了大陆首次民间保钓运动的总联络人，现在他是民间索赔的代表人之一。 

每次日本政府如参拜靖国神社、登钓鱼岛等事件爆发，都会在网络上引发剧烈反应。网络正在成为民间反日的一个重要平台。而据称，目前在中国民间成立的各种反日团体与网站，至少在上千个左右。这些组织大多是一些松散的机构，并没有在政府机构得到确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站负责人说，在网络上以反日为目标的题目最容易受到响应。目前他们正在做的一个关于拒卖日货的签名仅一周就有40万人响应。 

民间力量成长 

种种原因，令十多年前的中日关系中几乎没有大陆民间参与的影子。童增的命运在此期间发生转折。 

1990年，北大法律系毕业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讲述东欧各国向德国重提战争赔款。他突然觉得中国也可以向日本重提索赔，并就此写了一封万言书。结果，不是因为“问题敏感”，就是因为“没听说过民间索赔”，童增的文章一直没被国内媒体刊发。 

1991年，童增将自己的“万言书”作了修改，取名《中国要求日本赔偿刻不容缓》，准备递交两会代表。“当时我算好了时间，两会代表晚上六点半吃饭，七点钟回驻地。中间半个小时他们会出来散步。”童增将自己的文章复印了200份，天天守候在京西宾馆等两会代表的驻地。 

“看了我的文章后，当时就有七八个团提出了提案。”童增说。1992年，贵州省32名代表、安徽省38名代表针对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又分别提出了议案，民间力量迈出了第一步。之后，政府也开始在相关问题上表态。1992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指出，中日之间的一些战后遗留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童增清楚地记得，当时钱其琛提到的问题有：索赔问题、劳工问题、毒气弹问题。而且索赔时间从1894年算起。 

1992年，***访日，正式提出民间索赔。访日期间，国内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的签名超过七八十万，仅他个人收到的信件就达到一万多封。索赔问题在中国“猛醒”。 

但是在当时中日仍以保持友好关系为大局，民间力量的活动空间在很长时间内相当有限。1996年，港、澳、台的一些人士组织了一次民间保钓运动，派一个人带着20万现金来找童增，并租好渔船、联系好电台，希望童增能够从大陆出发，在公海与他们汇合后一起前往钓鱼岛。但是有关部门认为此举太过敏感，童增未能成行。此后大陆民间人士希望从澳门出发前往钓鱼岛，也被阻止。直到1998年，张立昆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出海参与保钓运动的人。他持旅游签证前往香港，再往钓鱼岛。结果保钓船“钓鱼台号”被日本军舰撞沉，张立昆受伤。 

现在，从1990年民间力量参与中日关系算起，已有14年。民间人士不仅在依靠社会认同扩大影响，也一直注意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有政府的考虑，民间有民间的优势。”冯锦华技巧地说，“日本政府经常说自己是在代表民意，我们为什么不打民间牌呢？” 

在一些民间人士看来，今天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明了，6月22日民间保钓人士首次从大陆顺利出海就是一个表现。有消息称，目前中国大陆的民间保钓人士已经向中国政府的旅游部门递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要建立从中国到钓鱼岛的旅游线路。“我们保钓的人就算是坐着快艇冲上了钓鱼岛，那也只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能被国际法承认。”童增说，“但是如果建立了旅游线路，就是开发行为，在国际上可以证明你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日本人如果拦截我们的线路，就会成为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在他的眼里，现在的民间力量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甚至起到“启蒙”和向导的作用。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进来也因为“日本最近自身的行为也比较出格”，童增说。 

谁负“狭隘民族主义”之责 

童增说，如果中国因为民族情绪而放弃引进这项技术，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就是要让日本知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如果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就一定会影响到中日两国的正常交往。” 

2001年，中日两国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全世界能够达到千亿美元规模的贸易伙伴只有5对。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两国之间这种令人羡慕的经济交往的背后，却是两国民间彼此的不信任和冷淡。 

2002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作了一项舆论调查：日本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排在第一位的是“侵华日军”；60.4%的中国民众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调查显示，只有37.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可以信赖的，而在1998年，有此认同的日本人为76%。 

“中国人民对日本没有好感的最主要原因是历史问题。”滨本良一说，这位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同时表示，在日本国内，很多人却认为中国民间的态度来自官方，认定这是政府团结人民的一个策略。 

看到爱国者同盟网站有10万人签名反对中国的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时，滨本非常吃惊:“我没有想到中国人那么不喜欢日本，这只是一个business，我们应该就用business的方式来处理。” 

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现在是日本龙谷大学教授，专门从事日本媒体研究工作，他善意地指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不仅涉及广泛而且非常深入，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目前对日本的研究非常薄弱。“外国人要研究日本，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语言，”卓南生说，“但是日语如果没有几年的学习，是无法掌握的。可惜的是，许多学了日语的中国人到日本以后，往往因为各种原因的限制没有去研究日本，转而在日本研究中国。这样，中国就损失了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在他看来，中国没有深入研究日本，会导致对很多问题看不到本质，出现外行话和肤浅的言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现在大陆民间，特别是在网络上，有很多偏激的对日言论，但是卓南生认为，与日本国内领导人和某些大媒体的主编相比较，今天的中国民间在对日问题上还不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指盲目地排斥外国，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这样。”他认为，“日本首相不顾亚洲各国反对，一再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都东京市的市长石原慎太郎张口闭口‘支那’，日本媒体渲染中国的负面报道，这才是狭隘民族主义。” 

有人曾指出，日本政府对本国人的意见更为在乎。比如每年8月15日，日本靖国神社前满大街都是右翼势力的车辆，右翼社团放着过去的日本军歌，穿着日本军装；而作为制衡力量，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党却日渐式微。在这种“民间力量”的暗示下，小泉纯一郎破天荒地三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很可怜，”卓南生对此评价，“二战中，日本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反省这段历史。” 

“我在日本的时候每天要读6份主流报纸，经常吃不下饭。对中国的很多报道都是夸大其辞，非常不友好。”《中国青年报》驻日本记者孙文清说，“而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讯息都来自于他们。不要说日本人，就是一个经常不回国的中国人天天看这样的报道，恐怕也难对中国产生什么好的印象。” 

最令孙文清震动的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朝鲜人闯入沈阳的日本领事馆事件。事先得知此事的日本媒体拍下了全过程，但在日本国内播出最多的却是中国保安人员制止“闯馆”朝鲜人的镜头，日本的解说是中国保安人员不讲人权，对日本领事馆没有足够的尊重。一些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叫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是应该对中国宣战的。” 

“现在日本一些主流理论家的观点与战前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些人的言论很相似。”在卓南生看来，日本现在正在努力地医治国民的“恐战病、厌战病”，做法之一就是“出口转内销”的舆论造势：尽可能对外宣传日本的“正常国家”论和应淡化历史的观点，并将国外相同的声音“转销”国内。《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就被日本国内媒体“爆炒”，并别有用心地宣称：这篇文章显示中国党报高层人士有了新想法，中国政府随着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会有新姿态。日本最有影响的两家月刊分别加以转载，《文艺春秋》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中央公论》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论有害无益”。 

“这篇文章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一些日本开明人士曾经找过我，”卓南生说，“他们觉得中国政府太没有原则了，很多右翼的人对他们说‘你看，社会主义中国都主张不要纠缠于历史了，你们还搞什么反战？’” 

但在滨本良一看来，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在日本受到欢迎是必然的，“日本很期待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是一种务实、客观、实事求是的观点。”孙文清却觉得马立诚和时殷弘应该出来做个澄清，“至少强调一下，文章表达的仅仅是个人观点。”《凤凰周刊》试图联系时殷弘采访时，时教授礼貌地拒绝了，他说他再不想谈论日本问题了。 

民间力量的困境 

1998年，张立昆准备从香港出海保钓时，他交给好朋友三四万块钱，这是他下岗获得的“安置费”。张立昆对他的朋友说:“如果我牺牲了，你把这笔钱捐给民间的保钓活动。” 

目前国内的民间反日力量还很难成立相关的基金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临时联系、临时组织，并临时筹款的。今年6月，大陆第一批出海“保钓”的15个人一共仅筹到10万元左右经费。 

余锦超是广东省一名中学教师，他个人创办了一家名为“勿忘国耻八年抗战”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教育网站，并获得过教育部门的表彰。但现在他面临困境。“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更新资料”，余锦超说，最开始存放网页的免费空间被关闭，几经奔波后由教育中心提供了空间，却还是不够，一次有3000人点击网站就把服务器点爆了。但余锦超说网站不会去拉广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犹太人追究二战时的德国战犯时，每个企业都会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资助。”童增认为最可能资助民间力量的是民营企业，但是现在中国的民企本身还不成熟，在资助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麻烦。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的童增，已经以私人身分向民间力量提供了几十万元的资助。 

另一件事也令中国民间索赔人士颇为尴尬。“国内法院没有受理过以别国政府为被告案件的先例，我们现在只有在日本的法院控告日本政府。”一位从事民间索赔的人士说。据称，目前中国民间一共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案件20多起，胜诉的只有两起。他表示，如果有一天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做出司法解释，让中国人可以在本国提起诉讼，那么很多人会“松一大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