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年轻一代的历史教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于日本的教育改革非常重视，全面收回并销毁了战时按《教育敕语》精神所编撰的教科书，对日本的教科书实行严格的审查，删除了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内容，使其严格遵循“消灭军国主义要素，改变专制体制，使日本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改革方针。这一教育方针大体上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1947年出版的《学习指导要纲》中明确指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1951年的小学六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日俄战争的描述为:“当时的俄罗斯，沙皇拥有很多军队，到处伸手，在世界各地构成威胁??日本和沙俄干的是同样的勾当，可是日本人民的大多数还以为这是正义战争，在继续进行战斗。不过日本人中也有强烈反对这一战争的人，如幸德秋水、内村鉴三、与谢野晶子等。战争非常残酷，进攻旅顺要塞时，尸体简直堆积如山”。

??日本的这一教育方针正式发生变化是从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之后开始的。美国占领军为了“反共”的需要，一改以前的对日政策，取消了“开除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公职的禁令”，并对进步人士进行镇压。日本首相吉田茂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说:“为再次巩固军备??以令人自豪的历史、地理等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爱国精神。”这里所谓“令人自豪的历史、地理等教育”不言而喻地是指军国主义时代的皇民教育与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虽然吉田的这种狂言遭到议会的惩罚，但是其影响是很大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抽象地反省“战争给人类带来不幸”的同时就开始使用“进出大陆”这样的中性词来表述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

??当然，正义的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历史事实的澄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家永三郎的教科书审判案。

??家永三郎，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日本史专业;1941年辞去史料整理工作，出任中学教师;1946年被文部省聘为当年教科书编辑委员;1947年出版《新日本史》;1949年出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文学院史学系主任;1950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兼任学习院大学教授，负责为皇太子讲授日本历史;1965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家教科书审定制度违反宪法。这一诉讼经过了三次反复，在长达32年的不懈斗争之后，垂垂老矣的家永先生终于得到了“部分胜诉”的终审结果。这一终审结果判定文部省在审定中删除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也判定其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等的记载是合法的。但是，家永三郎最初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违反宪法”的诉讼没有得到认可，判定结果为“审定制度是合法的”。这一日本现代史上影响极大的诉讼结束以后，家永三郎出版了他那本体现审定过程的教科书的修改原稿，建起了一座教科书裁判的丰碑。

??然而，教科书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场官司而结束。日本政府对于历史教育的问题反而因此而更为“注重”。就在家永三郎诉讼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1980年7月，当时的右翼代表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就在内阁会议上说:“现在的教科书太成问题了，缺乏培养爱国的热情。”于是从自民党到社会团体都对当时新审定的教科书进行了围攻。到了1981年审定教科书时，对送审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了修改意见，规定不按规定进行修改的便不能公开出版。这一修改原则就是淡化日本的侵略行为、减轻罪行、使侵略战争正当化。例如将侵略一词改成“进出”;把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将“三光政策”说成是因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军采取的保安措施”;而把“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说成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使“日本蒙受了巨大损失，处于激愤而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等等。这些描述将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说成是为了保护“日本军队的利益”和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使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这样的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无疑只能是使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1986年日本右翼团体组织人马编写的教科书《新编日本史》通过审定并正式出版了。该书对有关侵华战争的事实竭尽了美化、淡化之能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九一八事变”，该书中说:在张学良易帜后，“尽管日本政府再三要求解决堆积如山的各种问题，张学良等不但充耳不闻，相反地修建一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不断爆发有组织的排日事件，形势不断恶化。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再也沉默不下去的部分关东军独自行动炸毁柳条沟(当时为柳条湖)附近铁路。以此为导火线，关东军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半年占领了整个满洲。”

??2.关于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等，该书中说:“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在北京郊外卢沟桥，突然日中两支部队发生冲突。事情发生后，刚成立的近卫内阁采取现场解决不扩大的方针，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是，中国方面的战斗意志与驻守在当地的日军的积极的华北战略严重对立。此后，北京附近非常不稳定。在通州发生了侨居当地的日本人大量被杀害事件（通州事件）。八月在上海发生海军陆战队军官遇难事件，上海附近的形势也急剧恶化，导致发生战斗（第二次上海事变）。”

??3.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则说:“南京攻坚战打得异常激烈，中国说在这期间日军对中国民众进行了大屠杀，要求日方反省。关于这个问题，围绕该大屠杀是否确实有过，在我国还有争论，在学术界尚难得出结论。”

??从上述三点来看，日本政府通过这样的教科书，其目的就是要日本的年轻一代知道日中战争都是因为中国的“排日活动”和“战斗意志”，而日本则是无奈而战的，更有甚者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成是学术界的争论问题。

??这股右派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2001年日本的右翼势力为了继续否定20世纪中叶的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抛出了《新日本史》，进一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该会会长西尾干二以《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是确立常识》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表述了他们的新日本史的理念。他开宗明义地说:“学习历史是不同于用今天的标准来审判和告发过去的错误和不公正的。过去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善恶、特有的幸福。我们在教科书的前言中写道‘不要将历史作为裁判所吧’。”看来高深莫测的史学理论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难道闯到别人家里烧杀抢掠在现代是恶的，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是善的吗？他们在该书的《战争与现代的思考》的专栏中对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如“南京大屠杀”、“平顶山事件”等灭绝人性的罪行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笼统地说是:“日本军在战争中所进攻的地区，对成为俘虏的敌国士兵和民众进行了不适当的杀害和虐待。”而对苏联在中国东北（该书中称为满洲）杀害掠夺日本公民，并强行带走60万日本人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性劳动(其中至少有1/10的人死亡)，对美国轰炸日本及投射原子弹以致死伤无数日本人等则费尽笔墨。他也不曾想过为什么苏联能在中国的领土上杀害那么多的日本公民，也没有想过美国为什么会轰炸日本。此外，书中对纳粹残杀犹太人也费尽了批判之笔墨。他所说的“不要将历史作为审判所”其实是不要审判日本的罪恶而已，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罪恶。

??日本的年轻一代就是在政府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很少知道本国的罪恶历史。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便在任教期间为日本大学生开设了《抗日战争史》。一个学期的课上完之后，以《我所知道的中日战争》为题给同学们布置作业。我就做了这样的老师，课上下来，感受殊深。

??日本年轻一代的侵华战争史观

??在日本，抗日战争被称之为“日中战争”。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有对等战争的意思，混淆了战争的性质。因此，我所开课程的题目还是定为《抗日战争史》。因为是选修课，最初以为不会有多少学生来选的，结果来了将近40名学生，其中还包括理工科的学生。讲义是参照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日本左翼学者的有关中日战争史的书籍及资料编写而成的。开学的第一天，我就问同学为什么要选这门课，很多同学回答说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认识这场战争的，也想知道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至少说明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还有不少人是想了解真实的历史的。

??正如有的同学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我们日本人从小学、中学到高中都学习历史，但是，学校里所教的历史常常与史实不符，日本在很多情况下将有关不好的部分和日本人在他国所做的坏事不写入教科书。”这段话从学生这一侧面完全证实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对青年的历史教育问题。还有一位学生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日本小中学校义务教育中，列举了几个问题之后一定会提到的就是教科书问题。我所学到的就是下面这样的一些情况。‘日本帝国军进入南京’，‘日本帝国军遭到激烈的抗日运动，为了抑制这些运动杀害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这种记叙许多是不能苟同的。首先，‘进入’这一词应该改成‘侵略’，而且‘遭到激烈的抗日运动’这一事实不是进行大量虐杀的原因，而是看不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恶行而产生的。为了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我们有义务通过教育将真实告诉子孙。可是，在日本的教科书中的倾向是，最小限度地触及我国所犯的罪行，而对‘只有我国是惟一的受害于原子弹的国家’等受害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视。”这些都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历史教育理念。

??可是，日本政府的这种“努力”反而使不少学生想了解事实的真相。笔者在上课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感化能力，使学生们了解事实，在课堂上播放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有关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俘并宽大处理遣送回国的电视纪录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同学在其报告中说:“在选这门课以前，我曾经听到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词。但是，具体的内容基本上是不知道的，更何况我在大学入学考试时选择了日本史，因此，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几乎是无知的。所以，在选了这课以后，知道了事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另外，对于课程整体的真实的感想是，非常难以讲授的事通过记载讲义内容的资料、提供地图、告诉参考文献、放映有关录像，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讲授，给我留下了各种深刻的印象。如果不选这门课的话，我想我会在不知日本过去的历史中成长。因此，这门课的时间真是十分珍贵的。”另一位同学更在报告中说:“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去年夏天也去了泰国。泰国没有战争的经验，一次也没有沦为过殖民地（日本也曾侵占过泰国，这也充分说明日本错误的历史教育使年轻人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因此，历史建筑物有泰国独特的文化，非常出色。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下一次我想去中国。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可能是非常严肃的，但还是一定要到南京去的。这不仅是为了通过影像来理解，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也不仅是出于兴趣，而是要在那里学习各种东西。如南京人民对于日本的认识，南京到今天为止的历史，而且有机会的话，就当时的事直接去访问一些人。为了人类不再有第二次残酷的战争，我要认真地认识过去。”

??前面也曾提到过，在日本有不少正义之士，为传授真实的历史而努力着。有一位同学在报告中说:“父亲好像本来就喜欢历史。特别是对近代史有十分明确的见解。我从小就是在‘日本应该像德国那样，承认责任并告诉孩子们战争的罪恶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呢’等语言中成长起来的。另外，父亲还经常说‘日本是战败的，但是不说败战纪念日，而说成是终战纪念日’‘这是想逃避事实’‘明明是侵略，却用合并这样的词’等，这些话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亲的影响，我也很想了解与日中战争有关的历史。但是，学校的教科书中所写的只是为了考试用的一两行文字而已，这样年轻人不能了解战争及日中关系也就是当然的啦。”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出生后不久就回国了。当时，她的爷爷奶奶险些被杀害，是中国人救了他们。因此，这位学生对侵略战争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她说:“谢罪是应该的，事实应该不加美化地告诉后人。但是‘完全无知’的年轻人是不可能谢罪的，也不可能将事实告诉后人。我想对于孩子来说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们思考和调查中日关系。应该开设这样的专题课程。”

??真实的历史能给人以正确的教育，事实是能够胜于雄辩的。有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道:“这门课，不仅从事实的表面、而且能对中国人的想法的更为深层次的理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放映的有关日本战犯的录像。我在这个录像中感受到了最初看到日中战争的照片时的那种冲击。看到在中国做了那样残酷之事的日本兵泪流满面地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场景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最初认为是编出来的。但知道了不是编出来的以后，开始相信这些事情了。而且改造了这些日本兵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中国的民众。把米饭给日本兵吃，而自己却吃杂谷，这种心态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上级的命令也好，这样的做法真的行吗？我相信这才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的非常优秀的地方。而且他们的政策成功了，日本兵们自己认清了罪行，从内心流出了眼泪进行谢罪了。看了这一场面，我感到日本战胜中国的可能是没有的。与此相比，中国在顽强的抗战之后，取得了胜利，并让敌人知道了自己所犯下罪行的深重。知道这一事实的日本人并不多。看了这个录像以后，我想是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的。”这种思想的转变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可见，日本年轻一代的大多数是在日本政府的错误诱导下对这段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旦把事实弄清楚了，他们就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孩子是一张白纸，孩提时代记忆在脑海中的东西很难消除掉。尽管谬误说上100遍也不能变成真理，但是从小形成的错误观念也确实是很难改正过来的。日本的右翼人士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中国等国家之所以对教科书问题采取如此严肃的态度，也是与这个方面有关的。

??中日未来的展望

??为了世世代代的友好，中日两国都设有21世纪委员会，但这不是本质性的，重要的是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在一些学生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实现中日和平友好的一些具体的想法，虽然有一些不太成熟，但反映了他们真诚的思想。

??一位同学在其报告中说:“我认为学习历史，特别是战争历史的学习是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恐怕大多数人都有和我相同的认识，但是现在的教育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一问题。记住了教科书中所写的每一句又能留下些什么呢？而且是隐去了真实的教科书又能让孩子们去思考什么呢？可以说现在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是有必要加以改善的。……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我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为了将来友好的深入发展，也是有必要去探求真实的历史的。”

??另一位同学在文章中说:“我感到这个讲义是在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对于担负着日本未来的我们来说构筑日中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要认识到现在自己能做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想以后能有机会与中国接触的话，一定要作出贡献。最后，我认为这一事实（侵略中国）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一定要知道。而且，仅仅知道还不够，其后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认识这一事实，应该让今后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好。”

??这两段文字代表了大部分有责任心的日本青年的想法。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57个年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第30个年头。在这半个世纪中，中日关系常有反复，可以说是有斗争有发展的。放眼未来，在新的世纪中我们要重视这些像“中归联继承会”那样的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认识，加强两国年轻一代的交流，惟有这样才能真正构筑起新世纪的相互友好协作的中日关系。

??［俞慰刚，日本新泻大学学术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同校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