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午，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国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
在济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
此次和解赔偿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根据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
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此次发放的2280万日元是首批补偿金。王媛/摄

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安野发电站工地屈辱劳作

65年后，受害劳工终获补偿金

20日，在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补偿金”发放仪式上，尹香芝女士泣不成声，她的父亲是受害劳工之一，刚刚去世两个多月。左为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先生。王媛/摄

■日本西松建设总计赔偿2.5亿日元

■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150名

■每人获补偿约合4.5万元人民币

20日上午，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首批38名受害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后，360名安野中国受害劳工中已被找到的其余人员或遗属将陆续领到“补偿金”。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其中每个受害人将获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的费用。此外，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了150名，寻找其他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费用也包含在2.5亿赔偿款中。

20日上午，当5名中国受害劳工邵义诚、张信鸿、郑继彪、周贯一、杨济雷从日本律师内田雅敏手中接过2280万日元的支票时，全场无不动容。一直参与劳工对西松建设索赔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向记者介绍，此次和解赔偿，共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受害中国劳工及其家属维权过程非常艰辛。

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强掳到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在日本监工的任意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和工地上时有发生的事故，致使中国劳工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生残疾至少5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些人得以回到中国，但这段历史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痛苦。

刘宝辰教授说，1992年4月，一些日本友人委托他寻找曾经被强掳到安野的360名受害劳工，1993年，受害劳工开始走上了维权道路。1995年8月，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正式成立，受害劳工开始有组织地向西松建设公司提出索赔，从1998年开始向广岛法院提起诉讼，历经3次诉讼，终于在今年10月23日与西松建设达成和解。

这次发放的“补偿金”是西松建设方面发放的首批“补偿金”，先向38名受害人及其家属发放。明年春节前还将进行第二批受害人“补偿款”的发放，春节后发放第三批，此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发放，而是继续寻找受害劳工，找到一个就发放一个。同时还将在2010年5月15日，在日本安野西松发电站竖立纪念碑，纪念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受害劳工女儿:遗憾父亲没能看到

20日，当尹香芝拿到60万日元的“补偿款”时，她忍不住流下泪来。尹香芝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叫尹秀芝，青岛即墨人，也是西松建设的受害人之一，今年10月7日刚刚去世，去世时92岁，他参与向西松建设索赔诉讼已经10年了。

“我很遗憾我爸爸没能看到这个结果，离结果出来只有几天啊！”尹香芝哽咽着说，那段父亲被掳去的历史，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段悲惨的记忆。“当年我父亲被日本人抓走时，马上就要过年了。”家人熬过那个凄苦的春节，此后面对的就是亲人长时间的杳无音讯、生死未卜，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尹秀芝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相比我父亲在日本受的苦，这些钱真是不值什么，也就是一点安慰吧。”

中国律师董一鸣:没有诉讼就不会有和解

“如果没有此前的一系列索赔诉讼，就不会有现在的和解。”曾十余次赴日参与有关诉讼的众成仁和律师集团律师董一鸣这样说。

董一鸣说，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山东籍劳工有8000人左右，真正参与到对日索赔诉讼中来的只有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提起的诉讼意义重大。

“不能因为和解就否定诉讼，恰恰相反，和解的实现正是说明了诉讼的作用。事实证明诉讼是推动和解的有效手段，如果不是一系列的索赔诉讼，日本的有关企业是不会主动来和解的。”董一鸣说，有的日本企业起初并不承认强掳劳工、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而经过一次次审判，尽管没有判决胜诉，但法庭还是确认了有关历史事实。

日本友人川原洋子:中国劳工史也是日本的历史

现年59岁的川原洋子是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的秘书长，为了支援中国受害劳工向日本企业索赔，她已在中日两国之间奔波了17年。

川原告诉记者，她是日本广岛县人，最初是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受害者，但调查中发现，位于广岛的西松建设安野发电所存在二战末期强掳360名中国劳工的情况。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她开始联系中日两国友人，着手调查“安野案件”。

“劳工的历史虽然是中国的历史，但同时也是日本的历史。我们也想把这段历史弄清楚，告诉我们的后人。”川原说。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和解是目前最可取的办法

刘宝辰在“补偿金”发放仪式上说明情况。王媛/摄

西松安野劳工问题目前以和解的形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作为“安野案件”的调查人和日本“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的联络人，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从1993年就参与了这起华工索赔案，他表示，这次和解有局限性，也有积极的意义。

刘宝辰说，在2007年的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由剥夺了中国的民间索赔权，这是不可接受的；而此次和解中，对方支付的“补偿款”不多，这也是一种无奈和妥协的结果。

“不过，此次和解有积极的一面。”刘宝辰认为，在日本打官司，中国民间已经无法打赢了，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也是要求双方通过和解的办法尽快解决问题。十几年来，“安野案件”中可联系到的健在者已由69人减至19人，“这些老人如今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他们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

刘宝辰指出，此次和解并不是屈辱的和解，而是实现了原告坚持的三项原则:“谢罪”、“立碑”、“补偿”，也实现了360人整体解决的要求，这比打官司要好，因为打官司只能解决5名原告的要求。

“我觉得用和解的办法解决问题是目前最合适和最可取的，因为这样既赢得了尊严，又很务实。”刘宝辰教授说。

作为和解内容的一部分，2010年5月15日将在日本安野建碑纪念这段历史。纪念碑将选在劳工们当年挖山洞的地方，碑文已确定为“安野·中国受难劳工之碑”，两侧将刻上360名受害劳工的姓名。

刘宝辰希望，此次西松和解能对解决中日之间的其他遗留问题起到启迪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