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3日，世界一流建筑企业—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西松组）与“二战”时该企业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360名掳日中国劳工的联谊会代表最终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公司承诺支付2.5亿日元，作为对安野所有360名受害者的和解金，其中包括对360名受害者的补偿费、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建立纪念碑的费用、受害者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费用，以及其他与受害相关的一切费用。
对日索赔有了“结果”，这成为广受关注的事件。“西松和解”，毫不例外地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角度的评论。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次和解是日本民间十数年来的友善举动，感动了曾经蒙受日本巨大伤害的人。
旷日诉讼对受害者不利
达成“和解”当日，即2009年10月23日，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即发表声明，说明同意“和解”的主要理由，大致如下：“接近他们最初的要求，即向中国受害劳工‘公开谢罪’、‘建纪念碑、馆’、‘赔偿损失’的目标”；西松建设积极、主动提出和解，与很多企业与日本政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自1993年交涉以来，很多幸存劳工去世，幸存者部分生活困难，继续拖延对他们不利。
11月23日，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代表和他们的日本律师、民间支援人士和团体在北京召开中日民间座谈会，邀请了其他各国掳日劳工联谊会和有关人士参加。会上，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代表一再明确：“和解”是经过联谊会全体会议审慎讨论，一致同意后，正式达成的。
这一情况如果属实，该和解比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鹿岛建设公司之间达成的和解，明显进步。“花冈和解”公布后，该联谊会代表耿谆立即声明反对，并与一部分受害者拒绝接受至今。
安野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作为当事人的意志，选择接受与对方西松建设的“和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正当权益范畴，是相关讨论不得忽略的前提和基础。
经过1993-1997年与西松建设公司的交涉，1998-2007年日本法院三审诉讼，寻找到的69名安野劳工幸存者中，只剩19人。
受害者仍可向西松索赔
双方的法律代理人在“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中说明：“对接受这次信托结构（作者注：指该和解的和解金的信托系统框架）者，本和解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对于无论如何也不能参加此信托结构者，本和解不具有剥夺该方权利的法律上的效力。”
也就是说，如果安野劳工中有人不能接受“和解”的，仍然可以向西松建设公司，作为其受害者，就个人的正当权益，提出自己个人的要求。
1992-1996年，河北大学历史学者刘宝辰教授受日本安野中国劳工支援人士的委托和经济上的支持，组织师生寻找安野劳工及其家属，到目前为止寻得下落的仅近半数。目前的“西松和解”并未包括这近半数的劳工及其家属对于“和解”的意志。这180名左右的受害者及家属目前当然无法参加“和解”的“信托结构”。根据以上“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的相关内容，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意志，或者选择接受由联谊会代表与西松建设公司达成的“和解”；或者在他们的合法权限范围内，向西松建设公司，就他们被西松建设公司以强掳劳工行为侵犯的权利，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和主张。
在此前提下，西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就全面解决360名安野中国劳工问题与受害者方代表达成和解，应该予以积极的评价。
不得不指出的是，安野360名受害者中，直到现在尚有半数下落不明，这是“和解”面对的最大的条件局限，也是我们自身必须正视的社会现状。战争结束已经60多年，为什么在交通、通信、教育等如此发达的祖国，这些受害者还是下落不明呢？
“西松和解”的和解金中包括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用。这说明，当事双方，在尚无能力确认半数下落不明的受害者意志的前提条件限制下，达成“和解”时，并没有放弃确认半数下落不明劳工对于“和解”的意志。将来，由“和解金”支持的调查，如果发现了下落不明的劳工，同时也将使他们具有可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意志，在他们的合法权限范围内，向西松建设公司，就他们被西松建设公司以强掳劳工行为侵犯的权利，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和主张”。
问题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的调查费用，是否必须来自西松建设公司承诺的和解金。倘若没有这笔“和解金”以及“和解金”支出的调查费用，下落不明的安野劳工是不是就不寻找了，或者不需要寻找了，或者无人去寻找了？
日本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
1944年，强掳中国人去日本当强制劳工，是战时日本为了弥补国内因战争造成的劳力不足，经内阁会议通过决定的国家政策。因此，与此相关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国家，也就是说，应该由国家的权利代表—日本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
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在声明中说，他们同意让步和解，并非认为这次和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有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尽管如此，这次和解仍然可以说向着积极解决问题，推进中日友好迈出了一步，为今后解决类似案件打下了基础。他们真诚希望相关企业和日本政府能以这次和解为契机，作出积极努力，使相关问题和历史责任得到全面妥善的解决。
9月22日，日本新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表明将继承1995年村山富士首相发表的谈话的精神。10月9日，在“西松和解”达成前不久，鸠山总统在与韩国首相李明博的会谈中说：“新政府具有正视历史的勇气。”并且表明为了加强与有关各国的信赖关系，他将认真对待战后补偿问题的处理。
笔者愿意相信，“西松和解”是日本新政府上台后，日本在对待历史责任问题上出现的社会新气象的一个标志。
战后6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日本的战后补偿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勇气”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日本需要各个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的积极协助，使它具有可能克服一旦行动起来后将发生的种种技术上的困难。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历史责任问题的解决，是亚洲走向一体化的政治前提。
1993以来，日本各界和平人士和团体、旅日华侨团体，支援安野中国劳工，与当时在香港建设国际机场的西松建设公司进行交涉。同时支援国内学者调查，寻找安野劳工下落。1997年交涉无果后，他们又支援安野劳工于1997年在广岛提起诉讼。其间，他们以个人钱财购买西松建设的股票，以股东身份与西松建设交涉。2004年，该案在广岛高等法院获得全面胜诉，成为在日本法院进行的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诉讼中，唯一一起在高等法院胜诉的案例。至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此间的无数辛劳，非本文篇幅所能表述。
笔者更愿意相信，“西松和解”与其说是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中国劳工之间的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安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日本“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安野中国劳工心中那岩石般的、任岁月风雨吹打也无法销蚀的仇恨。他们终于感动了他们国家和民族曾经伤害过的人。愿负罪的灵魂重获自由。
作者王选，浙江省政协委员。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