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趋势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新世纪之初，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日本受国家性、国民性影响，在国家战略上一直以追求强权为目标。目前日本国内各个方面情况日益表明，在右翼保守势力的推动下，越来越倾向于走过去的老路。为了国家发展和东亚和平，中国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日本展开积极博弈。
关键词： 强权第一 现实主义 相互依赖 博弈
冷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发展形势迥异。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日本则陷入长期经济低迷，政局动荡，国民自信受到重大打击。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乘机兴起，妄图主导日本国家走向。在地区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去年国内某些学者提出了“对日外交新思维”的观点。主张搁置历史问题，借助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从而为中国崛起创造条件。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呈现“经热政冷”的局面的主要责任在日本。在日本没有彻底反省历史错误的前提下，谈中日合作缺乏信任基础，有悖于中国坚持正义和公理的“和平崛起”的原则。
一 “强权第一”是日本的一贯的国家战略
日本近年来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再一次印证了美国著名日本研究专家肯尼斯?B?派尔对日本外交传统的论断：“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1】
笔者认为，这种外交传统、国家战略是由历史因素形成的，日本的国家性使然，宗教使然，国民性使然。
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中这样描述日本：“与外界隔绝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而的文化可睥睨外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然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内部的结构便建立于如此的基础上。” 【2】基辛格博士很精辟地概括出了日本的国家特性。
日本恶劣的地理环境是军国主义诞生的土壤。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多山少平原，时常发生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而且孤悬海洋，对外交往受到严重阻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生活在日本列岛的日本民族的先民们，不得不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厮杀。这种战争在日本的历史上延绵不绝，极其惨烈。
在长期的战争中，军人赢得了统治地位，日本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人专政的幕藩政体，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军人道德规范??武士道。“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 【3】生存的危机，人口的不断增殖，使得日本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极度渴望大陆，在军国主义统治下，日本一有机会就向亚洲大陆伸出扩张的魔爪。
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除了在北海道分布着数量极少的“虾夷”族外，日本基本上是以大和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弘一宇’，统治全世界。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五世孙，他在人间的使命是，‘征服东方，进行统治’。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日本武士是‘天孙’民族的代表，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凡战死者也都是神，被奉入靖国神社或圣地的护国神社。【4】这就是皇国史观的源头。
军国主义也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 【5】
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对外人和弱者与对本集团内部的人和强者态度截然相反。
日本文化对生命是漠视的，特别是对弱者的生命。作为日本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武士道本身就是一种杀戮的道德传统。武士道表面讲求“义、勇、仁、礼、诚”，注重名誉，讲求忠义。实际上都是为了使武士为主人尽忠。武士极其重视荣誉，失败了会剖腹自杀。胜利的一方，有权力砍下对方的头颅。武士道不讲宽容。对于求饶者，要进行“劈斩”，也就是把人从正面劈为两半。武士道中有：“剑不虚入”的说法，也就是剑一出鞘，必有斩获，方能入鞘，不能杀伤敌人，就要杀伤自己。
日本人在社会内部极其讲究秩序。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他们的文化中，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们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他们顽固地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
所以在明治维新当中，“出于强权的第一的想法，日本铲除了旧体制，从一个文明那里借来了一套新体制。要使国家强大就必须牺牲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念和做法，明治的领袖们是不会像亚洲国家的领袖那样扼腕惋惜的。” 【6】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强大，羽翼还未丰满的日本借侵略琉球、朝鲜、中国而迅速崛起。在崛起中：“强者的第一想法使日本的外交政策非常现实，这种现实主义成为整个现代史中日本外交的最大特点。” 【7】国际舞台上谁势力最大，日本就会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45年后则紧跟美国。
机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不过是手段，强权才是真正的目的。“八弘一宇”的理想不断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西方化与亲西方变成了他们反西方的手段。当实力足够强大，它便开始挑战西方的霸权，谋求更大的强权。这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对外扩张中，日军恶贯满盈，罄竹难书。
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被强制实行民主改革，制定了和平宪法，放弃了战争权，但不彻底，天皇制得以保留，大量右翼保守势力没有被摧毁。日本迅速实现了国家复兴。民族主义、右翼保守势力乘机死灰复燃。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神话时，要求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舆论甚嚣尘上，强权思想又再次展露。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从经济巅峰上跌落下来。经济萧条，政局动荡，日本人自称为“失去的十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政治上混乱、社会动荡时，往往给民族主义提供天赐良机”。【8】“右翼保守势力乘机兴起，掩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利用民众缺乏历史认知和反省，鼓动民众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日本政府政策向右调整。”【9】
右翼保守势力的主张，迎合了日本民众的心态，势力不断膨胀，日本和平人士已经无法与之抗衡。右翼主张实质上是日本追求强权的大国战略的反映，要求甩掉历史包袱，恢复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同时利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
出生在战后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对侵略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共同主张：在政治上冲破宪法束缚，走政治大国道路，不背历史包袱；在经济上主张彻底改革现行结构，引进竞争机制；在外交上姿态强硬，欲与大国平起平坐，对国外批评的逆反心理较强。”【10】由于老一辈政治家开始退出政坛，他们目前已经占据日本政坛主导位置。
目前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已经十分明显。“2003年11月9日，日本众议院大选名单揭晓。日本主要6党围绕参议院小选区300席和比例席180席共480个席位展开激烈角逐。结果如下：自民党获得237席（减10席）；共产党9席（减11席）；社民党6席（减12席）；保守新党4席（减5席）；无党派13席。自民党、公民党、保守新党联合政权取得275个席稳定多数。由于保守新党在大选后并入自民党，三党联合执政框架得以保持。共产党等左翼政党遭受重创，日本政党保守化趋势明显。”【11】
小泉纯一郎是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领军人物，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获得民众高支持率。
小泉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目前日本经济已经表现了复苏迹象。“截至2003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GDP连续7个季度正增长。”【12】 “实质民间消费设备投资全面增长，特别是设备投资连续5个季度增加，出现了民间主导的经济增长态势。”【13】“但是通货紧缩依然严峻，反映物价动向的通货紧缩率依然为-2%左右。2003年的日本居民消费依旧低迷，失业问题继续恶化，财政困境无丝毫好转。”【14】
小泉政府在外交上紧随美国，不断以支援反恐作战为借口，将向海外派兵合法化，从而动摇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基础。2001年，在美国打击塔利班期间，小泉内阁向国会推出《反恐怖活动特别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得以迅速通过。【15】并随即派军舰赶赴印度洋支援美国作战。2003年7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伊拉克重建特别法案》，日本政府公然向尚处于交战状态地区派兵。
向海外派兵，不仅加强了美国同盟，还使和平宪法第九条空洞化。在右翼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目前日本国民支持修宪人数已超过半数”。【16】 “新闻媒体和参政党都设立了宪法调查会。参众两院也于2001年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计划用5年时间对宪法进行广泛，综合的调查研究。并于2005年推出最终报告（从最近的动向看，可能将时间提前到年内）。”【17】而共产党、社民党等护宪势力则不断削弱，修改和平宪法将对日本今后国家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修改了和平宪法，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正式”军事大国。
“自1993年起，日本已连续10余年成为世界第二大防卫费支出国。”【18】“除去战略武器来衡量，日本自卫队综合作战能力，仅次于美俄，与英法不相上下，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匹敌。”【19】据日本媒体透露，到2010年，日本的核料拥有量将达到100吨，除了核电正常消耗外，可剩余62吨。每吨钚可以制造120枚核弹头，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核弹头，使日本成为超级核大国。【20】 “美国国防部宣布从2004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随即宣布把日美两国合作开发的导弹防御系统（TMD）推进到开发和部署阶段。”【21】
二 现实主义：相互依赖与博弈
不可否认，在全球化时代，中日合作显得日益的重要和迫切，前景非常诱人。中日如可以像法德那样实现和解合作，凭借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和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团结绝大多数同为儒家文化成员的东亚各国，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破除安全困境，谋求共同繁荣。
然而法德和解的基础是双方圆满解决了历史问题，主要是德国彻底清算了战争罪行。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下跪谢罪，感动了世界，甚至获得了犹太人的谅解。至今，德国仍然在向被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及其后裔支付战争赔偿，甚至还在全球追捕纳粹余孽。德国的真诚反省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反观日本，在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上，态度暧昧，甚至颐指气使。在台湾问题上，暗地支持分裂势力，双方政要往来频繁。在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中把台海纳入“周边地区”。按日美同盟规定，如台海发生战争，日将随美国协防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俨然摆出一副当然领主的姿态，出动军舰飞机，围堵我保钓船，并虐待我报钓英雄。在另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政府纵容右翼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变相打击和平人士的种种举动，令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寒心。
从日本现在的情况看，它走的仍然是依附强权实现自己强权目标的道路。冷战后它就开始视中国为它的最大威胁，一直没有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举动。在东北亚，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紧紧跟随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同盟，给中国施加了强大的安全压力，并暗中支持台湾分裂势力，牵制中国；在东南亚，与中国展开了积极的争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想排挤减弱中国的影响力；在南亚，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提出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在对俄外交上，使用“金元外交”手段，与中国争夺俄罗斯远东能源资源，并试图在北方四岛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
没有信任作为基础，谈不上合作。期待日本右翼势力良心发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一定程度、某些领域的相互依赖，并不能取代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上的种种竞争和冲突。国家安全是最核心的利益，安全冲突是最根本的冲突。
新自由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中文版的序言直言不讳地指出：“相比欧洲和美洲而言，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因此，东亚图景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更为显著，有时使得接近于符合相互依赖的模式相形见拙。” 【22】
东亚地区一体化趋势初露端倪，但这主要是由非大国的东盟主导的，东亚经济总量最大的日本、中国、韩国还没有在一体化的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这三者的安全关系存在潜在的危机。
在经济领域和其他一些领域，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不能取代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竞争，而且双方的成本??收益会产生不均衡性，依赖性小的那一方可以把相互依赖转化为一种施加权力影响的手段。弱势的一方就由依赖转化为依附。为摆脱依附，弱势的一方会铤而走险，不惜用战争手段摆脱依附。“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是，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在非军事领域内，即使有效地控制了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也难免有遭到军事反击的危险。1940?1941年，美国利用日本的脆弱性，对其实行经济禁运。日本对此进行军事反击，突袭珍珠港和菲律宾。” 【23】
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所谓“雁阵结构”，把自己国内趋于淘汰的工业向亚洲“四小龙”等亚洲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后者再把国内淘汰的工业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通过这种结构，日本始终充当“领头雁”的角色，稳稳当当地获得了亚洲经济霸主地位。通过产业转移而在亚洲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繁荣，但获利最大的仍是日本，它不仅利用了当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而且在亚洲各国和地区进行了资金的增殖，最后很多资金被抽回日本国内或更具经济价值的地方。日本还运用经济手段作为在其他问题上向亚洲国家施压的手段。
日美同盟也存在着潜在危机，一旦日本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恢复，未必会甘心接受美国的领导。一旦日本要求改变现状，谋求更大的利益，就会抛弃美日同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日同盟维护了东亚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相互依赖，因为经济和其他领域合作的深入，而忽视国家安全的建设，不可以只片面强调中日共同利益，而对更重要的双方在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中更加激烈、影响更大的冲突视而不见。国家安全利益始终是最核心的利益。
笔者认为出现在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战中的博弈理论，为分析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所谓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者都依靠理性分析，作出决断，获取利益最大化，结果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或政策。” 【24】
博弈论有三种普遍的形式。“胆小鬼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囚徒困境博弈”，双方合作，利益最大化；双方都不合作，维持利益平衡；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前者丧失利益，后者获得利益。“猎鹿模式博弈”，大家都合作，利益最大化；都不合作利益平衡；只要一方不合作，其余所有方将一无所获。这是多边博弈模式。“胆小鬼”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属于竞争性博弈，“猎鹿”博弈属于合作性博弈。
如果用博弈模式来分析中日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奉行睦邻友好、容忍克制的政策，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一直主张实行咄咄逼人的强硬政策，并不断制造事端、利用“国际合作”机会，孜孜以求实际上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普通国家”地位。中国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利益，在国家安全上，受到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严重威胁。
笔者认为中日安全利益竞争属于胆小鬼博弈。由于中国政府的忍让和克制，失去很多利益，日本右翼势力得以一步一步地加紧实现“普通国家”目标。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我国奉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日本才不断地制造事端，妄图制造既成事实，攫取我领土和资源。因为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我们要坚持立场，有理有节地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是一种囚徒困境，是一种危险的均势。美日韩的压力使得朝鲜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并且把军事力量作为迫使对手改变策略的筹码。在对待朝鲜的态度上，日本比美国更加强硬，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日本维持着居于美国之外的世界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其设定的功能显然不能让人完全相信是处于‘自卫’的目的。反过来，对于这一东邻宿敌所拥有的强大武力，同样加剧了中国、朝鲜等过国的担忧，为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中国和朝鲜也肯定不会放松国防现代化的建设，而中朝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日本加强军事力量、防范和遏制中国和朝鲜的新的借口。”【25】
要摆脱“囚徒困境”就要引进“猎鹿模式”，但要使“猎鹿模式”取得最大成功，所有参与者必须互信，且不会采取与大家不一致的举动。如果有一方背离，因为相对收益的存在，其余的参与者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态度，就会自动回复到“囚徒困境”。东亚一体化进程只有东亚各国、美俄等国都拿出诚意，先建立互信和交流的机制，步步为营才能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日本，但是凭借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发展的态势，还不足以遏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
首先要明确国家安全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贸易和平论”在中日之间行不通。国家安全实力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是由综合国力支撑的。所以我们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迅速实现国家统一，迅速提高综合国力。
第二，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交朋友，要利用东亚和世界的正义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
与美、欧、俄、印等国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增进共同利益，加强双边关系。加强和周边国家合作，保持和平环境，领导东亚一体化进程，使东南亚各国成为我坚定盟友，可以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暂时搁置领土争端。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往来。
在东亚，日本逃避历史责任、恢复“普通国家”的举动是不得人心的。道义站在中国这边，也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合作的一个基点。中国要推进和它们的共同利益，共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
第三，加强中日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影响中日两国的发展。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也要争取中日的同时参与，中国要努力构建一个交流的机制，加强安全对话。团结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对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坚决斗争。在历史问题上要向日本民众宣传历史的真相，争取民意制止双方冲突，破坏右翼保守势力生存的土壤。扩大对日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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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国平，男，1982年生，江苏大丰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地址：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社会发展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