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历史学者刘成“和解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
在理解“西松和解”意义的过程中，记者不仅面临国内的不同观点，还有日本和平运动不同派别的分歧。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从每个派别或个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观点大多数时候都是合理的。
如何将这些纷纭复杂的视角、看法梳理出头绪，并在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2001年出版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给予我们重大启发，该书是新兴科学“和平学”的重要著作，作者安德鲁·瑞格比分析了世界各国（民族）在灾难之后人们的不同做法与效果。是追求正义直至每个历史细节，并对每个细节进行审判，还是让受害者为了多数人的和平而在个人噬心的痛苦中生存？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精确的平衡点？每个（国家）民族会根据自己的传统与智慧作出不同的选择。
如何接受过去？如何展望未来？时代周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内“和平学”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副教授。
时代周报：最近，掳日劳工得到了西松公司的经济赔偿，同时西松公司在和解书中明确表示谢罪，并将建纪念碑。作为研究“和平学”国内不多的专家之一，你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刘成：历史留给一个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痛苦记忆是很难抹去的，日本每年8月6日和9日在关岛和长崎分别举行的原子弹轰炸纪念日活动就是最好的明证。要消除包括日本广岛中国劳工在内的事件留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性的集体记忆，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日本方面作为这段历史的过错一方，理应有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西松和解”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其他国家的和平进程中出现过吗？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刘成：这可能涉及到正义问题。正义被认为是划分社会利益的标准和尺度。在古希腊神话中，特弥斯是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她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剑，双眼被布带蒙着，象征着公正无私和执法如山。惩罚性正义主张，过错方应该付出与其过错（罪行）严重程度相当的代价。但其负面影响在于，它可能使仇恨永久化，制造出新一类的受害者，埋下未来冲突的隐患。恢复性正义不依靠对过错方实施惩罚，而是建立在恢复冲突各方关系的基础上。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存在于受害方、过错方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恢复性正义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受到冲突或不公正影响的每个人的创伤得到愈合。现实社会中，我们习惯于认同惩罚性正义，而忽视了其负面作用和不健康因素，从而压抑了我们对修复性正义的思考和重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斯图亚特·里斯强调，正义的和平最值得关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国家里，与人有关的三个问题，即人权、非暴力和共同的人性实际上是正义和平的同义词。但在实际中，寻求绝对对等的正义，有时是一种不可达到的奢望。对此，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坚决要求为500年殖民主义期间土著居民所遭受的不公正过去讨回一个绝对正义的话，那还有什么和平的希望呢？
时代周报：当然，追求正义的动作过大，会导致新的压制和屠杀，但过于强调和平与安全，可能意味着真相与正义的丧失。如何寻找平衡点？
刘成：著名和平学家约翰·保罗·莱德里奇认为：和平、真相、正义、宽恕是和解的核心要素。和解是上述四方面相结合的过程：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它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和平安幸福。
时代周报：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道路中，你认为有哪些应该值得注意的地方？
刘成：中日关系要遵循“以史为鉴”和“面向未来”的原则，而前者是后者的条件。正义与宽恕是中日和解的两个基本要素，但正义与宽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承认历史的真实性是求同存异的基础。宽恕构成的正是记忆、历史、忘却的共同视域，只有确信过去的罪恶不会再来，相信事情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人们才会从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平息怒火和宽恕对方，并寄希望于未来。和解是一个进程，是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人们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的转换。因此，和解事实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确实，21世纪的中日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突破，作为近邻的政治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前者在积极地向经济大国方向迈进，后者也正朝着政治大国的目标努力，无论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还是有利于区域乃至全球的稳定，中日两国之间的日益接近是非常重要的。中日双方关系的根本改善和现有冲突的化解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双方加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二是争取达到一种整合性的双赢目标；三是采取和平方式并尊重和理解有关各方的利益。只要中日两国以史为鉴、放眼未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和对话，中日关系就一定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