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劳工对日索赔有结果了，84岁的老劳工邵义诚替360名中国劳工争得了约合1886万元人民币的补偿。10月28日晚上10时许，邵义诚结束了赴日之行，返回天津。这是对日索赔十几年来，邵老第一次讨到说法。这十几年来，他有过怎样的曲折经历？当正义一次次被忽略，当维权之路举步维艰的时候，他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昨天，邵老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不接受采访是因为要保密

　　“经过这么多年总算可以说话了”

　　自从2004年7月邵义诚等人对日本的索赔二审胜诉时起，本报即开始追踪报道此事，那也是这起对日索赔事件首次在媒体上披露。这几年，邵老接受的采访并不少，但他从未向任何一家媒体讲过他这些年来的索赔全程。

　　之所以不讲，是因为“要保密”。邵老说，开始时，交涉一直特别艰难，西松建设公司态度强硬甚至蛮横，在日本，中国劳工的索赔不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视角和立场不同，他们担心如果将索赔全程置于媒体的追踪之下，会影响到交涉的进程。

　　此外，早在十几年前，邵老刚刚介入对日索赔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人也有误解。“大爷，大老远的，一个人去日本，别让人把您害了吧。”邵老第一次去日本前，管片民警就曾这样提醒他。

　　“这次回国前，我就跟他们（指那些支持他索赔的日本友人和华侨）说，回国后，肯定有不少媒体采访我。他们说，您就放开说吧，这次我们签完协议了，怎么说都没事了。”邵老笑着说，“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是可以说话了。”

　　出于自我保护登记假地址

　　“河北大学刘教授拉我出山的”

　　1996年6月，邵义诚居住在天津老城西门里谢家胡同8号。当时，他已退休，在津同制衣厂补差做业务员。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与其妻王彦玲登门寻访时，邵义诚正在上班，家中只有邵妻张世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得知刘宝辰正在研究这一问题，便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就是在这次寻找过程中，刘宝辰结识了邵义诚。

　　寻找邵义诚的过程并不顺利。当年，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邵义诚留在日本劳工登记簿上的家庭地址为郭家胡同。而刘宝辰遍查天津老城，也没有这个地址。后来，还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才查到谢家胡同的邵义诚。

　　“转天，刘教授又来了，给我一个调查表，4页半信纸写得满满的，一共19个大问题，好几十个小问题，包括被抓时的细节，一起被押往日本的一共有多少人，工房的样子等，就连当年当劳工时大队长、中队工的名字都问，我知道，这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劳工。你说你是劳工，就去索赔了，凭嘛啊？这就是证据。”邵义诚说。

　　自从索赔有了说法以后，不断有人给邵老打电话，有当年的老劳工，也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受到邵老成功的鼓舞，他们也想讨个说法。

　　八次赴日花费超过16万元

　　“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

　　84岁高龄的邵老头脑格外清楚，他掰着指头讲起每一次去日本的时间和经历。

　　“第一次是1998年1月，我一个人代表五名原告去的广岛地方法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起诉。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跟我一起去的。”作别几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日本，有什么感受？对于这个问题，邵老说：“以前是被日本兵押着去的，这次是被人欢迎着去的，感觉能一样吗？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感觉那些支持对日索赔的日本友人还是挺好的。”

　　“第二次是1999年8月底，去日本法院作证。”

　　“第三次是2002年4月，广岛地方法院开了十几次庭仍然没有结果。我们去要求法院结束审理，早日判决。”

　　“第四次是2004年7月，二审宣判。我们胜诉了。”

　　“第五次是2007年3月，案件三审开庭。我去进行口头辩论。”

　　“第六次是2007年4月，也就是一个月后。三审宣判，我们败诉了。”

　　“第七次是今年8月，我去参加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60周年慰灵活动。”

　　“第八次就是前几天去参加西松建设的和解。”

　　“这些年，为了讨说法，我总共去了八趟日本，每次的花费至少2万元人民币。光这些费用就花了不下16万元了。这些钱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捐助的。”说着，邵老拎出一个大旅行包，取出一沓沓崭新或发黄的文字影印材料。其中有邵老在日本法院出庭陈述的文字稿，有向西松建设抗议的传单，还有作为联系人的刘宝辰寄给他的情况通报。这些情况通报详细记载着对日索赔每一步的艰辛。

　　2004年遭遇索赔最大困难

　　“这些年里哭过一次急过一次”

　　“这些年的维权，什么时候是最艰难的？”记者问。

　　“2004年，我们二审胜诉了。西松建设却要上诉。我们写了一份请求书，求他不要上诉。回来的路上，我哭了。我们这些劳工给他做了那么多年苦工，没给过我们一分工钱。现在，我们来找他要工资来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怎么就那么难呢？法院都判我们赢了，承认了西松建设公司奴役我们的事实，他怎么还上诉呢？”那一次，邵义诚感到莫名的委屈。

　　“对日索赔这件事，很多人都在做，而且每每会因为对方的无礼而义愤填膺，您有没有着过急？”记者再问。

　　“有，也就只有一次。”邵老说，“三审败诉后，通过法律索赔的大门被关死了。我们只得再去和西松建设交涉。但西松建设的经理们都不出面，只派两个保安在门口挡着不让我们进。我当时真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劲，一把把两个保安推开，冲了进去。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和他们拼了。”

　　活着的工友只剩下19个人

　　“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

　　“这次和解成功后，有日本记者问我，胜利了，怎么也看不见您笑呢？他问得对。我的确笑不起来。”邵老说：“我这么大岁数，大老远从天津赶过来，西松建设虽然在安野，离东京多近啊，他们的经理怎么不露个面呢？光派两个律师来，怎么能叫有诚意呢？”

　　西松建设真诚谢罪、建纪念馆。这都是16年来的最大收获。但是“给的钱太少了。我们不满意。”可为什么还要接受呢？

　　邵老这样解释：“对日索赔这么多年了，现在活着的老工友只剩下19个人，接受这个和解，也是为了给这些老兄弟们有个交代，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结果。我们的年纪已经拖不起了。”

　　正义整整晚到了16个年头

　　“我之前已经有人在讨说法了”

　　“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了。”邵老介绍，在刘宝辰找到他之前，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吕学文和孟昭恩，曾多次在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的支持下到广岛，与西松建设谈判，但都无望而归。

　　“跟西松建设的交涉是从1993年开始的，我们这些劳工对日索赔进行了16年，而刘宝辰教授找到我是1996年，我个人参与索赔到今天是13年。”邵老说。

　　因为屡次交涉无果，1998年1月，邵义诚等5名原告代表360名劳工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诉讼进行得特别艰难。一审败诉一个多月后，时任广岛西松劳工联谊会会长的吕学文气病交加去世。那是在2003年。“本来我们定于8月14日在济南开会，商议继续诉讼的事。8月11日，吕学文就去世了，听说是脑子里的病。”历尽沧桑，邵义诚绝口不提伤悲，“我当时想，索赔的人又少了一个，我们接着干吧。”

　　邵义诚并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用平静来表达愤怒，用微笑来表达友好，但他的内心异常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质，使他能够坚持到八旬高龄还继续进行索赔。
　　这几年，因为索赔邵义诚大病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1月30日，因为要去日本参加三审开庭，我自己去办出国手续。早晨7点从北辰区朝春里出发，骑着自行车到公安局换证，又去订机票，然后去国际旅游公司办出国手续，晚上才到家，出了一身的大汗，那天风大。到家我就病了，脑栓塞。”那次的脑栓塞并没有阻止邵义诚去日本出庭，他的口头辩论非常精彩，后来被网友全文传到网上。

　　“第二次是今年4月。我们都去青岛开会，听取和解的好消息。我突然脑出血了。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病根。”两次生病，邵义诚光医药费就花了2万多元。

　　之所以没有放弃，还是因为“舍不得”。“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为了那些故去的以及在世的老兄弟们还是坚持下去吧。这是支持我的唯一信念。”邵义诚说。

　　记者 高立红 实习生 黄萱

　　摄影记者 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