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9 《观察》第55期(2018/03)
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日本货轮BAOSTEEL EMOTION，迫使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向陈家支付积欠了78年的赔偿金29亿日圆，成为海峡两岸媒体竞相报导的大事，而获赔偿的中国船东正是先父陈顺通。
2016年，我有幸读到台湾大学博士生萧明礼发表在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第99期上的《对日求偿顺丰、新太平两轮强征案的历史考察》论文。萧明礼在论文中写道：通过查找在台北、上海等地的详实史料，还原了陈顺通所经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索赔历程。
该论文写道：陈顺通在抗战胜利后便整理了两轮的全部资料，即两轮的船舶情况表、两份租船合同、两轮的船舶国籍证、日商就两轮情况给陈顺通的回函、两轮分别从1937年8月16日、1937年8月1日起，截至1946年10月15日，按国际租船市场不同时期的价格计算出的租金，扣除相关船舶运营费用后，应该支付的租金等，委托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索赔要求：
(1)归还顺丰、新太平两轮或同等级、同吨位的船舶两艘；(2)支付顺丰、新太平两轮截至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约600万美元。两项索赔合计近千万美元。
1947-1949索赔过程
1947年2月15日，先父致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达自己的索赔要求，即使收到的答复未如预期，先父仍然前往南京，表示务必要按其提出的要求向日方索赔。当时国民政府积极配合先父的请求，外交部王世杰部长、叶公超次长多次指示经办人员与日方交涉，办理归还两轮与追讨租金等事宜。
1948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就盟国之间，对日本海外沈船打捞费用僵持不下，提出两种方案。方案一为日本外海之被劫沈船经要求国自行打捞，拖往日本港后，应由日方负责修理重装，并负责该项费用。方案二为盟国被劫之船舶，沉没于日本海外者，其所需打捞修理费用，应就变卖无主劫物所得的价款中，抽出若干成，作为修理费。
1949年11月14日，家父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但顾维钧等人还在锲而不舍地推动对日索赔的事宜，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当我们子女读到这篇论文时，各种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时隔超过一甲子，家父当年提交的证据还在台北，我们也去查阅了这些泛黄的档案。尤其见到家父在文件上的签名时，潸然泪下，瞬间家父在抗战胜利后忙忙碌碌的场景，重新浮现脑海，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该论文中提及「陈家保留足够多的证据是陈家能持续进行对日索赔的原因」，事实上，父亲整理的顺丰、新太平两轮的索赔资料，最终成为东京、上海审理中威船案的关键铁证。
我家怎么保留这些铁证，如何顺利将他们带往香港，又怎么解决东京诉讼所遇到的困难，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
1960-1974索赔过程
1958年，人民政府在得知我家对日索赔之事后，便精心安排，使这些铁证能顺利带到香港。
那年大哥陈甫康因卷入刑案而遭逮捕。在狱中，陈甫康立下要继续向日方索赔两轮等的具结书，希望戴罪立功，并表示先父在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巨款要有人处理，得到「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出狱后，人民政府同意陈甫康接受母亲戴芸香的委托到香港定居，并处理先父遗留下在各地的数百万美元巨款，陈氏家族的这些财产，成为陈家对日诉讼的重要资金保障。
先父在东京的索赔之路始于1960年代初，但到1970年代东京地方裁判所突然要求提供先父陈顺通、母亲戴芸香的亲属关系证明，否则，陈家的诉讼将被驳回。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日方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具这样的证明，便能以此理由驳回陈家的对日索赔之诉。然而，大哥按照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给他的紧急联络方式，在香港联系了交通银行，香港交通银行即可联络上海中国银行，并由上海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亲赴我家，通知胞弟陈乾康「让戴芸香、陈乾康于1971年11月11日到福州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办理证明」。母亲还亲口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向日本反动政府索赔成功，要将她及其他子女的份额汇进国内」。
正是这种安排、支持与帮助，母亲和哥哥的申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多次与当事人的谈话、调查取证等，最终于1972年2月18日出具了(72)沪高法证字第6号我家的亲属关系证明。
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致外交部领事司(72)沪公军审发字第63号函，「本市居民戴芸香拟由其香港的儿子陈洽群（陈甫康）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其父陈顺通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强占后之两艘轮船沉没事」，证明了母亲对陈家轮船的所有权，明确了母亲让其长子办理陈家对日的赔偿之事。
就这样，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刁难没有得逞，保证了陈家的诉讼能顺利进行。但1974年，东京地方裁判所以「时效灭失」判决陈家败诉。
总结以上，中威船案是我家一致对外的结果：先父开启的对日索赔，为陈家之后的索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父提交的证据，最终成为陈氏家族对日索赔的关键证据；先父生前留下的数百万美元遗产，也成为陈氏家族对日索赔的重要资金保障；而母亲与哥哥申请办理的(72)沪高法证字第6号证明书，更保证了陈家的诉讼得以顺利进行。另外，我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中威船案才能在2014年4月执行完毕。
两岸是割不断的
近来，许多媒体纷纷刊登了陈家内部的分家、继承纠纷一事。的确，我家内部对该赔偿款的分割、继承有巨大分歧。罪魁祸首是日方不按时履行两轮的租船合同，两轮从1936年6月、10月分别出租，直至2014年4月在上海海事法院强制执行下，日方才支付赔偿款29亿日圆，历经78年。由于我的父亲及母亲、庶母都已过世，陈甫康又坚持所有赔偿所得都是他的，与母亲、庶母无关，更与弟弟、妹妹们无关，所以才会产生分割、继承的问题。
从以上细节可看出，国民政府与中共在我家对日索赔事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生动地诠释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且，如果没有海峡两岸这30年来多层次的交流互动，不仅台湾保存的大陆同胞相关史料文件还会持续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且也不会有台湾学者关注，更不会有台湾媒体对大陆船东一家向日方索赔成功之后的分割、继承案件的追踪报导。
我愿意借两岸交流30周年的契机，将我家的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发生在普通家庭的事件，又一次表明两岸是割不断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且，两岸既然已在30年前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就应该早日走向统一，避免类似我家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作者陈爱棣系陈顺通之女，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