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它的产生以至失败，内容相当复杂。此处所记是我个人亲身所经历的回忆。为了叙述真实起见，篇中有不少地方用第一人语气写出，觉得比较方便。其他不是亲身经历的事实，请由有关的同志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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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就其产生的动机和参加的分子来说，是“一二八”十?路军淞沪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１９３２年初，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屡获胜利。
以后日本不断增援，十九路军孤军奋斗，在人民抗日的热情和物资支持下，仍能固守阵地。那时孙科辞职离京，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院长，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军总司令。
蒋、汪采取了投降政策，对淞沪的抗战，既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本军来消灭十九路军；而且派出黄埔嫡系军队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到上海监视十九路军，并计划在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准备接防。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的中上级军官，全属黄埔军官学校第一、二、三、四期学生，曾受邓演达教育，其中不少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当时十 九路军需要援兵很急，黄琪翔以第三党负责人的关系，派人策动两师中坚分子自动参加抗战，支援十九路军。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等仍极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与蒋、汪的投降政策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投降派占了上风，由蒋亲自主持，命令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与日本方面谈判停战。十九路军因为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日本军得以在浏河登陆，成了腹背受敌的形势。于是蒋中正下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撤退，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淞沪抗日战争。
自从上海中日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抗日的军事行动一时停止。孙科在上海采纳王昆仑的建议，拟在两广建立抗日根据地，其办法是扩大在广州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半独立的态度以避免日本的干涉，然后进行抗日的准备。孙想约李济深一齐返广州，共同进行，派我到南京征求李的同意。原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结束以后，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曾经私下商谈分向南北两方进行抗战活动，还没有具体办法。我到南京会见了李济深，把孙科的意见向他转达，并请他早日离南京到上海，与孙科一同返广州，共策进行。当时黄绍?也在座。李答复我，对于孙科建立两广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和办法，完全同意；但自淞沪抗日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仍摆在沪宁铁路线，深有被蒋氏消灭的危险，他和陈铭枢正在设法争取把十九路军调离沪宁路，以保安全，现在还不能离开南京。李叫我代他答复孙科，请孙先往广州布置一切，俟十九路军调到安全地带的事件办妥后，他和陈铭枢、黄绍?共同南返。我回到上海囿复了孙科。孙科率领王昆仑等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正拟转赴广州，受到陈济棠的挡驾，逗留香港，感到无聊。蒋中正乘此机会，派人到港游说孙科，以孙任立法院院长为条件，促请孙科重返南京，取消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同时又向孙科左右活动。１９３２年的冬天，孙科离港回到南京，接任了立法院院长，随从诸人均任了立法委员，完全离开了主张抗战的队伍。十九路军调防福建既然成了事实，陈铭枢在事前为了交通部的纠纷事件，辞职游历欧洲。李济深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想把两广、福建联合进行，独自离开南京前往香港，正打算到广州，又受到陈济棠的拒绝，只得留住香港，与李宗仁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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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初，我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由上海回到广州教书。到了７月，陈济棠因为我和邓演达、李济深的关系，企图逮捕我。我得到邹鲁的通知，逃出广州。那时北方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的抗日军事组织和行动，受到南京卖国政府的压制而归于失败。李济深等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筹划，更加迫切。陈铭枢由欧洲东返，李宗仁也从广西出来，都到了香港。陈铭枢曾一度到福建，了解十九路军方面的意见。李宗仁表示，广西方面可以同十九路军合作。我适在这时到达香港。到８月底，李济深派我到上海观察抗日反蒋运动的形势，并与有关各方面联系。
我到上海后，８月３０晚，黄琪翔在家里请客，同席的只有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即刘剑米）和我。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复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公在私，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当时大家估计，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手红军来达成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的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该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舍此之外，别无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最好，但不知十九路军方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问陈铭枢。陈铭枢收到黄琪翔的信以后，函复已早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得积极的结果。于是在福州的蔡廷锴再派陈公培由延平前线进入苏区去至瑞金，初步交换了合作的意见。
１９３３年９月底，我和章伯钧接到李、陈的通知，由上海转往香港。到香港后，始知决定于短期内准备在福州起义，成立反蒋抗日政府，对有关各方面进行联系。李宗仁要求等待广西方面准备妥当，然后发动。１０月中旬，徐名鸿由福建到香港说：军队里面的中下级干部革命情绪异常高涨，不可压抑，催促香港方面从速到闽，领导革命。因此，先派一批筹备人员到福州。我们同船前往的有章伯钧、梅龚彬、程希孟、彭道珍、彭泽湘、郭冠杰、王礼锡、张文、张酉录村、胡秋原、林崇墉等二十余人。到福州后，由蒋光鼐、蔡廷锴安排筹备任务，和原已在福州的陈公培、徐名鸿、黄艮庸、许锡清、钟喜焯、杨建屏等共同担任筹备工作。１１月初旬，各方面代表先后抵达福州的渐渐多起来，筹备也次第就绪。筹备的工作，主要是拟定召集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办法及产生代表名单、起草人民权利宣言、制定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纲要与制定国旗式样等等。陈铭枢先到了福州，李济深、徐谦、陈友仁等也于１９日到达。由是根据商定，于１１月２０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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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于１１月２０日上午９时在福州体育场举行。到会代表计广东：黄琪翔、蔡廷锴、蒋光鼐、许锡清、钟喜焯、李章达、翁照垣、蔡省渊、徐名鸿、张文、何彤、舒宗鎏、曾蹇、丘岛人、黄艮庸、潘光远、卢任侠、麦朝枢、尹翠微等；广西：李济深、朱清等；安徽：徐谦、戴戟、余心清、王亚樵、方范、章伯钧等；福建：刘继屏、何公敢、陈耀琨、林植夫、丘哲、陈碧笙、林崇墉、刘勉己、吴仲禧、葛越溪等；湖南：欧阳予倩、阮淑清、陈伟器、彭岳渔（泽湘）、陈公培等；湖北：梅龚彬、孙华辅、胡秋原、刘剑米等；江苏：罗家骥、许默生、汤西台等；浙江：陈伯璋（即陈公培）、张荔英、殷公武、李吴桢等；江西：程希孟、王礼锡、徐伟等；河北：万灿；北平：关瑞平、鲁秀英；四川：吕玉夫、刘幕冰；山东：王夫；山西：罗汉夫、彭信威等；河南：王咨清；陕西：方天中；甘肃：徐穆；新疆：高素之；西康：龚士奇；云南：尹时中；贵州：谭志贤、彭焱、胡蕴英；黑龙江：祁万钟；吉林：李培中；辽宁：张葆恩、张锡祓；察绥：方振武（姚礻是昌代）；华侨：陈友仁、黄琬、李民欣、董冰如、李天敏；东北：王凤起等，共百余人。来宾有萨镇冰暨民众团体等。９时４０分由总指挥丘国珍宣布开会。全体推举黄琪翔、徐名鸿、戴戟、方振武（姚礻是昌代）、陈耀琨、何公敢、刘剑米、章伯钧、彭岳渔、梅龚彬、李章达、钟喜焯、翁照垣、林植夫、程希孟、关楚璞、余心清等十七人为主席团。复由主席团互推黄琪翔为总主席，由黄致开会词。黄演说后，萨镇冰、李济深、余心清、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姚礻是昌、戴戟、李章达、何公敢、关楚璞、翁照垣、徐谦、陈耀琨、王凤起等相继先后演说。演说毕，由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全文如下：“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中正为灵魂之卖国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痛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深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为求中国自由独立起见，大会一致作如下之基本决议：甲、（一）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二）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三）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
乙、（一）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解放。（二）否认一切帝国主义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三）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一 切森林、矿山、河道、荒地概归国有。（四）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凡有关于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业，概归国营。（五）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肃清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寄生分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分子，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之保护。（六）人民有身体、居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七）人民有武装保卫国家之权利义务。
丙、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
（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卖国政府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自福州发。
宣读毕，即开始讨论提案。议决：
（一）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全国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之代表大会。
（二）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
（三）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
（四）实现农工生产人民之彻底解放。
（五）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彻底的关税自主。
（六）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一 切森林、矿山、河道、荒地概归国有。
（七）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凡有关于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业，概归国营。
（八）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之保护。
（九）人民有身体、居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
（十）人民有武装保卫国家之权利义务。
（十一）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
（十二）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会场一致通过。跟着由安徽、福建两省代表提议建立人民革命政府，请主席团接受。经过主席团会商后，由主席团主席黄琪翔宣称：大会决定无条件接受此项提案。于是把原提案宣读付表决，又一致举手通过。再由翁照垣、丘国珍展开制定的新国旗，形式为上红下蓝二横条组成，中嵌黄色亿角星一颗。跟着举行升旗礼，全场向国旗致敬，礼成。各代表摄影，高呼口号后，即出发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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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大会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的提议后，１１月２０日晚８时，在福州绥靖公署召开主席团会议，到有黄琪翔、徐名鸿、戴戟、方振武（姚礻是昌代表）、何公敢、刘剑米、翁照垣、钟喜焯、梅龚彬、彭岳渔、李章达、程希孟、章伯钧、陈耀琨、关楚璞、余心清、林植夫等十七人。议决：接受人民代表提案，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政府委员人数为十一人；政府名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又推定李济深为主席。定于１１月２２日举行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典礼，政府委员及主席同时宣誓就职。
１１月２２日上午９时，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假福建省政府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政府主席李济深和委员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人同时宣誓就职。全市悬挂新国旗。由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梅龚彬向主席授印，李济深受印，受印后宣读誓词，签字盖章。誓词云：“余等谨接受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付托，誓以至诚努力实现人民权利宣言。谨誓。”誓毕，梅龚彬致训词，来宾殷公武、萨镇冰、沈光汉、谭启秀、丘岛人相继演说；次由李济深答词；陈铭枢、蔡廷锴又相继演说。词毕，呼口号，奏乐，散会。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后，首先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用电报拍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全文云：“全国人民、各机关、各军队及各报馆公鉴：自蒋中正凭借其御用之国民党系统及其祸国残民之武力，背叛革命，攘据政府以来，中华民族趋于危亡，全国人民生计陷于绝境。当‘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即令张学良不加抵抗。十九路军于淞沪作战之际，又绝其后援。使东北三省转归沦丧，驯至一送热河，再送滦东流域，签订塘沽协定，出卖中国北部。近更同意与日本秘密订立经济协定，无异承认满洲伪国，实行降日。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则多方破坏；对西南请缨义军，则多严令制止。蒋氏之卖国行为，国将不国。自蒋中正当政以后，制造内战，酿成天灾，人民因之而死者，何止千百万。其幸而生存者，则欲耕无地，欲工无所；或则虽工虽耕，而仍不得一饱。反动政府对此饥寒交迫之广大群众，不特不加救济，抑且不容其自救。凡主张人民自救者，不目为反动，即指为赤化，罪名一出，剿杀随之，数年来人民被其残杀者不知凡几。穷蒋氏之恶，国将无民。且在蒋中正等统治之下，政治黑暗，官吏贪污，纲纪废驰，骄奢无度。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以此之故，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乃于公历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成立于福州，济深等同时宣誓就职。谨以最大之诚意，向全国宣布其使命：（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
（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以上多端，实为本革命政府之中心任务。决自成立之日起，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实行法治精神，并领导全体公务人员，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以贯彻根本之主张，树立兴国之规范。本革命政府尤愿表示其为和平而奋斗之决心。国民党政府之亡国政策，既扰乱世界之和平，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此亡国残民之政策。希望全国人民及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深切了解本革命政府之使命及保障和平之决心，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与蒋中正御用之国民党卖国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之最高理想。谨此布闻，诸希亮鉴。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中华共和国元年１１月２２日。
对外宣言要点：反对亲日、亲英美政策，认为不适宜；中国真正的权力，必须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最后警告列强，勿与南京政府借款，无论金钱、商品、军器。声明以后，任何该种借款，全盘加以否认。
发表了人民政纲??最低纲领十八条，全文如下：“中国之社会，系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利之政府，并须立即实现如下之最低纲领：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各国重定双方平等互惠之条件。
二、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之企业与文化事业，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者，得制裁没收之。
三、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其他则应分别予以有条件的偿还。
四、实行对外贸易统制。
五、厉行关税自主。
六、开放政权，凡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反革命分子，不赋予政治上之一切权利。
七、中华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得自由联合革命，确认民族自决。
八、确定人民身体、居注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
九、实行普?。
十、废止一切苛捐杂税。
十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森林、矿山、河道完全国有。
十二、银行与交通一切重要企业归国家统制。
十三、以政治力量及国家资本，扶助农民生产科学化。
十四、严禁高利贷。
十五、取缔奸商，人民生活用品由国家专卖。
十六、制定农工法，改良农工生活，并保障扶助农工团体之发展。
十七、厉行教育普及。
十八、实行征兵制，武装民众，并援助民众之反帝及经济斗争。
同时制定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条文如下：第一条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共和国最高权。
第二条人民革命政府统率陆、海、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
第三条人民革命政府有对外宣战、媾和、接受使节及缔结特约之权。
第四条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会议规程另定之。
第五条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主席一人，由委员公推之；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员额有增加之必要时，得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会议议定。
第六条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下列各会、部、院：（一）经济委员会；（二）文化委员会；（三）军事委员会；（四）内政部；（五）外交部；（六）财政部；（七）农工部；（八）最高法院。各会、部、院分别设主席、部长、院长一人，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会议议决推任之；各会、部得设副主席、次长一人，由各该会主席、部长分别提出会议议决任命之。各会、部、院组织大纲另定之。
第七条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 人，由主席提出会议议决任命之。秘书处组织大纲另定之。
第八条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于必要时得设置直属机关。
第九条本大纲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议决并修正之。
根据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中央机关任用了以下各人员：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代冯玉祥），委员蒋光鼐、许锡清、黄琬、钟喜焯、章伯钧、丘哲、杨建屏、董冰如、张子柱、关楚璞等；章伯钧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化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委员梅龚彬、章伯钧（兼）、程希孟、刘剑米、徐名鸿、欧阳予倩、王礼锡、黄艮庸、林植夫、林崇墉、王亚南、夏治中、吴自贤、胡秋原、吕中、陈耀琨等；程希孟兼教育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梅龚彬兼民众训练处主任；胡秋原兼文化宣传处主任；刘叔模为秘书长。
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委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邓世增、徐景唐、沈光汉、毛维寿、谭启秀、区寿年、张炎、李章达等；黄琪翔兼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张文为副主任，舒宗鎏、张酉录村为高级参谋；陈铭枢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兼副主任。
外交部：陈友仁兼任部长。
财政部：蒋光鼐兼任部长，许锡清兼任次长。
最高法院：徐谦兼任院长。
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彭岳渔（泽湘）；秘书：麦朝枢、万灿、詹显哲。
地方制度亦有所改变，将原来福建分为闽海、延平、兴泉、龙汀四省和福州、厦门两特别市，并实行省长、市长制。
一、闽海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
二、延平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
三、兴泉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
四、龙汀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
五、厦门市长黄强。
六、福州市公安局长丘国珍。
军事机构和部队也从新改组，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
一、任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邓世增为副指挥。
二、任沈光汉为第一军军长，李盛宗为副军长；毛维寿为第二军军长，张励为副军长；区寿年为第三军军长，黄固为副军长；张炎为第四军军长；谭启秀为第五军军长；翁照垣为第六军军长；卢兴邦为第十五军军长。
三、任刘占雄为第一师师长，邓志才为六十师师长（第一军辖），庞成为第二师师长，梁世骥为六十一师师长（第二 军辖），张君嵩为第三师师长，云应霖为七十八师师长（第丿军辖），谢琼生为第四师师长，阮宝洪为四十五师师长（第囿军辖），司徒非为第五师师长，赵一肩为第七师师长（第五军辖），洪文德为第六师师长，余承学为第八师师长（第六军辖）。
四、任刘植炎为空军第一大队队长，邓粤铭为第二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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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第一次脱离控制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它的性质，同１９２７年武汉国民政府和１９３１年广州非常会议的反蒋运动有所不同，体现在以下各种事实：第一，与共产党进行合作。
第二，所有国民党党员宣布脱党。
第三，组织有原第三党与其他政治团体分子共同参加的生产人民党。
第四，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和军事各实力派系，除冯玉祥、方振武两方面及其他个别人有联系外，所有当时国民党内各派系和各军事集团均不发生关系，而它们均表示反对。
在那时候，我们曾根据以上的客观形势，估计这一次运动的方向，除了团结内部、集中力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
但应该知道，当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虽然以主席李济深的名义来号召，实际上党、政、军的一切，都是出于陈铭枢的摆布。陈铭枢自己想拿十九路军来做他的政治本钱。另外还有人企图脱离国民党、解散第三党以后，组织生产人民党，自当主席，作为这一次运动的领导核心，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一切都是采取专断的作风，缺乏群众观点。我记得初到福州的时候，有好几个团长以上的朋友问我：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
我把十九路军战败，请求红军停止进攻，才得保存，所以现在必须进行合作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们稍稍明白。可知陈铭枢于发动这一次运动以前，在军队里面没有进行过政治上的解释工作。而他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自己要充当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想把十九路军的实权操在自己手里，因而引起军队里部分将领的反感，结果受了敌人的离间。第丿党在福建地方民众运动中做了工作，有一些基矗陈铭枢迫第三党解散，由生产人民党另派人接收了第三党的民众运动工作，也引起原第三党党员的不满。以上两事，对于内部团结问题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至于和共产党合作，只有个别小节上有所实现，而主要的问题尚待谈判。当中共中央派驻福州的代表到达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有八次，陈所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而蒋介石的陆、海军由东、西、北三路环攻的局面，已经形成。
当时我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协助秘书长彭泽湘处理往来机要文电和会议记录。军事方面如何布置，因为我的任务没有接触，全不知道。大约１２月２７、２８日的光景，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处收到红军一封电报说：蒋军有两个师已经过了江西的黎川，东向闽境推进。彭泽湘把这封电报交给陈铭枢，陈铭枢说：“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
我想当时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
过了三四天，第十五军军长卢兴邦从永安打来一封电报说：蒋军两师，已经进入福建边境光泽、邵武。我把电报向彭泽湘请示办法，彭说：“我和你找陈铭枢去。”我们两人到半野轩见到陈铭枢，把电报给他看。当时李、蒋、蔡和很多人都在此，大家看了电报。许锡清说：“我们还是照原定计划行事吧！”
彭泽湘愕然，问：“什么原定计划？”陈铭枢说出：“今日上午十九路军开会决定，即日向闽南撤退。”彭泽湘愤然说：“这一次各方面代表响应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号召，齐集福州，不是别的而为了参加革命。现在革命政府已经成立了，应该是积极向前推进。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就抛弃了革命群众而要进行撤退，这样完全不是革命者应有的行为，何以对全国各方面热心参加革命的代表和人民群众？”在场各人均不作声，于是陈铭枢问：“现在有什么办法？”彭泽湘说：“我们现在要求坚持革命，一面请中共驻福州代表电江西军领袖调派援兵。”之后，陈铭枢说：“就是这样办。”一面问十九路军副指挥邓世增：“前星期交你的电报拍出了吧？”邓说：“没有。”这是中共代表交来拍给红军领袖请求调派援兵的电报，就在邓世增手上压下了。陈又对彭泽湘说：“请即到中共代表处，求他再发一电报。”彭泽湘当晚即找中共代表，把电报拍出。第二天，秘书处接到中共代表转来红军领袖的电报，内容是：红军已经出动三个军（有番号，忘记了）向光泽、邵武方面两师蒋军衔尾追击，预计一两天可以追上；最好请十九路军派出飞机几架，配合作战，以便迅速消灭敌军。我将电报给彭泽湘看，彭即拉我同到三桥俱乐部找蔡廷锴，把电报给他看。
蔡即打电话给空军大队令派飞机。接电话的人说：新购飞机六架，是黄强经手买的，都没有装置机关枪，不能战斗。蔡对我们大骂黄强，结果没有派出飞机。过几天，秘书处又接到送来电报，内容是：红军出动三个军，分别在清流和沙县已经追上蒋军两师，要求十九路军只派一团人守住闽清，两面夹击，可以把敌人彻底消灭。这一天似乎是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３日。那时十九路军的内部已经起了严重的变化，结果没有派兵。
另外一方面的情况：闽北方面，从１９３４年１月初，蒋军第四师、第十师进攻延平；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进攻古田。这两处都是第五军谭启秀部防守（第五师司徒非部守延平，第七师赵一肩部守古田）。３、４两日有小接触，５日正式开火。
攻古田的蒋军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的高级干部多为第三党党员，黄琪翔等早经与他们有联系，又因在淞沪抗日的时候，两师曾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所以这一次进攻古田，并不认真打仗，由１月初起到１３日止，古田仍屹立不动。当时我遇到由前线指挥作战归来的参谋团主任黄琪翔，他对闽北战事表示非常乐观。哪里晓得当晚就起了剧烈的变化呢。
由于十九路军一部分内变，人民革命政府不能再支持下去。１月１４日下午３、４时之间，由刘植炎、邓粤铭、卢?（传铭）等开出飞机三架分别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载上高空，往南飞翔，在夕阳返照中，一刻间悠然而逝。五十三 天的中华共和国，从此只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当我们在南台盐务稽核所楼上望到三架飞机的形影向南消逝以后，忽然到了蒋机多架，盘旋在上空，大家不禁引起危惧的心情，一齐替他们担忧，一齐为他们祝福，有人还含了一包眼泪。另外一路撤退人员是由陈铭枢率领，步行向闽南转达汕头。其中英勇的革命战士徐名鸿，途中被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爪牙缪培南逮捕枪杀。现在我写到这里，再不能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