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南京的卑劣统治者，现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已危及中国的独立，吾人因全国要求一种为民族独立斗争的新领导之事势所迫，乃宣告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之成立，两年以来，日本之目的昭然于中国人民及文明世界，在十七世纪满洲人以征服与掠夺建立帝国，日本亦图在今日之世界环境中，此环境在政治方面为法国革命所演出之政治概念，又为工业革命与机器时代所产生的经济力量所规定，依样施之于中国，中国不仅仅为远东之一部分，或“大亚细亚”之区域，在经济上及其他方面，中国亦为英美法等国，乃整个文明世界之广大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对于此文明世界，中国亦受各种国际公约之拘束，此公约即九国公约，为英美法及其他签约国保障中国领土独立与完整，当然包括满洲及热河，国际联盟据此盟约英法意及其他会员国，（约订尊重为维持国联所有会员国之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以抵抗外来侵略），凯洛白利安和平公约，此项公约既禁止以战争解决国际争执，或以战争作外交政策之手段，则英美法俄等签约国对于日本在满洲及热河之战事行动，义当认为国际罪犯行为，对于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活动，义当认为实与海上行劫无异。

    中国人民除认定蒋介石为南京政府之真正主脑，应根据上列诸公约，采取积极外交政策而外，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对于日本之侵略厉行切实的抵抗，因以为一个国家被侵略而不抵抗，不仅成为外敌征服之目的物，且其卑屈之不抵抗政策，足以引起并鼓励自身之被征服，然蒋介石与其南京派绝不听从国民此种要求，盖怯弱与纯粹的个人政策，使蒋氏发生恐惧，即唯恐其所据以维持政权，操纵国民党垄断国家与政治机关之武力，一旦对日本作真正的抵抗，必受亏损，因此，蒋氏当日本开始向中国侵略之时，立即接受宋子文的外国倾向之劝告，以为中国应依赖国联，以求满洲事件之圆满解决，蒋宋等诚信国联能解决此问题，迫日本撤兵于南满铁路区域。迨后蒋氏及其抱此希望之外交家，亦觉悟日本侵略中国，蒋氏自身且不愿抵抗，英法不肯与破坏国际盟约之国家备战，至此时，蒋氏乃放弃其国际政策，以个人名义致电日内瓦之中国代表，勿提出国联盟约十六条所规定之经济制裁对付日本，同时又训令声名狼藉之黄郛签定塘沽协定，且依日本之强求，秘密将满洲问题作“无形”的解决。为完成其外交新定向计，蒋介石乃不得不排斥其内亲宋子文。今蒋氏已完全抱定亲日政策，此政策若不加遏制，必将整个中国陷入早已征服朝鲜今又攫取满洲热河之日本侵掠制度中矣，如仍容许蒋介石及其政府继续执政，以实行其背叛国家，出卖民族之政策，则中国人民将为日本之奴隶。假定容许南京之统治阶级出卖中国之人力与广大之富源于日本之统治与管理，不仅中国自身被蒋氏亲日政策所严重威胁，即近代国家之体系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亦将受其危害。此种可能性，并非幻想，且去实现之期不远，盖中国现当局确为一班棍徒，为实现其卑鄙恶劣之政治，不惜与日人作此种勾结。

    吾人攻击此辈亲日政策派，非谓吾人属于第二个集团，即所谓亲美与亲国联派，此派之主要目的，在邀集欧美各国之赞助使其获得权力，及其在中国政府优越之地位，中国固可期望美国及签定九国公约之签约国参与，与国联之各会员国履行条约上之义务，并察觉蒋氏之政策足以妨碍彼等之重要利益，吾人以为亲美派与亲国联派之政策，系建筑于危险原则上，吾人并不损害美国人对吾国之善意，或美国对我之政治态度之好动机，但必须认定亲美亲国联派之客观结果，将陷中国于国际共管制度之下，其为害不亚于蒋介石之亲日政策，盖无疑义，吾人反对此两派互相仇视的危险政策，认定中国真正的权力必须树立于民族基础之上，而此以人民革命政府为工具之新运动的领导权，乃为“中国的”也，吾人依赖广大群众之拥护之力量与工具，改造并重建中国人民之生命，于民族主义之基础上，确守民主自由之最高原则，并在协作的世界结构之内行动，纵使法西斯蒂及其他反动尝试在近代各国政府内重新扶立专制主义，而近代经济的与社会的动力正在产生此种协作的世界。吾人最后声明推翻蒋氏政权，不特为中国独立与救亡所必需，且为全世界军事与经济之利益计，亦为必要，倘日本帝国主义者得蒋氏之协助，得以完全统治中国之富源与人力，则世界大战不可免，而在世界之一部分之日本，其国家之生存，亦岌岌可危，为增进国际之安全，吾人不得不敬告各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