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１９３１年９月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祖国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断送了。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整个华北又陷于国亡无日的危机中。祖国危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１９３５年，北平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联合起来，组织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展开抗日救国活动，参加的有马叙伦、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徐冰、齐燕铭、涂长望、严景耀等进步人士。当时，我和严景耀同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这时我们还未结婚），由于教学工作关系，我们接触频繁。他经常向我宣讲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道理。他的进步思想对我启发很大，影响极深。当时他和燕大进步同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二·九运动前夕，进步同学将游行示威的决定告诉他。景耀又及时转告了我。
１２月９日这一天，古城严寒，北风呼号。黎明，燕大校园沸腾起来了。爱国青年５００余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我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和对日本侵华的义愤，毅然参加了游行。反动当局早已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我们的队伍刚走出校门不远，便遇到前来阻拦的大批警察。我们向领队的警察晓以大义，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路上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以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冲破了沿途反动军警的阻挠，到达西直门。这时城门已经关闭，城墙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代表和军警几经交涉，均未成功。爱国的青年激愤了，他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不许中国人进了。”并立即在城门前召开群众大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们在严寒朔风中坚持宣传达数小时之久。约在上午１１时半，我见学生们滴水未进，便匆匆返回学校，通知学校当局给学生们送饭。我和燕大美籍进步教授夏仁德（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Ｓａｉｌｅｒ）乘坐学校大卡车，把馒头等食物送到西直门，分给学生们吃。有些学生却气得不想吃。我们还劝说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学乘车返校，但绝大多数同学不肯上车。坚持至傍晚时分，参加游行的各校同学始愤愤返校。大家认为我们的队伍虽未能进城，但也伸张了抗日的正气。大家表示：“一定要以声势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反动统治者。”
经过一二·九的英勇斗争，爱国学生的斗志更坚强了。各校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１２月１６日是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又举行了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燕大、清华吸取了一二·九游行示威被阻在城外的教训，分别派先遣队伍在１５日晚就进了城。社会学系爱国青年王龙宝（倪冰）、赵志萱、靳淑娟和新闻学系龚维航（龚澎）以豪迈的气概报名参加了“敢死队”。“敢死队”将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准备首当其冲地抵抗反动当局的一切阻挠和迫害。由燕大、清华等校组成的城外大队，于１２月１６日黎明出发了，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队伍。大队先奔向西直门，城门仍紧闭着。队伍转向阜成门，又被阻拦于城外。队伍再奔西便门南面过火车的铁门，但仍遭阻拦。这时２０００余名学生怒火中烧，决心用自己的血肉躯体冲破铁门，千百双臂膀紧紧地挽在一 起，组成一股钢铁般的巨大力量。在“一、二、三、冲呀”的呼喊声中，千百人一齐向铁门冲去。铁门被撞开了一道缝隙。
这时城墙上的军警慌乱了，他们向学生扔石头，并向空中鸣枪威胁。学生们不畏强暴，用石块进行反击，铁门终于被撞开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学生们蜂拥而进。反动当局对示威游行的爱国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不少人在他们的大刀、水龙、皮鞭下受伤、被捕。一二?一六全市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千百万群众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以后，为了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中共党组织及时指出：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平津学联立即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燕大学生编为第三团第二大队，有５０余人自愿报名参加。大队长原为王汝梅（黄华），不久，王调指挥部，改由陈翰伯担任。１９３６年１月正值天寒地冻，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
南下宣传团出发后，燕京大学教务长陆志韦召集赵紫宸、刘廷芳、洪煨莲等教授在燕东园开了一整天会。当时学校谣传清华大学发现一纸条，上面写着“共产党将在固安暴动”。
学校当局担心学生的安全，会议决定一方面通知学生家长，一 方面由学校派人通知南下学生队伍。当晚学校当局派我和英籍教授毕文（Ｂｅｖｅｎ）以及注册课韩景濂３人前往寻找学生队伍，并指示我们：要把这个消息通知学生，至于学生是否返校，由他们自己决定。
当晚我们冒雪起程，乘平汉铁路慢车南下。每到一站我们都下车探询学生队伍是否来到此地。到疏璃河时，有人告知我们有学生队伍到这里，住在一所小学里。这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钟。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小店住了一夜，次日早晨我们找到这个小学校，在这里住的正好是燕大的学生队伍。我们对王汝梅说明了来意，他激动地说：“学校当局是否想解散我们的队伍？”我们说明了学校当局的意见。大家都表示不返校。
只有一个姓魏的女同学因脚受伤，随我们回了北平。
一二·九、一二?一六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许多爱国学生被捕入狱。１９３６年３月９日，河北第十七中学学生郭清惨死在狱中。这位坚强的１８岁青年受到多次严刑拷打，但是反动当局没有从他口中问出一个字。他临死时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救中国。”
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北平学生极大的义愤。
他们要求学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回答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学联决定于３月３１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游行。事后有同学告诉我们，游行队伍行至长安街时，反动军警便拦住去路，向队伍横冲直撞，队伍被打乱了，许多人被捕。学生队伍被军警追赶到帅府园附近时，燕大男生均跳墙逃脱，女生则多被捕。被捕学生被关押在陆军监狱，其中有社会学系学生麦佳曾。后来有一女学生在狱中患病，陆军监狱通知了学校，燕大女生部指派我和校医纳丁（Ｄｒ．Ｎｕｔ#ｔｉｎｇ）前往探望。同学们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他们高唱救亡歌曲，互相鼓舞斗志。我们把那个患病的女生保释出来。以后经过学联多方营救，其他被捕同学也陆续出狱了。
三?三一游行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抗日救国活动难以开展。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在城内无法找到开会的地方，经景耀的安排，几次借燕大进步外籍教授夏仁德家中集会。１９３６年暑假期间，北平国民党当局施展各种手法迫使各校进步教授离校。北大校长动员马叙伦去南方休息，给他一年假期。燕大社会学系一教授（当时为国民党编《人物》杂志）多次劝景耀早日离开北平，他说：“你在燕大已无前途。”景耀被迫离北平去上海。清华大学教授涂长望也被排挤离去。但北平文教界仍坚持抗日救国活动。１０月文教界发表了《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华北沦为第二个“满洲国”，在宣言上签名的有１０４人。这个宣言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