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8之前日本对华外交和间谍战问题 -918爱国网

编者注：佐佐木到一，一八八六年生，日本国爱媛县松山市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一九一八年任侵略我国山东的青岛日军守备队陆军部部附。一九二一年调参谋本部工作，一九二二年曾在广东搞谍报活动。一九二六年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中佐武官辅佐官。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南京任日本与蒋介石政府联络宫。一九三○年任丰桥步兵第十八联队大佐联队长。一九三二年任金泽第九师团参谋长。同年十二月任关东军司令部附，并披派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一九三五年升少将，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任步兵第十六师团三十旅团长侵入华北、华中地区，曾参加进攻南京战役并任南京警备司今宫，一九三八年九月升中将，任中国驻屯宪兵司令官。一九三九年八月任第十师团长，一九四一年编入预备役。一九四五年七月任关东军第一四九师团长。

     我是一八八六年生于日本松山市，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年人陆军士宫学校，一九○六年任少尉为广岛步兵第十联队小队长。八年后以中尉阶级人陆军大学，一九一七年以大尉阶级在该校毕业，任步兵第七十一联队中队长。一年后被派遣至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从事调查研究该地之经济资源及地形等工作。一九二○年以少佐阶级任步兵第七十一联队队附，作为联队的辅佐宫担任军事教育工作。
     一九二二年为了调查中国的政治及军事状况和学习中国语而被派至中国。一九二四年回国，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第六课的班长，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地形图，这个调查研究是根据在中国的日本顾问及驻在员报告的资料进行的。在参谋本部两年的工作中，总结了我作为一个小谍报者的经验，增加和扩大了我在这一工作上的知识。
     一九二六年任中佐。同年被任命为驻中国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辅佐官被派遣到北京，后又以日本公使馆附代理武官的身份被派运至南京蒋介石司令部。一九二九年回日本任大村步兵第四十六联队附，为联队长的辅佐宫，其后被任命为丰桥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一九三二年任第九师团参谋长，在职期间不长，又于同年任命为满洲国军事顾问而充当关东军司令部附。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满洲国军事最高顾问，同时任陆军少将。两年后任天津第三十旅团长，参加所谓中国事变，于华北、华中对中国军作战。
     一九三八年任中将，并被任命为华北混成第三旅团长，同年被授予勋一等瑞宝章。一九三九年任第十师团长，返回日本后被授于勋一等旭日章及功三级金鸷鹞章，勤务两年后退职。
一九四五年大东亚战争处在战败之际，再次被召入伍，任命为关东军第一四九师团长。同年八月十八日因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放下武器，成为苏军的俘虏。
因为日本以前在中国的谍报活动获得了有利的效果，对以后我从事谍报工作给予了不少影响。关于我的谍报工作暂不供述。我想先就日本在中国进行谍报工作历史的若干问题记述如下：
     自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即由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有如前述之欲望，即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对华政策的宗旨，便有了援助中国军队复兴借以扩大势力范围，以作为将来订立时军事同盟的基础，同时又可达到将来获得权利的初步目的。在中国的日本谍报者中最优秀的人物是驻北京日本公使馆附武官青木。青木在北京工作十年以上，由于他多年的工作，曾和中国军事界许多高级人物建立了友谊关系，通过这些中国人获得了中国一般政治情况、军事情况和军事领导者及其欲望的真实情况。而这些亲日的中国人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先任直隶，总督，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先是直隶军司令官，后为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误，当为执政，下同］的段祺瑞和陆军总长陆锦等。
     袁世凯和青木之间的密切友好关系和合作，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建立。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参谋本部委任青木在俄军背后进行谋略行动，于中国的中立地带派出行动者时，袁世凯虽明知其事实并且明知是违反中立的，却默认了日本的谋略行动。
     袁世凯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订立日中之间有名的“甘一条”绦约之前，曾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和日本公使山座园次郎有过密约，不顾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使该条约订立成功。
     袁世凯对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感到很大兴趣，这是他个人能够得到莫大利益所致。我虽说不出准确数字，但当日本为了帮助中国建立新军而给予武器及军需品的借款时，、袁世凯和日本资本集团（其代表是大仓组）建立了密切关系，结果给了他巨额的手续费。
     段祺瑞是当时北方军阀的主要代表，他是继袁世凯之后的第三任大总统，他完成了编建新军的工作，并且也和日本建立了友好关系，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在日本的援助下强化了北方军。同时他和日本资本集团亦有密切关系。无疑的，日本政府广泛地使用了由那些日本资本集团所得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
     袁世凯、段祺瑞虽不是日本谍报勤务的直接代理人，但也是信任者，而由他们手里所获得的主要情报，是中国对欧美各国的政策。及有关国家在中国获得各项权益的事项。陆锦也和以上的人同样活跃，但其有关事实我不了解。
     对青木武官的谍报洁动的直接间接援助者，是在中国军校的日本人教官及湖南、四川总督的军事顾问。在这些地方的秘密情报是靠教官与学生之间、顾问与中国要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获得的。
此外，中国政府将很多中国青年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一九一二年为止其数达九百名，在辛亥革命时期其最高有升到将宫的。因此，中国高级军人中产生了很多的亲日分子，于是扩大了与青木及其以后在中国的日本军人之间的密切友好关系。以前所述的中国高级军人中有名的人物有，云南省军阀唐继尧、江苏省军长孙传芳、山东省军长张树元、山西省军长阎锡山等人物。其最后者即阎锡山与日本谍报机关的关系，从以下记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日本很久以前就贪恋地下资源极其丰富的山西省的铁、煤，因而对与此有关的阎锡山也就抱有很大兴趣。他和日本的关系是从一九一八年以后，将一个铁矿区的采掘权交给了日本财阀之一、三井的时候开始的。因此，他经营的各种事业所需要的器材不少是由日本财阀手里输入的。因此他和日本始终保持了友好关系，其亲日态度始终不变。“七?七”事变燃后，在一九四○年左右。山西的事业经营操纵在日本军政手里，在这时他为了保持个人财产即各种事业的安全，曾有过和日本军的指导者进行秘密交涉的事实。
     以上阎锡山和三井关系的情况，是我在北京时听该铁矿主任日本人（姓名不记得了）说的。另外有关“七?七”事变以后的事实是从驻屯在山西的日本人朋友那里听来的，而且多数友人讲的是一致的。我记得这些友人中有阿南中将。因此可以判断，阎锡山是一个为了达到其个人营利的目的，而必然要和日本谍报工作者接近的买办人物。结果日本参谋本部不仅获得了有关中国军事情况的详细报告，而且由于个人的友好关系，以致使日中两国陆军关系也紧密结合起来了。此外，一九○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为在俄国后方获得进行谋略活动条件及其实施的可能性，当时日本参谋总长山县元帅将关于上述谋略工作的训今交给驻北京公使馆附武官青木，委其实施，青木使在北京的日本现役武官花田、井户川、菊池潜入东北，委其操纵在东北的胡匪。除此之外，尚派若干军人和非军人到东北地区，担当进行谋略及破坏铁道任务。最著名的，是花日少佐所操纵的胡匪对俄军“马道里托夫”骑兵支队的活动，其他如横川、冲班谋略特别班在哈尔滨破坏铁路的清动，也是其中的一例（虽然没能完全实施）。这些谋略计划是经过袁世凯统治下的直隶省进行的。
     日本使馆附武官及其辅佐宫对中国中央政府人物是以个人或利用间谍实施谍报活动的。继青木之后任武官的有左藤、林、本庄繁等人物，他们在继承青木建立的广泛友交关系上，搞谍报工作中获得最有效的结果。在关系友好的中国重要人物中有：段祺瑞、曹锟、徐世昌（以上是军人）、曹汝霖、陆宗舆（以上是政治家）等，都是政府要员。其中内政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宗舆是极亲日的。当日中成立交通借款时，陆宗舆曾到日本进行谈判，曹汝霖于此时同日本资本集团发生了关系，在由日本输入交通器材时，从日本资本集团手中取得了巨额手续费。关于中国政府及外交方面的机密，经由日本资本集团之手就可以获得，因为日本政府非常信任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的情报在日本被广泛的利用了。从上事实是我在日本参谋本部任部员的时候，从前辈日下、佐藤两大佐以及其他前辈那里听来的。他们两个人作为卖国贼受到中国人民的攻击；我虽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是日本谍报的代理人，但他们给予了日本谍报一大援助，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义的。
     除了公使馆附武官青木以外，北京政府的军事顾问板西中将也是其中一个。他们这些军事顾问不但和中国政府要人结成密交，并为了参与建设中国的新军而暗中在中国北方军人中间扶植势力，因此，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取得了中国中央军事方面的情报。
     向北京公使馆附武官送达的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板西的报告，其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内容系有关段祺瑞指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各种政策和中国的新军情况等。板西及其辅佐宫土肥原友交关系最深的中国人是段祺瑞，在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期开始，板西与土肥原经常与他接触，出入其私宅，谈话吃饭等，友情如同国人一般，因此象前述的情报是从谈话中零碎听来而加以综合的，这是我听土肥原说的。此外，还有许多军人及政治家，但我记不得他们的姓名。还有，派人到中国陆军大学任教官，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派任地方或中央军事要职，不管这些人是否亲日，日本在中国武官尽快和他们结成密交，以便或多或少的得到情报，从而给予日本谍报机关一很大方便。在中国陆军任教官时间较长的是多日（大尉一大佐）和获洲（少佐??大佐）等。
     一九一二年张作霖成为东北的主权者时，日本参谋本部使对他派了军事顾问，其中著名的是菊池中将，本庄少将及在其指导下的叮野、松井两中佐，仪我、柴山两少佐。在东北的日本谍报工作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统辖，谍报机关设在沈阳，勤务者有秦真次大佐及其他人（姓名不详）。情报之大部分是由军事顾问获得来的。
     张作霖当时对北京政府是处于半独立状态，为了接受日本供给的兵器及军需品，因此关于东北的军事及政治问题屡屡征求军事顾问的意见，并在谈话的时候屡屡明确谈出中国的内情。日本军事顾问在确保或扩大日本在东北权益的时候，在交与外交官手之前，经常都是预先得到张作霖同意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的时候虽然对日本没有协助，但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六年〕他掌握了东北的主权以后，看到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是不能强大起来的，为此便采取了特别亲日的态度，同时他还经常收受日本大企业家的贿赂，因而就主动的对日本财阀及日本政府提供情报资料。日本政府信任他的情况是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期间知道的。我想他是日本谍报机关信任的人物之一。军事顾问当作谍报对象并视为获得情报的源泉者为杨字霆，他是张作霖的政治顾问，系日本士宫学校出身者，他以代理张作霖的资格接见日本人的时候，经常收受贿赂，因而他和日本财阀的关系极密切，所以他受到中国人的责难，说他是为日本服务的。
       以上事实是人人都知道的，杨字霆事实上起到了日本谍报代理人的作用。这一点我是在参谋本部任部员时经常听到的。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当时上海也处在革命的漩涡中。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将松井中佐（后为大将）派到上海，其目的是，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对峙，在华南正对北京新政府实施反抗运动，为此，以松井与南方派相连结，使南方派与日本政府之间结成亲善关系，被认为是有必要的。松井中佐便与国民党上层领导者结成了亲善关系，但南军不久被北军溃灭。其后派遣上海谍报工作者担任扬子江下流地方情报。
     一九一四年日本在青岛派遣了守备军，其参谋部统辖山东省的谍报任务，在济南设置日本驻在员，武官是高田、日下、佐藤等。山东的军事实力者为张树元、张怀斌等。青岛守备军参谋部令预备役中尉渡懒担任张树元的军事顾问。张树元的参谋大部分是日本陆军士宫学校出身，日下大佐曾担任过这些中国人的教官，从而能由中国人方面获得一般的情报。青岛守备军和中国山东军保持了亲善关系，并提供了兵器和军需品，由于日本的驻在武官及顾问的活动，而增强了日本在山东省的权益。其主要的有：坊子煤矿的采掘权，纺织、玻璃、啤酒、纸烟制造公司等的设立及其他。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当时各国无暇顾及亚洲，此时日本就对中国强迫其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条约，从而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增强了，同时在中国本部也获得了若干权益。
     一九一八年我在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担任地形及资源调查系的工作，根据军参谋长的指示，专问整理从德国没收（扣押）来的各种报告书中已翻成日文的材料，把有关兵要地理及作战资源的参考资料等填制成报告书，并负责送交军参谋长。这些报告书再转送参谋本部第六课地质班，作为对中国作战的参考资料来研究。
     日本对山西省地下资源开发的欲望久而不舍，遂于一九二五年起派置了常驻武官于山西。
     冯玉祥成为张家口的军事实力者后，当时他为了改善军队状况，向北京日本公使馆附武官要求派遣日本军官，为此日本参谋本部在一九二六年派遣松室中佐为冯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军的政洽倾向是排日的，并对部队秘密施以排日教育，他与张作霖难以提携等情况，被松空中佐所发现。以后冯玉祥战败于蒋介石与张作霖，以致最后合并于蒋介石军。
     一九一三年广东拟成立临时南方政府。为此，日本参谋本部遂派遣井户川少俊至该地，但政府未能成立。其后，华南各省年年戌为备军阀的争夺地，因此，广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就不重要了。一九二二年，孙传芳成为上海包括南京地区的军事实力者时）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孙传芳的要求，派遣了军事顾问冈村大佐（一九二囱－－二六年冈村是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教官），冈村的任务是帮助孙传芳掌握军事、使他确保长江下流日本的权益和在租界日本人企业的安全，制止排日运动等等。为此卖给了孙传芳兵器及军需品（数量记不清），强化其军队，结果击溃了其敌人浙江军（军长齐曼元）。孙传芳一九二七年二月和蒋介石军战斗，由南京撤退到山东，编入了与他从前没有任何关系的张作霖的麾下，从而更加加强了张作霖的军力。
     已如上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被各省军事实力者割据，中国以自己来统一是没有实力的。而日本也不希望中国的统一，遂利用中国各派的分立来扶持自己的势力，特别是企图获得开发资源的权力。为此，日本谍报着手各地与中国的军事实力者结成关系，并售予其武器。而各派对势力范围争夺不休，致使日本企图获得的权益统归失败。仅在日德战争后，日本才获得山东铁路的管理权及在山东的煤矿等。
     一九二二年华府会议的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发展继续采取从前的态度已是不可能了，其后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就难以获得了，为了获得并保护在东北的权益，遂决定专门援助张作霖，卖给他兵器及军需品，强化装备其军队，并以最新的设备装备其兵工厂、一九二四一二六年之间中国内战达到最高潮，国民党是以获得中央政权为目标。为此，日本在注视其胜败的同时，增强对张作霖军队的援助，企图以此强化日本在东北的地位。一九二六年初，张作霖的军队在华北将吴佩享的军队打败，并占领了北京，张作霖成为“中央政权的主持者，其结果是日本获得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第一个发言权。在上述不间断的内战和叛乱等情况下，我接受了新的谍报任务。现在我把对中国的谍报勤务的性质和其真实的事实供述如下：
     我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受参谋长上原元帅的命令被派到广东，目的是从事军事及政治事项和学习中国语，特别是广东语。我到广东后会见了孙逸仙本人的日本人政治顾问山田纯三郎，经他的介绍会见了国民党的要人。孙逸仙在一九一二年以前曾逃亡在日本，因此他当时对日本是信赖的。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孙逸仙司令部的军人中获得了很多的友人。我在孙逸仙司令部的时候第一次会见了蒋介石，他当时是科长级的参谋（什么科记不清了）其后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我对蒋介石的印象，并没有感到他是个杰出人物。有关孙逸仙军的情况及倾向等情报是从中国国民党员那里得来的。
     以上的人物都是日本陆军和其他学校出身的，他们顺应了孙逸仙提出的“中国的复兴除了中日同盟外是不可能的”政治主张，因而他们直接向我提供了我所必要的情报，他们都是为日本所信任的。我另外从伍朝枢（由美国大学毕业，系中央执行委员，我记得一九四○年他曾任驻美大使）及孙科等人处也探得过情报。孙科是孙逸仙之子，毕业于美国大学，他当时和他父亲在一起。我自然愿意同他来往，当时他对我和一般日本人一样的亲密。但一九二四年孙逸仙和苏联提携后不再与日本人交际，从他身上得到的情报，除了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外，就是国民党要人的经历和职务情况等。此后不久孙逸仙要求我担任军事顾问，经日本政府许可，孙逸仙就把他的军政府大本营的特别出入证发给了我。一九二三年广东常常受到湖南、江西等外省军的攻击，广东处于战时状态，在这个时期我和他及他的司令部在一起，加强了他和我的军事指导关系。其后经过一年，我概要地了解到国民党的内情和其军事状况，同时还知道了其军队和孙逸仙的政治关系是极其薄弱的。孙逸仙有意和日本提携以便统一全中国，但当时日本和北方军阀有紧密的关系，一九二四年一月（孙逸仙）发表了联共联俄政策，中国聘请了苏联的顾问和军事教官。这一联共联俄政策使日本政府非常吃惊，致使日本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恶化，但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将来发展仍给以过低的估价，
     一九二四年春以来在广东的日本人被疏远，我想关系恶化的理由之一就是这年六月军官学校的新设和新军的编成，以及在军队的政治教育所致，而孙逸仙的容共联俄政策（实施）以后，国民党的组织有所强化，其政治活动也突然加强。
      一九二四年八月派遣期限已完结，我就回到日本，井向参谋总长上原作了如下报告：我可以断定：中国国民党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对抗北京政府的势力。但上原对我的报告不予重视。此外，日本陆军的领导者亦认为我对国民党的估价过高，从而对我的报告也不予重视。代替我而派遣到广东的是矾谷中佐，他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都在广东，但他未获得有关国民党组织及其实力的详细情报。
     一九二五年孙逸仙首先想以政治协商的办法统一中国，在北京和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见，但在同年三月孙逸仙逝世，关于统一中国的三头会议因而解散。当时我奉参谋总长上原的命令搜集关于三头会议及国民党的情报而被派遣到北京，得知因孙逸仙得病该会议没有开成就中止了，因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九二六年，我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辅佐官而到达北京，受本庄中将指挥。当任命我的时候，日本参谋总长对本庄没有什么特别的指令。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是：坚决援助张作霖，这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而武官的任务也必须按此目的而行动。另外，对国民党的态度是：俟其政策明确后，再来决定日本对国民党的政治方针，特外是必须注意在国民党周围群众的心理（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众）状况。为此，武官及在中国的陆军机关须注意搜集为长期战乱而尝受痛苦的民众动向，特外是在意识上有加以注意的必要。由日本参谋本部派遣至中国的武官，不仅搜集军事情报，并有必要广泛地搜集政治的谍报，而所得到的情报并由各机关直接送交日本参谋总长。在中国的日本军事代表，为了确保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有和国民党政权实力者树立密切关系的任务。日本公使馆武官在斯时中国的谍报，主要是由国民党极右派方面获得的。极右派中最主要人物有居正、张继、熊希龄等，这些人曾因反对孙逸仙的联俄政策而离开广东，在北京成立另一派（西山会议派）。其次，还使用了吴佩孚和张作霖方面的情报。自一九二六午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止，我充当日本陆军武官本庄中将的辅佐宫、本庄是经常利用其军事外交官的身份，公开地和北京中国政府的要人联络，搜集自己所需要的情报。当时中国主权者是张作霖，由于本庄从前曾长期充当他的顾问的关系，他们之间保持了最亲密的关系。我是本庄的辅佐官）将本庄及其机关所获得的情报综合整理后作成报告书。这些情报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的内乱及有关日本居留民的生命财产情况等。张作霖的徐某经常出入于武官室提供情报。此外，《顺天时报》的日本人记者和木某等（其他人姓名记不得）也每天来报告情报。此外，本庄和张作霖的最高顾问杨字霆、东北军副司令张学良、北京政府内务部长王荫泰，以及其他军事和政治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杨字霆和本庄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把政府内部极重要的情报泄露给本庄。我与张作霖政府的要人不熟悉，因此很少和他们会见。我与武官室每天在情报会上（主要是新闻记者）搜集些零碎的情报。
     一九二六年我赴任到北京之前，张作霖和苏联断绝了国交，在断交之前张作霖曾和本庄武官进行过商谈，相信是经本庄同意的，但我不知其真相，故不能断言。
     日本虽判断国民党的政策是排日的，但如发现与国民党之间，能得到妥协的机会，仍企图结成亲善的关系，其理由是：判断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党必然会获得中国中央政权。为此，本庄希望和国民党之间出现可能建立接触的机会，因而就选定我，并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派至长江方面。当时我从本庄那里领到如下的任务：“贵官（你）预定以一个月的期间到长江方面，寻觅和蒋介石之间可能建立关系的机会，井搜集国民党军的状况，速向本庄报告。”当时虽知国民党军是在一九二五年春离开广州开始北进，但日本参谋本部关于其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再加上在广州及上海的日本武官与国民党无法结成关系，因此，我最初到南京从冈村大佐（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听取了情报之后，我想蒋介石可能在九江，随后我就到九江去和他会面，虽经努力而知不可能。因此，只好将自己所视察的情况，即：一、国民党军一部分由九江向上[下]流进军，另一部分向武昌进军，并在该地建立国民党政权；二、汉口及九江地区的英租界地受到国民党军的攻击；三、九江市街充满了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四、蒋介石军目前虽好象向南京及上海推进中，但其军的详细情况不了解等，用电报报告给本庄武官。然后，我就回到北京。这个报告由本庄转电报给参谋本部。日本政府确认了国民党的政策是对日本相当不利的，此后便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军的行动加以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蒋介石的旧知关系就成为日本参谋本部利用的理由。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根据日本参谋总长金谷大将直接的电令，被派到蒋介石的跟前。当时蒋介石军已经到了南京、上海地区。同年二月，在南京城内的外国及日本居留民受到国民党军的攻击，发生了人命财产被害的事件。根据前记电令，我到了南京与蒋介石会见，交换了军事情报，并要求他承诺：他的军队北进的时候，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再发生象南京那样的被害事件，这个要求是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今，参谋总长命我传达给蒋介石的，同时并命令我搜集蒋介石的军事状况和政治动向等情报。我和蒋介石之会见曾预先通知了他。蒋介石关于其所属军队的行动对日本政策的反应怀着不安，而且在等待着我的到来。我到南京后，他把我招待到司令部里。我根据指令述说了我的访问目的，在这次会见中我说明了日本不妨碍革命军的行动。蒋介石说，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今后绝对加以保护，并同意日中双方交换情报。此次会谈后，蒋介石命令发给我出入他的司令部及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出入证，由此可见他和我的旧有的亲密关系了。当时在蒋介石周围已不存在广东时代的旧政治家及军人，他们都换了新人，我的旧友只有两个，即何应钦（参谋总长）及张群（总司令部顾问）。我又获得了三个新的朋友，即杨杰、熊式辉、曹浩林（以上三人均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归国后在蒋介石军参谋部任作战参谋），通过以上的人，我获得自己所必要的革命军的情况及其行动的情报。一九二七年七月我接到金谷参谋总长密码电报的指令，井将其传达给蒋介石，其要旨是；“日本希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党绝对断绝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金谷）在等待着贵官（蒋介石）的答复。”我将电报内容向蒋介石说明，蒋介石给金谷的答复如下：“自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军中就没有共产主义者，不久的将来，我的政府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与共产党完全分离。”我基于他的希望立即电告金谷参谋总长。一九二七年八月，革命军渡过长江，攻击徐州，结果蒋介石战败退却。当时日本在济南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将在东北守备部队的一部分调到青岛登陆，此事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反感。
     蒋介石在徐州败战后，由政府正式免去了总司令之职而到美国（日本）去了。我和留在南京的参谋长何应钦取得联络，获得了国民党军事状况的概要。一九二七年秋，国民党军的一部分反抗了在武汉的国民党政权。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在政权中占中枢地位的共产党，由此国民党就把共产党的代表开除出去了。当时日本认为有必要决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因此，一九二七年末在“阁议”上决定了有关对国民党的政策。其内容如下：
       一、日本同情国民党恢复中国的国权，但想迅速实施是不可能的：
       二、日本在东北企图确保其权益，为此防止国民党的势力侵入东北，不许将战争导入东北。
     以上决议的第一项，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已由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经日本政府外交官向蒋介石作了传达。当时蒋介石已由美国回国。第二项系与日本内政有关，因此，参谋本部对此项以极秘密的训令发给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及北京公使馆武官本庄。受到关东军指示的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大佐及本庄武官，极力劝告张作霖退回东北固守，其理由是，长期占领华北对战略不利，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以后听说张作霖很不容易地接受了这个劝告。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要人会议的结果，决定于改组国民党政府同时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为政府委员。日本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有权威的代表者，就决定以后以他作为对象开始进行外交交涉。蒋介石军又进行了重新编制，一九二八年初完成了北进的准备工作。关于新编军及其计划等的秘密情报，我是从熊式辉那里听来的（他系日本陆大毕业，为蒋介石的参谋副长）。熊式辉是我信任的人物。
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希望我参加对北京政府的北伐战争。其理由是：为了和日本公使馆及日本军发生交涉的时候由我作为联络官，而有意把我置于他的身边，我同意了他的这个希望。最初是在总司令部，以后在第一师司令部参加前线。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排日政策，而国民党政府虽公开命令停止排日运动，但实质上还是轻视日本的要求。一九二八年四月初，蒋介石让副官通知我说：他的军队已占领了徐州，为此邀请我速赴前线。我根据他的邀请，又电请金谷参谋总长认可，金谷命令我：“可参加到蒋介石军前线至济南。”
我的任务，与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出发时的任务是同一的，即是搜集蒋介石军的全面行动与国民党的动向等情报。我在徐州会见了蒋介石，与第一次会见是同样的，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要求蒋介石必须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和日本的权益。蒋介石对我的一切要求均予以承诺。在蒋介石总司令部，我从参谋长杨杰及我信任的副参谋长熊式辉那里，获得关于军事状况的情报。其后我随第一师司令部的进军（师长蒋鼎文）前进，日本总理大臣兼外相田中，非正式地将自己指导下的政友会会员水野，以特使的资格派来，委托我向蒋介石传达以下的事情，即：“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这个意思是：日本政府预测蒋介石必能实现中国的统一，为了消除他对日本的疑惑，认为这可能是个很好的机会。然而日本叉为了保护在济南的侨民，再次派遣军队去该地，因此引起排日运动的更加尖锐化。蒋介石对日本军及日本政府再一次露骨地表示他的疑惑。其后，蒋介石也不设宴招待日本陆海军武官，或者在招待各国人的宴席上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日本国旗。另外，蒋介石还接触美国公使拉木布逊，这是很明显的表现。排日运动刺激了日本官兵，以致酿成日中两军间的紧张空气，遂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三日〕两军发生了出乎预料的冲突。这个冲突经两军指导者予以终止：但当时蒋介石军外交代表蔡公时由于误解而被日本军杀害，同时有十余名日本侨民被中国兵惨杀。两军关系更加紧张，致使以后日本军与中国革命军的一部分再次开始战斗。当时蒋介石马上把我叫去说：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并要求我将此意见传达给日本参谋总长。，此后蒋介石立即开始北进并负了伤。我口到南京，井将蒋介石谈话的要旨以电报向金谷参谋长作了报告。蒋介石军的实力优于张作霖，这是明显的。张作霖的前卫已在徐州及济南被击溃，因此，张作霖和蒋介石当时是陷于必须决战的局势中。日本参谋本部利用这种形势，劝告张作霖离开北京。张作霖遂同意避免与蒋介石的决战，而由北京撤退。
     一九二八年五月末，蒋介石未经战斗而占领了北京。上九主八年五月末张作霖撤退的时候，张作霖乘火车行至奉天附近，由于被密谋团的活动将列车破坏而死亡。以后从报纸上与从友人处听说，暗杀张作霖，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受到极不良的影响，当时负责警备责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大将、参谋河本大作、独立守备队司令宫水叮少将均被撤职。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分裂中国的计划虽一时成功，而结果终归失败。日本参谋本部失去了和蒋介石提携的可能性。并且在张作霖死亡的同时，国民党的势力也开始侵入东北，增加了日本在东北丢失权益的危险性。日本不能默许这种形势的发展，共结果就是其后的在东北爆发的满洲事变（九?一八）的缘由。中国事变（七?七）亦与此相同。当时根据参谋总长的电报命令，我担当由山东撤退日本军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后我在南京担任了该项任务。那时蒋介石对美英的政策更加亲善，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要人产生了回避接见日本人的倾向。我在那个时候，即一九二九年六月起至七月，将以前的情报加以整理，如中国政府组织、中国政府重要指导者名簿和国民党员名簿、中国共产党军事情况等分别加以整理，作成报告书，报告给参谋总长了。自南京成为中国首都后，外交官由北京移至南京的前后，我帮助陆军武官的辅佐宫重藤中佐建立武官室，并将我的业务作了交待后，于八月上旬回国。
       已如上述，既重要又周密的日本谍报机关的活运结果是如何呢？日本过去对中国及苏联的侵略，广泛的使用了军事、外交及间谍的方法。这些秘密活动其唯一的目的，是将中国与苏联远东置于日本权益之下。
                                             （一已）119一2，11○1，1，第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