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1·28淞沪血战始末-918爱国网

    70年前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自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以十九路军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为全国抗战奏响了一曲悲壮的序曲。

    ■为转移视线，日本想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著名民族企业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成了眼中钉

    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制造史称的“一·二八”事变，事先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周密准备。

    早在1931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就曾拍电报给当时任上海公使陆军武官辅助官的田中隆吉：“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所谓“外国的目光很讨厌”，是指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招致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谴责。日本军事当局遂以挟持溥仪、制造傀儡政权“满洲国”为对策。

    为进行这一密谋，需要搞出一些大事变以转移视线。正如田中隆吉战后接受审讯所供认的，在上海肇事，旨在“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此板垣征四郎还特意拨来两万日元作为经费。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东北飞返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情况，并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计划，再次电令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正是在板垣征四郎的直接授意指使下，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精心密谋，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事端挑起之地，以日莲宗和尚为肇事人，一手制造了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家著名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多钟，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按照田中隆吉、川岛芳子“收集情报”的布置，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 ，就是由川岛芳子雇来充当“打手”的。日本战败审讯田中隆吉时，他明确承认是自己委托川岛芳子“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即三友）的名义”袭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一个被杀，两个受伤”的后果，蓄意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以此“搞出点名堂来”。

    ■日侨狂呼“杀尽中国人”，日寇迅速增兵

    ■我十九路军“宁为玉碎”

    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

    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潜赴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提要求。1月19日晨，村井就表示所谓关于殴伤日僧案的口头抗议，21日上午再到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随后，驻沪的日本军方又频频出动，先是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四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

    此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也在加紧准备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到１月28日，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至4000人左右，飞机、坦克、铁甲车都有一定数量。另外还有后备役人员3000余名，常驻长江一带的14艘日舰。

    与此同时，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并向虬江路、四川路一带租界与华界交接处增派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当时驻防上海和沪宁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便是突出代表，全体官兵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布防严阵以待。

    1月23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进行抗战部署。

    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高级军官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与此同时，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还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首次提出中国抗日军民合作抗战的口号，慨然表示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日寇故意于１月28日晚11时25分才发出最后警告

    十九路军虽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却一味妥协退让。在轮番派员力图劝说蔡廷锴等 “万不能发生冲突”、“接受敌方要求后退30公里” 无效之后，于1月27日以军政部名义连续3次急电令十九路军撤防，蔡廷锴等极不愿意，但只能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闸北防务给从南京受遣而来的宪兵第六团。

    然而挑起事端而后动用武力是日方的既定方针，消极依顺只能助长侵略气焰。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恃强逞凶发出最后通牒，再次就日僧事件所提惩凶、恤伤、道歉和取缔抗日运动四项要求，限中方在48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日方原打算中国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要求，岂料南京政府当局竟然照单全收。1月28日下午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全部承诺四项无理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并于当日清晨即开始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的行动。

    这一完全出乎日方意料的退让举止，并未遏阻侵略战争的爆发，反而加速了日军的军事行动。上海市府的复文是1月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当晚8时半，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

    为免失却出兵进犯借口，故意延至当晚11时25分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

    日方以为“一·二八”可以重演“九一八”，一夜之间不战而取大上海。事实恰恰相反。当晚11时30分，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袭击，随之日军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各路口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予以迎头还击。蔡廷锴即向南京当局急电相告，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联名发出通电重申御敌决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原打算“4小时即可完事”，没想到换了好几个司令，打了一个月，还是一无所得

    日方在发动闸北进攻时，主持战事的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夸下海口，4小时即可完事，但在十九路军官兵愤怒的枪弹刺刀面前，日军屡攻屡败，仅一天就付出伤亡800人的惨重代价。日军不得不出动一批批飞机狂轰滥炸，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十九路军将士们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地进行一天一夜的街战巷斗，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计划。日方因伤亡惨重，通过英、美领事要求停战3日，但在援兵抵达后又撕毁协议恢复进攻，但在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面前毫无进展。

    开战一周即迭遭败绩，日本当局以盐泽指挥不力而予以撤职，另派野村吉三郎中将速赴沪指挥，同时决定加派陆军第9师团往沪增援。野村上任后，移兵力于江湾、吴淞方面，但他的进攻计划仍全盘落空，吴淞既久攻不下，蕴藻浜又不能得手，这更令日本当局大为不满，遂任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率号称日本最精锐的第9师团2万人赴沪援战。

    此时，在首都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甚为于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艰难处境担忧，认为孤军作战决不能持久，应该予以增援，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参加淞沪战斗。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允准张治中的请战要求，令其将散驻京沪、京杭线上的第87、88师合编为第5军并出任军长，速往淞沪战场参战。2月16日，张治中率部出发抵达上海，奉蒋光鼐总指挥令，接替十九路军自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防线，并任左翼军指挥官。

    2月20日晨，日军下达总攻击令，集中陆海空军全部力量，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然而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不畏强敌，血战庙行镇，死守八字桥，使植田发动的两次总攻击均遭失败，其精心设计的中央突破计划宣告破产，以江湾、庙行为中间环节的我军防线得以巩固。庙行之役痛歼日军第九师团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精锐部队三四千人，被称为“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中国军队声誉在国际上骤增，而日军影响则一落千丈。

    植田遭败，东京震惊。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再次增兵上海战场，并设上海派遣军，以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的总司令职务，同时加派菱刈隆大将为副司令，统率援兵4万人和200架飞机来沪参战，于2月29日抵达上海。至此淞沪战争已达一个月，日军数易主帅，但战局并无进展，仍囿于沿海的狭窄地带。

    ■章太炎当时曾盛赞：“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典型的以弱抗强、以寡敌众之战。且不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经过相当时间的动员、组织，而中国因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抗敌御侮近乎毫无准备，就是十九路军也是刚刚调防驻沪，情况生疏，进入应战部署距离开战不足两周，而且是在官兵长期缺饷、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备战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日方的动态情报。

    中国参战部队主力只有十九路军3个师和第五军2个师，另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相当于1个团）、税警总团（相当于2个团）和宪兵一个团，总计约为近6个师的兵力。而日军方面，有陆军3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海军陆战队约1.2万人，总兵力约7万多人，超过中国军队2万多人。中国参战部队装备也处于劣势，基本上是以简陋的步枪、刺刀、手榴弹和大刀同敌拼搏，没有海军，基本上也无空军的配合与支援。

    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属于国民党的不同军事政治派系，但在民族大义感召下，始终紧密配合、并肩战斗，两支部队在这场民族战争中都作出了巨大牺牲。据战后统计，十九路军伤亡8792人，第五军伤亡5312人，分别各占总兵力的39%和30%。

    有统计表明，“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侵华以来到1932年止投入兵力最多而我国抵御兵力最少的一役。甲午战争时，日军出动军舰30来艘、陆军2万余人，我北洋舰队25艘、山海关内外清军数万；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东北的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共1万余人，到基本侵占东北三省时日军数不超过6万，我守军东北6万、吉林8万、黑龙江5万，东北三省不下19万；“一·二八”战争，日军仅出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达7.7万，另有大量军舰和飞机，据称到上海参战的陆军和海军为全日本近1/4和1/3，而我军抗战之始仅有十九路军2.25万，半个月后第五军加入，共达4.13万。

    然而就是这样弱小之力，却顽强抵抗日军进攻达一月余，击溃具有相当规模攻势十余次。直到主动撤退之前，日军始终不得突破我主要防线，反而一再损兵换将。爱国人士章太炎当时曾盛赞：“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上海妇女6天内制成新棉衣裤3万多套，美国华侨捐出500万元

    这一个多月的顽强抗争，除了广大官兵高度的爱国觉悟所产生的饱满士气，亦与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民众的积极而有力的支援分不开。

    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即下令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在日商所开办工厂的六七万工人全部自动退出，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的华籍职工、水手纷纷离船上岸，所有在日本商店、机关、住宅服务的中国店员、佣人等也陆续告退，表示对日本侵略上海的强烈抗议。

    1月30日，宋庆龄、何香凝不顾个人的安危，顶风冒雨，赴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士。

    1月31日，原定召开由500人出席的市民大会，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巡捕的破坏，临时变更地点，竟出人意外地有上万人出席会议。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派出一名少校参谋出席大会，报告抗战经过和全体官兵誓死捍卫上海的决心，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大会议决组织工兵学生代表会议，协商支援抗战办法。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公开号召与领导支援抗战，组织义勇军有2000多人，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队，从各个方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上海邮务工会组织邮工义勇军，经过集训后分赴前线，从事传递军事情报、消防和救护等工作，还开赴前线补充十九路军的缺额。

    仅中国红十字会就设医院八所，组织救护队30余个，队员达2000余人，救护伤兵、伤民、难民达5万余人。

    1月31日，《申报》刊出消息：前线急需运货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药品等。消息传出，立即有许多市民开着各种车辆，等候调派使用。

    宋庆龄、何香凝见在冰天雪地里作战的将士仍单衣薄裤非常痛心，立即发动妇女赶制棉衣，6天内制成新棉衣裤3万多套，把人民的温暖送上前线。

    淞沪抗战也得到了国内外同胞的支持和支援，海外侨胞慷慨解囊，美国华侨捐款500万元，菲律宾、加拿大、阿根廷，法国、意大利等处华侨也纷纷捐助。

    ■王赓在关键时刻叛变，使我军的危急形势雪上加霜

    ■巧妙的撤退使日军浪费了一夜的弹药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虽然十九路军以及参战的第五军奋勇挫敌战绩辉煌，迫使日军几易主帅一再增兵，但战争的结局却是以我军的后退而告终，留下令人扼腕一笔。

    当曾任日本国防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率两个师团以上的增援兵力抵沪，中日双方在淞沪战事中的军力悬殊达到极致。此时十九路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已经损失，第五军伤亡也颇大，固守于漫长战线面临被个个击破之虞。一个月来，由于蒋介石及何应钦之流再三鼓噪“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致使我淞沪抗战前线未获一兵一弹补充。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于战局有关的事。2月25日，原税警总团团长、淞沪抗战时改为隶属第五军八十七师的独立旅旅长王赓，突然打扮一番，身着黑绒西装、黄绒马裤，脚穿皮靴，骑摩托疾驰往租界。随后王赓在虹口礼查饭店被日军密捕，遂向日军献出了我军力配备要图。这一叛卖行动披露后，上海以至国内顿时哗然。京沪卫戍公署曾报蒋介石要求对王赓惩办，以平泄国人公愤，但王赓被扣押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又将其开释复职。

    白川在掌握我军兵力虚实之后，一面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把我军兵力全部吸引到正面战场，一面又出动兵力袭击我配备薄弱的浏河阵地，企图从侧背包抄我军。

    至3月1日晚，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突破我军的数处防线，并因占领浏河形成对我军迂回包围态势。此时我军伤亡惨重，再无机动兵力可用，且后援无望。为避免与强大敌军决战，保存军事实力待机反攻，蒋光鼐与蔡廷锴、张治中等，于万般无奈之中作出撤退至第二道防线的决定。

    当晚11时许，除一部分担负掩护撤退的部队还留在阵地外，苦战了30余天的前线官兵挥泪告别阵地。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我军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朝鲜义士奋勇一掷，“虹口公园事件”吓煞日寇

    中国守军撤退后，由于日方在日军退驻地域、撤兵期限等问题上坚持无理要求，双方谈判一再陷入僵局。直到“虹口公园事件”，日方的嚣张气焰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虹口公园事件发生于4月29日的日本所谓“天长节”，即日本天皇诞辰。上海的日军头目为炫耀在淞沪战争中的“胜利”，决定在这一天召开庆祝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但他们害怕中国人民反对和袭击，特意规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当时旅沪的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警察厅长金九主持的朝鲜爱国团，秘密策划组织了这一义举，具体担当袭击行动的是一位名叫尹奉吉的义士。

    是日上午，日方祝捷阅兵大会如期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中的几任日军侵沪司令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日居留民会会长、便衣队长河端，日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总领事村井等军政要人都洋洋得意地登上了主席台。

    尹奉吉西装革履、肩背水壶，落落大方地混迹于台下的宾客中，谁也不知他那只军用水壶里正装着一枚特制的小型炸弹。当白川等日军政头目肃立台上高唱日本国歌时，台下的尹奉吉悄然点燃纸烟，揭开水壶盖佯作喝水状，实则揿开手榴弹的导火器，随即点燃炸弹用力往主席台掷去。只听轰然一声，台上6名日本军政要人，无一幸免被炸。白川遭受重伤肚肠流出，不久即毙命。尹奉吉义士当场被捕，当年12月英勇牺牲于日本金泽。

    这次爆炸事件特别是白川被炸死的消息，国际震动。上海人民为朝鲜爱国者除害而兴高采烈，对朝鲜人民表示深切的敬意。日本则为此次侵沪战争中唯一为日方挽回一点面子的主帅丧身而沮丧，东京当局恐再遭受打击，同意接受国际联盟的停战和撤军决议，指令驻上海方面尽快结束谈判。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正式签字。虽然中方代表在中日谈判及国联内外竭尽全力进行周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为国家争得一些权益，但因中国政府基本政策错误和中国国力虚弱，仍未能改变这一决定的丧权辱国性质。

    按其规定自签订之日起双方实行停火，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昆山、苏州一带驻扎军队，而日本则不受此限制，同时还承诺取缔抗日活动，这为以后日军再次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乃至攻占首都南京，留下极大隐患。因此该协定一出，即遭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和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国民党政府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奉蒋介石令，对战功卓著的十九路军以“违令”抗日罪加以“整肃”，下令该军入闽“剿共”，第五军则令“复员”。彪炳千史的淞沪抗战，就这样悲壮而又屈辱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