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载有宋希濂所写《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一文，其前一阶段情况，我不够了解；最后一段，即自浏河撤守以后一段，是与事实不符的，特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订正于下。

    我当时是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团长。一九三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中午，奉到总指挥蒋光鼐命令，着我团自真如徒步至南翔，转乘火车至昆山，再徒步经太仓增援浏河，并限三月一日下午五时以前到达浏河。我当即遵命率部于当日下午四 时到达南翔。由于敌机骚扰，白天不能行车，直至夜九时半始行开车，南翔至昆山仅有五十余华里，但因车行速度过慢，至夜十一时始到昆山。三月一日晨七时，即率所部取道太仓向浏河前进（太仓距昆山三十六华里，距浏河亦三十余华里）。上午十时半行至太仓时，宋希濂已率部退至太仓。宋是八十七师旅长。我即命部队在西门外停止待命，自己进城向宋报告我部是奉蒋光鼐命令增援浏河的，并向他询问前方情况。宋说：“浏河业已弃守，现在不能前进。”我即回西门外团部，用电话将浏河业已弃守和宋旅至太仓情况向总指挥部报告，并说明我团暂留太仓待命。当时城内情况很乱，有个别士兵向老百姓要便衣，得到便衣，即将枪枝丢弃逃走，我在回西门外途中，还拾到两枝自动步枪。我部未敢进城，恐受影响，即在西门露营。天黑时，又有四十七师一部开到，据说是一个团，我没有见到带队人。当天晚上，我又去宋的旅部，对宋说：“太仓不能放弃，要守太仓，就要守六渡桥之线。”

    我又说：“宋旅长有三团人，我只有一团人，我愿意和宋旅长各负一半防守责任，你认为哪里较危险，即交给我防守。”宋说：“我们明早开一个军事会议来决定好吗？”我说好，这样我就回来了。在当夜三点多钟时候，四十七师一部分部队即在西门街抢了一家皮鞋店后拉走了，天明时宋旅亦全部开走了。我当即追至湖川桥，将宋追着，我说：“宋旅长你怎么开走了？我们太仓就不要了吗？”宋说：“我奉到命令要我开常熟。”（当时他并没有说留下任何部队守备太仓。）我无话可说，只好回到西门外，将宋旅撤走情况向蒋光鼐报告，并向他请示太仓究竟还要不要？蒋说：“你的力量不够呀！”我说：“我不管力量够不够，我来就是准备牺牲的，牺牲了就算尽了我的责任。”蒋说：“那很好，你就相机进驻太仓吧，不得已时你就退巴城。”这样，我就率部进入太仓城。但这时太仓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保卫团长都已走了，商店大部分关门，老百姓亦多数逃走，只有一位电话局赵局长还在城内。我和赵联系后，即请赵转请他们回来。我即率部至六渡桥一线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布置妥当后，即由中校团附何自坚留在前方负责，我于晚间回到城内。这时公安局长、保卫团长、商会会长均已回来，我就和他们开了个小会，向他们说明我决心坚守太仓，但我的部队全部放在六渡桥（距城十二华里）一 线，城内治安须请公安局和保卫团负责维持；一面请商会通知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一定要开门，否则没有饭吃如何作战。商会会长当即表示：前方所需物品保证充分供应。次晨（三月三日）所有商店全部开门，秩序很好，老百姓亦陆续回 来。我于三日下午回到六渡桥前线。四日上午十时敌即来犯，但人数不多，仅百余人，打了三个多小时在下午一点多即行退走。五日又来，人数稍多一点，但还是打了几小时就走了。

    这样连续打了十八天后（大约是三月二十三日），军长蔡廷锴到太仓前线来视察，同来的有英国驻苏州的总领事、法国大使馆参赞以及一些其他外交人员和几位高参。他们是上午九 点多钟到达太仓的，这时前线还正在打，我一方面恐怕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当时法国人是同情日本的，我亦不愿使法国参赞了解我布置情况，所以没有同意外宾到前线，只是蔡和几位高参到前线看看。蔡看后对我说：“你的兵力太单，要增加些部队。”我说：“有部队增加当然好，没有部队增加也没有关系，我估计敌人是不会作重大牺牲来夺取太仓的。”下午三点多钟，蔡和外宾等就回去了。过了三、四天，七十八师第六团张君嵩团开来太仓协助，我们又继续打了二十多天。有一次敌人来了约一个营兵力猛攻，经我们两团协力痛击，敌不支溃退，还遗下两具尸体，以后也就未再来犯。这两具敌尸在淞沪协定签字后，敌人来向我们要，我们不给他。后来他们说：“你们中国还有二十几个活人在我们那里，你们还我们的死尸，我们放你们的活人。”这样，我们才又把死尸挖出来由太仓公安局夏局长送往上海交换。四月下旬张团调往后方整补，又调六十师第四团杨昌璜团来填防。在卖国的“淞泸协定”签字后，我们在七月间全军开往福建。在我们离开太仓时，太仓人民还办一个“三一”纪念馆纪念我们。根据上述事实，宋希濂说他“派一个加强营守备太仓”，不是事实。

    宋文还说：张指挥官三月三日晚七时的笔记命令，要“八十 七师宋旅应以有力之一部固守太仓……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云云。实际上宋是在敌未来犯之前（三月二日）全部撤走的。敌人是三月四日来犯太仓的。宋说“以后敌军未再进犯”，亦不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打了四十多天，蒋光鼐、蔡廷锴和太仓人民，都可证明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