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员龙启明

60年前的飞虎队员龙启明。

　　这位老人名叫龙启明，今年82岁，但没有一点老态。近段时间，当邻居从电视上看到这位老人的身影，才知道他就是二战唯一健在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国队员。

　　近日，记者走进了龙老平凡的家，走进他半个多世纪在平凡中演绎的传奇人生。

　　珊瑚坝：抚今追昔话当年

　　2月18日，是重庆历史上第一次遭受飞机轰炸的祭日。66年前的是日上午9点30分，9架日本飞机沿长江向重庆袭来，在广阳坝、渝北石船等地投下14枚炸弹。66年后的今天，龙启明来到珊瑚坝，站在昔日的飞机场跑道尽头感慨万千。

　　“原来那边有座塔台，跑道就是从这儿延伸出去的……现在塔台没有了，多了长江大桥，多了滨江大道，两岸变成了林立的高楼。我每次到美国拜访原飞虎队的战友，都要给他们介绍重庆正在发生的变化。”龙启明说：“珊瑚坝是我一生难忘的地方！我晚年虽然常行进在重庆?香港?美国之间，但每次回到重庆，路过长江大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凝望这个曾记录我传奇经历的江中孤岛。”

　　1942年，国恨家仇难忍的“准飞行员”龙启明在珊瑚坝开始了生平第一次降落。1952年，结束他飞行生涯的最后一次降落也是在珊瑚坝。时间刚好10年，同样是在深秋。

　　龙启明祖籍广东顺德，出生在香港一个非常殷实的家庭。父亲龙朝杰是原港英政府的公务员，官至香港华员会主席。“我父亲非常仇视侵略中国的外国列强，他虽然在港英政府打工，但他发誓永远不穿西服。他这种民族气节，对我后来影响很大。”龙启明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42年6月，为躲避日军抓壮丁，刚刚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停学逃入内地，辗转来到广西桂林，考入当时政府航空委员会开办的“留美空军培训班”。

　　1943年3月，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运输任务。在此之前，龙启明的双亲在从香港逃往内地寻子的途中被日军残暴地杀害。龙启明满腔悲愤，那时他最想做的，就是驾驶直接对日作战的战斗机去报国恨家仇！但是当他第一次和美军战友执行飞行任务穿过“驼峰”山口、从这条被美国战友称为“制造寡妇”的“死亡之线”归来时，他才懂得自己所在的这条战线同样需要牺牲、同样有着打击日寇的沉重分量。

　　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通过这条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这条航线上，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此外，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此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

　　“那时几乎每次航行都在‘驼峰’发生撞机事件，许多美军飞行员牺牲在这里，尸骨无收。一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人天两隔……”说起这些，龙启明眼里噙满泪水。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他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加入飞虎队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每次命中目标时，他们都会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那些率真的美国战友，至今还给龙启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把日本狗打趴下，叫他们投降！至于生死，是我与上帝间的事。这是我最要好的战友瑞恩斯在飞虎队的格言。”龙启明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一天，飞虎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我们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与日军交手。那一刻，我们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谈起珍珠港事件，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切肤之痛。我一生中最畅快的飞行，是1945年8月我和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第一架飞机降落汉口接受日军的投降。”

　　大渡口：13次追求一个未圆的梦

　　龙启明在重庆的家是一套只有50多平方米的普通住宅。走进他狭窄的房间，无论是简易的屏风、菱形格子的房门装饰以及茶机上的咖啡饮具，无不透出一种西式韵味。

　　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中国航空史上著名的“两航起义”。他和战友驾驶原国民政府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飞回北京和天津，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为我国航空业的雏形。

　　建国初期，龙启明曾多次执行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务飞行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1952年10月，他奉命飞回重庆珊瑚坝机场，从此结束了飞行生涯，转业到重钢集团公司，直至1980年退休。

　　在重钢的28年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更不知道他是当年陈纳德将军带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6名中国人之一、现在是国内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中国成员。

　　龙启明本人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那段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和无数国际友人的血肉铸成的。我只不过作了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

　　在中国那段受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中，龙启明同样经受着折腾。不过既是幸事，也是憾事。

　　龙启明告诉记者，从英雄到平民，从平民到英雄，他在重钢的命运，就像晴雨表一样记录着同期的中国政治气候。1952年10月到1955年，他在重钢当计划员，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被调到耐火材料厂去“烧砖”，担任计划组长，成天埋头苦读《共产党员修养》。1960年，调重钢集团运输部工作。

　　1964年，厂里的夜大培训技术干部需要英语教员。此时，人们想到了“美国飞行员”龙启明。

　　“我的英语比国语学得好。让我教英语，也算是专业对口，我很高兴。”龙启明点上一支香烟长叹了一口气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家被抄了，自己成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直到1972年8月25日，军管会为他平反，当面烧掉了所有的黑材料，龙启明才从委屈走向阳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龙启明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投身到重钢集团的对外开放事业之中。他说：“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再抱怨。在重钢退休之前，我有一件幸事和一件憾事。我虽然不懂外贸，但我懂外语。有幸的是，1980年在自己的参与和努力工作下，签订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单钢铁外贸合同，使重庆钢铁第一次出口国外。遗憾的13次入党追求，至今没能圆梦。”较场口：为战争索赔奔走呼号

　　龙启明老人1980年退休至今，几乎没有多少闲暇。在香港，他有祖上留下的房产；在美国，有那些如今都拍着他的屁股喊“小龙”的飞虎队战友。他可以长期居住香港和美国，但这次回重庆是为了完成他暮年的一件大事：声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让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是日本鬼子的屠刀，让我们和爸爸妈妈阴阳相隔。虽然重庆大轰炸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和所有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有着同样的伤痛，日本侵略者都欠有我们的血债。”龙启明回到重庆后，常去位于较场口的“六?五”大隧道惨案纪念地凭吊重庆大轰炸死难者，常去设在得意世界六楼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原告诉讼团了解声援工作情况。

　　龙启明的经济并不宽裕，每月的退休金只有500多块钱。去年11月，从香港回来后就将两个月的退休金捐给“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原告诉讼团”。

　　“回到重庆，我可以参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声援活动，给大家鼓鼓劲。在国外，我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际网络，向海外华人与向往和平的友好人士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宣传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以及一切有民族自尊和正义感的人士为之做出的努力，号召更多的海外华人加入到声援队伍中来，为维护民族尊严打一场道义的持久战。”说到此，龙启明老人显得慷慨激昂。

　　在结束采访时，龙启明老先生拿出《重庆大轰炸》光盘对记者说：“我准备将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后，寄给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女士，希望在她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让更多热爱祖国，呼唤和平的海外侨胞来共同声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成立于1942年4月，1946年4月战争结束后解散。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在昆明市郊筹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

　　1941年，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并以平民身份参战。当年7月和10月，200多名勇敢、渴望冒险的队员来华对日宣战。不久，他们便在首战中对日战机予以痛击，并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而自己仅损失飞机14架。由此，“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在这条航线上，飞行员克服重重困难，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

　　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