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惨案与对日政府交涉-918爱国网

今年9月，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4周年，也是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及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在关东大地震中惨遭日本暴徒、军警杀害94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笔者受日本友好人士和温、处两地旅日罹难华工商（含福建省福清县旅日华工）后裔、遗属的委托，将94年前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旅日华工在震灾中惨遭日本暴徒、警察屠戮的情形和94年来中国政府和民间与日本政府交涉的情况，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作一简要的汇报。
下面，我汇报以下七个问题：

一、温州、处州两地东渡日本谋生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一战”后至20年代初，温州、处州两地结合部（今瑞安、瓯海[原属永嘉县]、青田三县（市、区）山区农民、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做工、贩卖青田石货、温州纸伞等物品，并形成了温处历史上第一次出国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贫困化与机遇，是导致出国谋生的主因。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结合部，山山相连，隔溪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部分山区海拨在300－800米左右，可耕地极少，山农以种番薯、玉米、高粱为主，以种黄麻、苎麻、靛青（土染料）、甘蔗等经济作物为辅，因交通不便，许多经济作物积压在山区，难以运至城镇出售。青田位于瓯江上游，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该县平原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5%；而山地面积则占全县总面积的90%。据清光绪《青田县志》载：“山田十日不雨，则灌溉绝，滨溪厥土涂泥，九邑之水，建筑而巨浸，岁见邑农甚苦。”[1]如该县方山、油竹等乡、村，地处山区，人多地少，难以为生。“民生其间者，梯山为田，窖薯（番薯）为粮，终岁勤劳而不得一饱。”[2]在这些山区里流传着“山头人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干吃到老”的谚语。其实，每逢严重水灾、旱灾、虫灾，农业歉收，山农连番薯干都吃不到，只得以秕糠、草根、麻叶等充饥。山农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清光绪二年（1876）9月，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浙南广大农村。1919年，洋货进口达268883吨，为温州开埠后第二年（1877）船舶吨数19030吨的14.1倍，每年平均递增6.7%[3]。
当时，进口的洋货主要有棉布、棉纱、毛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糖类、染料、卷烟、西药、海产品、火柴、玻璃、布伞、肥皂、藤条等。这些洋货大量倾销浙南大地，一方面，促进了温州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商业资本家对货币财富的积累，并不断地将它转化为产业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兴办企业，雇佣工人，使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入浙南广大农村，严重地破坏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一大批依靠家庭手工业为生的人破产后，被迫离开了土地，流入城市，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一部分无地、无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为图谋生计而出国谋生。
据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调查[4]，青田县方山、油竹等乡、村，地处山区，人多地少，难以为生，山农得悉赴日本谋生有路，便东借西凑“盘缠”（川资），背井离乡东渡日本。瓯海区五凤垟乡坑源村旅日华工黄子莲的女儿黄宝媛说：“我父亲赴日本前家中租种几亩山田，每年除交租外，仅余几百斤口粮，全家不得温饱。”瑞安县（市）的枫岭、桂峰等乡以及今文成县（原属瑞安县管辖）的李林乡，都是贫困山区。他们不愿死困在穷山沟里，过着不得温饱的苦难日子，遂外出谋生。瓯海区（原属永嘉县）西岸乡垟坑村，150户、500人，赴日本谋生的就有106人，占全村总人数的21%；该区北林垟乡庙后村300户，赴日本谋生的就有150余人；青田县仁庄乡山根村30户、100人，赴日本谋生的有13人。瑞安、瓯海、青田等地山农，二三兄弟或一座屋四五人一起赴日本谋生的为数不少。如瓯海区泽雅镇上村农民林庆福三兄弟，先后赴日本做工；该村农民林景崇兄弟四人，有三人赴日本谋生，仅有一人留守家园。
（二）日本经济的大发展，为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谋生提供了机遇。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提出了所谓“大陆政策”，即向朝鲜和中国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妄图称霸亚洲；并梦想征服世界。日本加紧战争准备步伐，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拥有陆军30多万人，其中常备军7万多人，并建立了一个拥有31艘（亦说28艘）军舰、37艘水雷艇（一说24艘）的海军[5]。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是年是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历时八个多月，最后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6]。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四年以上的财政收入，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向外扩张的贪欲。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大赔款，增加资本积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日本乘隙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日本的工业生产力比‘一战’前增长四倍以上，工厂数、工人人数和工业产量，都比战前翻了一番多。尤其是钢铁、造船、机器制造、电力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非常突出。”[7]“一战期间，日本雇用工人一千人以上的工厂数，从八十五个增为一百六十个。”[8]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力，这就为温处两地山农前往日本谋生提供了极好机遇。于是，他们携带雨伞、青田石货先期东渡贩卖。他们获利的消息传开后，东渡日本谋生、行商者的人日益增多。当他们所携带的雨伞、青田石货售完之后，遂弃商为工，受雇于工厂，充当工人。由于他们勤劳著称，颇受日本雇主的欢迎。
（三）温处两地与日本相距较近，海程较短，旅费节省。温州、青田山农、手工业者赴日本做工或行商，一般先乘轮船到上海，住进十六浦码头青田人开设的、宿舍费便宜的小客栈，然后再购买赴日船票或委托包客代办乘船手续。他们抵达日本，大都选在门司或大阪上岸。赴日船费不等，一般只需十余枚银元，或变卖一些禽畜或其他物品，即可解决。青田县油竹乡旅日老归侨们说：“当年东渡日本谋生，旅费并不大，只要卖两分半山田或者卖一头牛就够用。”[9]
（四）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对中国人实行免持护照政策。1918年1月24日，日本内务省第一号《外国人入国有关规定》中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进入中国境内免除其出示护照或者国籍证明书的义务，所以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对来日本的中国人也给予同样的待遇。这种互免护照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9年3月1日《有关外国人的入国，居住以及遣返的规定》颁布为止。这条“互免护照”的政策，对推进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谋生起了积极作用，但还不是主要作用，而主要还是靠上海的“包客”协助。如20年代初，青田籍老归侨陈鹤鸣（有人称沈鹤鸣，他不是青田人，而今文成县李山人）住上海，开设“同丰泰”客栈，与在上海的青田工商社叶某等，都经营“包客”生意，凡温处两地出国谋生都经陈、叶等人包送到海外目的地。当时，“每人（从上海）至神户，各缴15元4角旅费，昌兴及东洋公司即一律（同上），惟三菱船只需13元5角，各代办中以沈（陈）鹤鸣最为公允周到，故各人缴15元4角旅费后，亦有不再带银洋即行动身者。”[10]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战”期间和“一战”后，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赴日本做工、行商的人众多，高达三千五百人至五千余人[11]，可以说，这是近现代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出国做工、行商的第一次热潮。

二、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所从事的职业

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后，足迹遍布日本各大城市，尤以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为多。据笔者于1990年5月、7月、12月和1993年11月，随同温州市政协调查组、日本宋庆龄基金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吉林省电视台记者李蕴、摄影师王乐群和王希天的孙女王旗等赴瑞安、瓯海（原属永嘉县）、青田三县（市、区）结合部山区的11个乡镇、18个行政村（今杜民委员会）调查、访问、座谈，涉及1923年9月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幸存归国的老华工、蒙难者家属及当地知情者100多人次，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根据调查、访谈的资料进行梳理、归纳以及根据《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等文献资料的记载，“一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小商人在日本各大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
1．从事行商小贩。温、处山农赴日本时，先是随身携带一二箱纸伞或少量青田石货。抵达日本目的地后，即将货品出售，而后将出售的钱汇到家中，再由家人购好货物托运至日本给他出售。20年代初，温州纸伞质量好，价格便宜，一把纸伞仅一日元；青田石一块也仅四五日元，甚受日本用户的欢迎，常常供不应求。一旦纸伞、青田石货经销不好，行商者即刻改变方针，贩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草鞋、钱包及自来水笔等物。他们行商时都提着竹篮沿街或小巷叫卖。瑞安县（市）湖屿桥镇老归侨郑耕乾说：“我22岁到日本，开始卖雨伞，卖完以后进日本的眼镜、笔套、六神丸等沿街叫卖，一段时间打杂做工。”[12]瓯海区北林垟老归侨潘崇楷说：“1923年春，我去日本，开始到大森、三河岛、大岛町等地贩卖雨伞、皮夹等，货物卖完接济不上，便到大久堡町筑军训操场。当时在这里筑操场的温州人就有100多人。”[13]
2．从事饮食、服务性行业。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小商贩，勤俭节约，把从事行商小贩及做苦力节省下来的微小劳钱，开设餐馆、小客栈，为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小商贩服务。据调查中得知，今瓯海区北林垟乡胡日池、胡日新兄弟在门司开设一间中华料理（小饭食店）；瑞安县（市）咸芳乡的黄柱生、黄柱禄兄弟在大岛町开设一家合吉客栈；湖屿桥镇的卢恒兴在大阪市南区田中町开设一家小客栈。从事上述饮食、服务性行业的人不多，其原因，是他们还没有积蓄较多的资本。
3.从事挑煤工。旅日华工大部分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他们在东京，“则以小名木川沿岸、芝圃、南千住、王子等处的工场为多。工人们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做饭，五点即去河边等工，习以为常，天长日久，小名木川桥竟变成了中国人的工夫市（工人们称此桥为苦力桥）每当早晨，如值人多工少时，常常有二三百人的剩余。”[14]他们的工作时间，“自早七时至晚五时，工资由一元七八钱至三元四五十钱；名古屋、大阪则在筑港做此项工作；横滨则在车站工场等处，专门做挑煤工的。”从事这种苦力劳动的人数不知多少，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挑煤工在“东京至少有九百人。”[15]
4.从事挖土工。1921年10月，青田旅日华工陈君由大阪、神户约来一百二十人，为铃木组作工于群马水电工事场，每日所得工资约在一元八钱，“其后此风大兴，人人都去找工；一些从事行商的华侨也弃商从工，至1922年春，到各处作土工者，就多起来了。最著名者，如古久组之陆军省立川四道街两处飞行场，共用中国土工三百余人，每日工资二元十钱；在京滨一带共有土工至少不下八百人，每日每人平均工资二日元。除日本工头扣去七八十钱外，每个工人只得工资一元二十钱[16]。
５.从事职工。除挑煤、挖土等笨重劳动外，一部分人至铁工、玻璃、镀金、铅笔、自来水笔等工场，与在各家庭工场者，约在三百人以上。此外，还有一些人到制瓦、纺织及藤椅子、木器工场者，职工每人每月工资约在四五十元左右[17]。
６.从事杂工。多半是无定业和失业者去干，或拉车、或修筑道路，随雇主之需要而去，从事此项杂工的人为数不多。
从事上述职业的温处两地旅日华工、或行商者，他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90%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在工场做工，工资低微；从事行商小贩，获利微薄。因而，他们在日本各地的生活处境都比较困难，大都是数十人挤住在同乡人开设的一家小客栈里，早出晚归，非常辛苦。由于他们经济收入微小，生活困难，不少华工商买不起衣服，大都是“一衣数年，视为生命”，“居室衣此，外出亦衣此，睡眠也衣此，以至肮脏不堪。”[18]

三、日本政府采取排斥华工商政策和措施

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在日本各地做工、行商不到二、三年，尚未积蓄资本，开创新的经济事业时，就遇到日本经济严重危机了。根据有关近现代经济资料记载，这次经济危机始于1920年。到1922年间，工业总产值下降19.9%，采矿业下降55.9%，煤下降16.1%，生铁下降16.7%，机器制造业下降55.9%，造船业下降88.2%。各部门的设备40%～50%被闲置起来。在工业危机时农业也受到冲击，1921年至1922年全国农户减少33.5万户，其中两万户以上为佃农和贫农。[19]
然而，在日本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温处两地的农民、手工业者仍然继续东渡日本谋生。如前所述，1920年至1922年春，温处两地旅日人数已达3500余人，而到了1923年8月，即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的前一个月，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竟高达5000余人。这不仅给日本社会增加了极大的压力，而且也增加了旅日华工与日本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日本劳动者将失业或害怕失业的情绪转嫁到华工身上。认为，中国旅日华工以低廉的工资夺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转移国内劳动者的视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排斥华工商的政策和措施：
（一）遣返中国旅日华工、商贩回国
1922年至1923年8月末，日本政府连续不断地遣返华工商回国。1922年3月至12月27日温州旅日华工商（含青田旅日华工商）420人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1923年1月至8月末，除全国旅日华工商贩2130人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外，温处华工商210人被遣返回国。估计，1922年至1923年8月末，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的近800人。
（二）限制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入境
1923年1月至7月，日本政府不准中国旅日华工商入境的共达4批次：
1月28日，日本政府除取缔旅日伞商、理发工上岸外，还将各级成衣工人，由近江丸载回上海，其中“伞商8人，理发匠4人，西衣成衣工人15人，染工8人。”[20]
3月18日，中国旅日华商乘上海丸抵达日本码头时，被日本政府逐回之华商33名，其中伞商11名，杂货商15名，印刷工人7名。[21]
7月6日，搭怡和轮赴日之温州伞商韩茂生等80余人，因携现款不多，在神户禁止上陆。7日，由该地警厅奉命押登熊野丸回沪，分途回温州原籍。[22]
7月上、中旬，温州赴日贩卖雨伞、做工者400余人，其中第一批乘“吉生轮”赴日本的135人，仅有35人准予入境，其余一概以“非经商者”为名拘至警署，数天后，由“日光丸”押退上海。[23]其余第二、第三批，除第二批由昌兴轮运载的上海161名、香港170余名经商者，“均得入境，无一人退还”外，第三批由东洋汽社之西比利亚丸往者，计114名，“只许二十人上岸”，其余一律拘入警署，由日轮“山城丸”押退来沪。据云，“此次温州华工之往日者，均为急求作工，图谋生活而往，故预带多金者甚少。”[24]
综上所述，1923年1月至7月，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人397人，仅准其中55人入境；而上海161名、香港170余名经商者，均予以入境。
（三）用暴力手段押送旅日华工商回国
1923年7月9日，乘西比利亚丸到日本神户时的154名华工商，遭到日本警察一一盘问，“并不问带钱之多少，乃询到日后之营业，同伴中只有20名系往经商者，得允上岸”；嗣后将船开往他埠，将134人押入警署，沿途随行随打，同行中有多人被打成伤，且衣件等物多为损坏，乃至山城丸开出，“警署将134名工人及早拘在署之13名华工，一并派警押上山城丸，送还上海。”[25]问题严重的是，“各工人在拘留期中，食眠均缺，困苦万状；及至轮上，……各工人即在神户下船，山城丸开至门司时，门司警署亦有华工5名拘押至该轮，一并押送到申。昨日山城丸来申退还各华工，均狼狈不堪，并有一人因被日警殴打，受伤过重，已不能行走。又有两名因伤而又患病，当时到申，即先送至医院内施救，其他被打受微伤及损坏衣服者尚多。”[26]后东洋公司，向各退还工人欲收回所垫之船费时，查点人数，有17人已无着落，……又有20余人身无半文，状如难民，退还回国，无处食宿，由同丰泰之沈鹤鸣（又称陈鹤鸣），代为没法，暂给寄宿之处。然现在流落沪上，身无余资之华工，已达三百五六十名。[27]
由上可见，日本政府除驱逐华工商回国、不准新赴日的华工商（行商者必须携带一定的资金）入境外，还采取暴力手段，对渡日华工、行商者进行拘押、审问、殴打等等，致使许多华工、行商者身受重伤，不能行走，苦不堪言，状如难民。他们被日轮遣送至上海后，不少人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犹如乞丐，真是可怜之极！

四、成立“共济会”维护华工商权益

为应对日本当局的排斥华工商政策和中国旅日华工商不受日本当局及资本家工头的凌辱、欺诈、迫害，中国留日学生王兆澄、王希天等发起建立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以下简称“共济会”）。1922年9月21日，在东京大岛町三丁目278号番地召开“共济会”成立大会。与会的旅日工商界代表80余人。会上由中国驻日公使馆江子因秘书致训词，日本救世军木青中校、留日学生总会彭干事、青年会蒋干事等，都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与会代表公举王希天（吉林籍）、王家桢（黑龙江双城县人）、王朴山、孙绍南（均系吉林籍）、谢介眉（浙江籍）、王兆澄（安徽籍）、王世婉、胡育英（陕西籍）、马伯援（湖北籍）、邓洁民、陈方知、施秉慧（均系江苏籍）等20人为委员，以王希天为委员长[28]。
“共济会”最初成立的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共济会，由共济会同人组织之；第二条：本会以培植德性、户牗知识、联络感情、互相辅助为宗旨；第三条：本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20人、顾问若干人，委员长由委员选举之，顾问由本会聘请之,任期各半年；第四条：本会职员分五科：庶务科、交际科、文牍科、会计科、调查科。各科由委员四人担任之；第五条：凡为本会会员皆得享有本会一切权利；第六条：凡为本会会员须遵守本会会章及规约，缴纳会费，本会规约另定之；第七条：本会会费分特别普通二种（特别会员每半年纳五元，普通会员每半年纳半元）；第八条：本会选举取间接选举制，每二十人出代表一人，由代表选举，按第三条规则定之委员；第九条：本简章如有尽未事宜，由会员二十人以上之提议，得开大会修改或增订之。同时，在这条下面，还规定：不正行为罚则、合宿所规约、包工规约等[29]。
对以上章程，后来进行了多次修改，由原九条压缩为五条，即：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第二条：本会由侨日华工与行商及热心改善工商事业者组织之；第三条：本会以培植德性、户牗知识、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为宗旨；第四条：本会本部会址设于东京，但在日本国内各处有会员50人以上，且有一定会所，经总理事之认可者，皆得设立支部；第五条：本条达到第三条之宗旨，故历行左列内外两部之事业：（甲）内部：一、改善会员之卫生状况；二、禁绝会员之不正之行为；三、扶助会员之失业病灾；四、提倡会员之补习教育。（乙）外部：一、代会员介绍职业；二、代会员缔结契约；三、代会员交涉一切；四、代会员谋图利益 [30]。
“共济会”成立后，温处两地旅日华工纷纷加入“共济会”，会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923年5月中旬，“会员不下3000人，其中除少数行商外，大部分均系工人，工商兼营者亦不少”。会员分布很广，东京大岛町方面1300余人；三河岛分会800人左右；神奈川县属横滨附近200余人；名古屋支部400人；岐阜100人左右；大阪支部200人。其中未调查，散处各地者约千人[31]。
“共济会”在王希天等人的领导下，为华工排忧解难，改善生活，抵抗外界压力，特成立“共济会”董事会，推举中国驻日本公使馆江子因秘书为董事长，长福总领事为司库，吴江涛干事长为书记，陈延龄、俞显廷牧师、马伯援干事为董事。会长仍由王希天担任。“共济会”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调查了解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中获知，旅日华工商贩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行商道德方面，如价值一毛钱的东西，则向人家要1元；最甚的是“人参糖”，本非卖品，又是伪造，除了玻璃瓶和纸壳值三分钱外，本无所谓资本，竟写了市价11元。这种欺诈行为被日本警察发现后，自1922年起，禁卖“人参糖”。又如，在旅日华工商贩中，从事赌嫖的也有，“中国的苦力好赌，麻雀牌、天九牌，多半自中国来时都带来了”，“专门以赌为业者，东京不下二三百人。”[32]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但也不能排除温处旅日华工商中就没有参赌的人。
第二，必须加强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的自身建设。
为提高旅日华工商贩的政治文化素质，适应在日本各地的谋生能力，“共济会”成立了“治疗、教育、慰问”三个部：
1．治疗部：凡华工发生疾病，均可享受优惠待遇。1922年9月，“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曾介绍旅日华工2000人来治疗部就诊，“每至午夜，停食废寝，大有乐而忘倦之慨。”[33]“共济会”还为旅日华工检查健康状况和罹病状况。
2．教育部：首先在华工众多的东京大岛町举办了一所华工夜校。当时中国留日男女学生20余人，热心教育工作。从他们中公举王世婉、郑聪贻、季凤鸣、翁侃、王希天、王淑英等为筹办员，在筹办员内又公举郑聪贻女士为校长，季凤鸣、王淑英两女士为教导主任，1923年1月8日开始上课。根据办夜校的宗旨，主要是培养旅日华工商各个都有普通知识和日语口语应用知识。授课时间，每日自午后六点半钟起至晚八时半钟止[34]。经华工夜校学习的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日语口语水平普遍提高，1990年7月与12月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女士，赴今瓯海区、瑞安市、青田县调查、采访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后归国的旅日老华工时，他们尚能用日语同仁木富美子女士对话。足见当时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贩已具有初步的日语应用水平。
3．慰问部：自1922年12月下旬开始，中国留日学生有十多位男女同学到服务部做慰问华工的工作。如邢朴、魏长信诸君和施秉慧、邓萃菁、虞小棠、胡佩芬诸女士，轮流拜访各客栈，并与华工们进行种种有益的谈话，例如卫生如何要紧，赌博如何得禁，衣冠为何要整齐，举止如何得端庄等等。经慰问部几位男女同学的细心谈话，启发诱导，使旅日华工的思想面貌大大改观。从慰问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竟获得堆积如山之赌具。”[35]慰问部还对特别清洁卫生者赠送奖品，鼓励他们进步，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三，维护旅日华工的合法权益。王希天带领“共济会”会员，同日本当局、资本家、工头进行了讨债、斗殴和禁工等三方面的交涉，要求日本工头不得克扣华工工资，必须及时、如数付款；要求日本当局谴责日本工头殴打华工的野蛮行为，要他们以平等对待华工；并运动日本各界进步人士、中国驻日公使等出面，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促使日本政府取消禁工令、驱逐令等，以保证旅日华工商在千叶、名古屋、东京大岛町等地做工和行商自由。
由于王希天等人不遗余力地维护旅日华工商贩的权益，以及“共济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日本工头、资本家以及日本当局对华工商的虐待、欺凌等有所收敛。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对中国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和参加“共济会”组织的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则恨之入骨，伺机施行报复。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竟成了“日人”惨杀华工之机。

五、日本关东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日本处于亚洲太平洋地震中心区域，历史上地震频发。1923年9月1日午前11时58分45秒，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这次地震的特点：1．震级烈度高达里氏7.9－8.2级；2．震动次数多。大小震动1029次，其中大震三四次；3．震动时间长。9月1日至8日止；4．震动范围广。东自千叶起，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至静冈为止，有一府六县广约二万平方公里的地面遭着灾殃[36]。除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外，日本之精华几乎尽付一炬。东京十五区，有六区遭大火烧毁，即神田、深川、本所、日本桥、京桥、浅草；烧残的有七区，即麹町（皇城即在这里）、本乡、小石川、牛込、赤坂、芝名区、下谷。其余四谷、麻布二区只略被烧[37]。其重要机关被大火烧毁的有文部省、内务省及警视厅、兵工厂等；大学被大火烧毁的有日本、明治、中央、商科、专修等数校。此外，专门学校如岩仓铁道学校、电机学校及公私立中小学校等，不下50余所，其图书馆则尽付之一炬[38]。
在这次大地震中，不仅日本人民损失严重，而且中国旅日华工、商人及留日学生的生命财产也蒙受重大损失，仅横滨一地，“中国街完全毁坏，则遭难者，虽非全部，恐至少亦有三四千人矣。”[39]据留日皖籍学生郝兆先报告：“日本大地震发生，东京侨胞死者不下千人，学生亦占十分之一……其未遇难者衣物全烧或半烧。”[40]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人，受灾人数达四千余人，其中处州占其大半，”[41]大都为青田籍。
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从9月2日开始，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即登载了东京、横滨地震的消息。接着，上述各报发表了社论、时评，认为“我国与日本仅隔一衣带水，救恤之义，责无旁贷。”[42]并呼吁国人“万勿坐视此数百万难民嗷嗷待哺，濒于死亡。”[43]当时，中国侨居日本的商人“以横滨为最多，约有三千人，留学生则以东京居第一位，约有二千余人，五千余人之海外同胞，生死不明，亦我国人应留意之点。”[44]
1923年9月3日，北京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对筹款赈济日灾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五项决议：（一）电驻日代办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政府慰问；（二）电驻神户我国总领事急赴灾区调查报告；（三）颁发明令拨款二十万，自备赈恤之用；（四）令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五）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45]。
9月4日，北洋政府邀请社会名流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20余人商讨救济日灾的具体办法[46]。同日，北洋政府连续发布二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指派驻日本代办代表政府即日往日本外务省慰问，“并由财政部迅速筹二十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第二道命令：“此次日本地震奇灾，中国侨日商民，同罹洗劫者，谅必为数綦巨，殊深廑念，著由外交部转饬驻日本长崎、神户领事，就近调查被难情形，迅速电呈，并先代政府实行抚慰，一面由内务部、财政部商拨款项，遣派专员，会同本国红十字会，携带衣服食品药料等项，迅速驰赴东京一带，设法援救。”[47]这表明北京政府对日本震灾高度重视，并见诸实际行动。
广州元帅府对日本的震灾同样表示深切的同情。9月4日，孙中山大元帅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48]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分致函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原房之助、头山满、萱野长知、宫崎民藏家属等表示慰问。”[49]
9月8日开始，大连、吉林、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南通、芜湖、九江、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救济日灾团体，广泛开展筹款献物活动。9月5日，大连运白米3570石、罐头15000罐[50]，支援日本救灾；吉林助日灾麦粉20万袋、牛100头，并赠送价值50万元米谷及必要品[51]；上海捐款37余万元，以及其他衣服、布料、食用品等数万件送给日本外务大臣及震灾护救事务局[52]。浙江留日被灾学生呼吁各团体救济日灾[53]，宁波总商会发起组织宁波协济日灾义赈会；温州瓯海道沈致坚道尹与当地官绅商学界，发起瓯海道属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募集款物，赈济日本灾民和温州籍旅日侨胞。与此同时，日本轮船直接来温装运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品……运去土产数目可观，达514610元[54]。对日本渡过震灾难关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和各界人士对日本震灾的深切同情和无私援助，使日本人民深为感动。日本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感谢。9月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表公开信，致谢中国各界助赈团体与个人，盛赞：“文明民族，见义勇为，不分畛域。”[55]同月1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感谢中国人的高义。”[56]日本政府还推荐众议员臼井哲夫、砂田重政、铃木富士弥等五人专程前往中国北京、洛阳、汉口、长沙、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深表感谢！

六、日本暴徒乘震灾之机屠戮温处华工商人

然而，在日本军国主义熏陶下的所谓“自警团”、军警，不是对中国旅日华工商扶助相救，而是乘震灾之机，大打出手，突袭中国旅日华工商。9月1日中午震灾发生后，日本关东社会一片混乱，日本政府即下令戒严，除原有的宪兵、军队、警察人员参与戒严外，社会秩序则由青年团、乡间军人、消防队等组成的所谓“自警团”，其成员非常复杂。9月2日晚上9时许，日本“自警团”成员、军警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栈内174名心理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赶到客栈外的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57]当华工们伏地时，手持凶器的“自警团”成员、军警一齐拥上，施以毒手：有用枪毙者，有用刀杀者，有铁锤击脑门致死者，种种惨状，目不忍睹。[58]当场打死173人，仅一名叫黄子莲（永嘉廿三都人，今属瓯海区五凤垟乡坑源村）的华工，“其头部击有大窟窿，二处右耳被兵器轧去鲜血直淌，昏厥在积尸下才免于难。”接着，日本“自警团”、军警又在南千住、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残暴的手段，惨杀中国旅日华工商贩。被杀害者“当在千人以上”[59]，其中“以温属工人为多，总数约七八百人。”[60]
日本高梨辉宪在《关东大地震亲历记》中记述：“9月1日地震之夜，我从猿江后街到大岛町八丁目的表兄弟家中避难，在离表兄家不远处有一大块空地，即现在的江东区大岛町八丁目富士公共汽车营业所的所在地……4日早晨，我到那边一看，惊呆了。用‘血流成河、积尸成山’这形容词，最恰当不过了，真是一片鬼气逼人的情景。[61]
令人愤慨的是，日本军警还惨杀了中国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王希天，原名熙敬，吉林省长春市金钱堡人，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就读。1919年，转学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该校读书期间，王希天广泛接触了中国旅日华工，目睹华工种种悲惨遭遇，心表同情，遂以维护华工权益为己任，救危济困，奔走呼号，为维护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的权益而斗争。关东地区大地震发生后，他日夜不安，担心旅日华工商在震灾中的安危。9月9日上午8时许，王希天从牛込鹤卷町212番的友人寓中出发，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骑着自行车往大岛町、南千住、三河岛等处察看华工遭灾情形，被龟户宪兵非法逮捕，拘禁龟户警署。12日凌晨3时许，日军中队长大尉佐佐木、中尉垣内八洲夫二人，奉戒严司令部长官之命，把王希天惨杀于龟户町逆井桥旁，时年27岁。
在日本大震灾中，还有一批侥幸活下来的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小商贩1600余人，被强制押送至千叶县习志野简易兵营看管，使他们失去自由生活的权利。华工们“日食蛋大之饭团三枚，不足抵平时一餐之量。夜则枕石卧板，苦不堪言。且天气寒热不常，疾病丛生。守卫兵士，又极凶残，稍不如意，鞭棍立下。”[62]据日本友人、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在《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一书中记述：9月5日至9月17日止，被关押的华工达1692人。这些被关押的人，大部分是温处两地的旅日华工。
据笔者对原瑞安县（市）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今属瑞安市湖岭镇）调查，该区旅日华工被杀死、杀伤的就有56人；原永嘉县二十三都（今属瓯海区泽雅镇和藤桥镇）被“日人”杀害的有130人。该县（区）泽雅镇下村林金桃说：“我的表兄弟周潘顺、周潘弟，他俩都是二十三都桂川村（清光绪《永嘉县志?乡都》作季坑）人，在关东大地震期间都被惨杀；泽雅镇上村林庆福、林庆洪、林庆三三兄弟都被杀害。”青田县油竹乡麻宅村（又名半坑村）。该村华工赴日本前，只有70户人家，约300村民。“一战”后该村先后赴日本贩卖青田石货，或当苦力的青壮年22人，关东大地震前均住在大岛町六丁目的一座小客栈里。大地震时，仅有麻银海、麻上亨、麻洪寿和邱志芳四人偶然出去，幸免一死，其他如麻岩海、麻上云、麻竹林、麻沛昌、麻士海、麻沛真、麻德祥、麻春翔、麻连青、麻顺奇、麻伯勋、麻祥陶（乳名碎陶）、麻连雄、麻沛仁、麻瑞沛、麻玉方、麻林明，还有一位平阳人，共18人都被同时杀死。噩耗传到永嘉（今属瓯海区）青田山村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哭声连天，震撼山村。这些被杀害的大都是青壮年，不少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他们被杀害后，父母无人赡养，妻子转嫁他人，或在家当寡妇。如青田县油竹乡半坑村麻祥陶被打死后，家中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才13岁，小儿子仅3岁，家庭无法生活，只得把两个女儿送到外地当童养媳。麻宅村附近的山根村，全村30来户，有13位青壮年赴日本谋生，其中10人被杀害，全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濒临破灭。山根村伍桂岩的父亲伍明魁在日本遇害时，她仅2岁，桂岩的姐姐桂婉年仅16岁，因迫于生计，其母只得将她嫁于他人；而伍桂岩的母亲外出当佣人，赚来几块劳钱养活一班孩子，苦不堪言！
这次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究竟有多少人遭日本“自警团”杀害？这个问题，1990年7月开始，日本仁木富美子“以追求真理、伸张正义、尊重历史的负责精神，在日本反复查证基础上，曾几次深入温州山区调查访问，历时三载，将惨案始末彻底查清，撰写成书，昭示天下。”[63]令人感动的是，她不仅跑遍今瓯海区及瑞安市有关山区调查访问在关东大地震中旅日幸存的老归侨，而且还赴青田县山区调查、访问旅日幸存的老归侨及其家属、知情人。据仁木富美子调查统计，（剔除重复统计），加上1990年调查时新发现的遇难华工姓名，总计716人，其中当场致死者622人，失踪（如王希天等，实则被杀）11人，负伤83人（有许多重伤者回国后不久即死去）。遇难者中，温州、青田籍658人，其中死605人，伤53人；另有42位华工，有被害目睹者证明，但姓名、籍贯不详（其中死34人，伤8人），未统计在内。因此，温处籍华工实际被害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64]
上述700名温处籍华工、商贩，死得非常悲惨；有的头部被砍四刀，有的被乱刀斩死，有的右肩被砍一刀、左肩被砍两刀，有的被打死后，用火烧掉他尸体，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馨述。
关东大地震期间，维护、关心旅日温处华工商贩安全的中国留日学生、“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被杀害后，激起了温处两地华工的无比愤慨，要求北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日本当局派船把幸存的温处华工商及负伤者火速送载回国。经过一番交涉后，便从9月15日开始，日本政府派轮船分期分批把中国旅日灾侨运送至上海，再由上海协济日灾会安排接待，并由全国各地驻沪同乡会转送到各地区。其中浙江温处两地旅日灾侨，即由温州旅沪同乡会派员随轮船护送至温州，再由瓯海道组织力量将灾侨送至温处各地。截至11月18日止，浙籍旅日灾侨被日本政府载送回归温处两地的劳工和商人共4445人。

七、中国对日本震灾惨杀华工商的交涉

日本“自警团”、军警惨杀中国旅日华工商贩及中国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被逐步揭露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议日人惨杀华工商的怒潮。10月21日，上海市民致电北京外交部，要求当速提出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急盼交涉。10月23日，国民对日外交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严缉凶犯，惩罚保护不力之官吏，对被害者之家属以损害赔偿，保证将来不发生此事；温处两地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林克斋、毛定楚等1698人联名发表了《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揭露了“日人”乘震灾之机，惨杀华工商及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的滔天罪行，严厉驳斥了日本外务省编造的谎言，中国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380人联名致北京外交部顾维钧电，强烈要求对日本政府进行交涉：惩凶，赔偿抚恤，道歉，保证将来永不再发生此等事变。并要求对渎职辱国、罪状昭彰的驻日代使张元节革职查办，俾快人心而儆来兹。[65]
10月26日，华工被害后援会也举行了会议，建议被害家属或亲友将害人姓名、年龄、籍贯及被害情况，填写报告该会，以备交涉根据[66]；温州旅泸同乡会致函全国公团和本埠公团，要求维护人道，调查温处两属华工商被杀害的家属及其详细情形，呈报北京外交部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瓯海道尹分饬各县知事暨温处各公团，详查死者家属以为交涉之根据[67]。
在全国各界人士和温处两地人民的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北京外交部才电饬驻日本新代使施履本就近调查，向日本外务省抗议“日人”在震灾中的严重暴行；与此同时，照会驻北京公使芳泽，提出交涉。在交涉中，日本政府只说当时把中国人“误为韩人（即朝鲜人），有少数误杀。”[68]为此，北京外交部决定派官员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本调查。11月底，日本政府早已把屠杀华工的罪证毁灭殆尽。这样，王正廷等人无从入手，遂委托日本官方代为调查，而日本官方不向王正廷等人提供真实材料，王正廷等人又改托日本民间律师继续代为调查，而自己却率随员返回北京。12月8日，北京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照会日使，提出：（一）日本政府迅速调查事件真相，依法严重处罚犯人；（二）按次发表调查之结果及处罚；（三）对于被害华侨之家属，给以相当之救恤金或安慰费[69]。当时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出抚恤金为20万日元，其中：王希天1万元，财产损失8000日元；被害人数560人，每人300日元。北洋政府不同意这个数字，要求日本政府抚恤被害家属30万日元，每人应得抚恤金不及千元。日本政府还说：“分外要求，延迟不复”，被害家属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愤慨，便联合具呈当局，“谓南京事件，杀日人2人，赔75万；庙街事件，杀日人3人，赔100万,每人应得赔偿金30万余。中日人身价格相差数百倍之巨，殊可痛心，应请严重交涉。”经北洋政府多次交涉，直至1924年5月7日，日本六相（首相·清浦奎吾、外相·松井庆四郎、内相·水野鍊太郎、司法相·铃木喜三郎、陆相·宇垣一成、大藏相·胜田主计）会议，才决定赔偿并签字画押。但从1924年6月至1926年1月，加藤高明任首相·弊原喜重郎任外相时，则中断了与中国的赔偿交涉。此后67年间，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均无重提对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其对“东瀛华工惨案”赔偿，道歉等问题。
那么，重启调查“东瀛华工惨案”问题始于何时？它始于1990年7月。是年7月上旬与12月下旬，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仁木富美子先后再次到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结合部山区访问当年旅日老归侨，调查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中国华工惨案，了解他们在日本谋生和遭遇境况。她回国后，再查阅了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资料室里的原始资料，弄清了日本当局策划掩盖历史的真相始末，先后撰写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和《震灾下的中国人虐杀》专著，使东瀛沉冤真相大白于天下。
仁木富美子在为《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所作的《序言》中说：“1991年，我和日本教育界、史学界、文化界人士一番濑康子、今井清一、大田尧、小岛晋治、斋藤秋男、关屋绫子、武田清子、田中寿美子、田田佐和子、日高六郎、松井耶依、安江良介、山下正子、山住正已等，发起成立‘关东大地震时遇难华工悼念会’，并向大家发出募捐的号召。”[71]这一“由学者、知识界人士发起的活动，既不靠政府的权威，也不借助企业财团的力量，完全是了解事件真相的人的自觉行动。”[72]
仁木富美子等将捐款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1944年被侵华日军破坏了的王希天纪念碑，在今鹿城区华盖山重新树起，并增添纪念遇难华工的内容；二是成立温州山区教育基金会，以帮助遇难者后裔上学受教育。她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山区儿童，才是创造山区美好明天的希望。仁木富美子还说：“今年9月3日70周年纪念活动时，这两件事在瓯江之滨的温州市都办成了。这是我们日本国民从心底里进行赔罪的微小表示，希望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这样理解。”[73]
由上可见，仁木富美子和日本友人认为捐款几笔款项为在关东大地震中惨遭日本“自警团”、军警杀害的旅日华工商后裔、遗属办几件好事，就可替代日本政府向死难者后裔、遗属赔偿、谢罪了结“东瀛华工惨案”，因而，她和日本其他友人没有真正实现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商后裔、遗属迫切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愿望。
2012年5月仁木富美子逝世后，其未竟之事则由另一批中国旅日华侨、侨领和日本友好人士担当起来，继续为浙籍旅日华工商被害者后裔、遗属，出线、出力，组织温处旅日华工被害者遗属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悼念活动，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讨回历史公道。
自2013年9月上旬至2017年5月下旬，这近四年间，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旅日华侨、日语翻译朱弘先生，918爱国网总编吴祖康夫妇和田中宏、清井礼司、川见一仁、木野村间一郎、町田忠昭等日本友人与“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旅日华工商遗属一起于每年5月下旬去温州市鹿城区华盖山祭拜“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和温处蒙难华工纪念碑”；而1923年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遇难者遗属访日祭祖代表团于每年9月上旬到日本东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华工集体遇难的江东区八丁目、七丁目等遗址进行拜祭活动，已形成了日本友人夏来温州、温处遇难华工遗属秋去日本的常态化。在这一重大的互拜中国旅日遇难华工，中国留日学生、“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中，温处旅日华工遗属在林伯耀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于2014年9月8日，向日本政府首相安倍晋三递交《请愿书》，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第一点，必须担负起国家责任，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向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以及他们遗属们谢罪！
第二点，根据1924年贵政府内阁决定的赔偿方针，按照国际惯例，物价水平和遇难者人数进行修正后实施赔偿。
第三点，为了以史为鉴，向下一代传达这个历史事实，在遇害当地建立纪念碑以及建立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屠杀的历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