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个小小的岛国凭什么侵略中国；日本凭什么直到现在还如此的嚣张？归根结底，凭的就是中国的“弱”；凭的就是庞大中国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并由此而进行深刻地总结及反思，中国想要尽快超越日本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进入到新时代的中华儿女，迈步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这一个既创造过灿烂与辉煌，又历经过无数辛酸与苦难的古老民族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已经是遥远的历史，而经历过的辛酸与苦难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这一宝贵的财富时刻鞭策及告诫着我们：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仅仅要着眼未来，更要懂得在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反省自身，我们只有把对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做为基石，我们才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前进的道路才可以走得更快、更扎实。
第十一章、痛定思痛
抗日战争中国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我们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沉重的。这一场惊天动地、惨烈异常的战争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我们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是否应该问一问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在战争中的被动局面？
1、 甲午战败为日本全面侵华埋下伏笔
中国当时的国力并不比日本低
甲午战争结束离我们已经整整有一百一十年了，之所以将其同抗日战争放在一起来进行回顾，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发动的一场局部战争，如果中国在甲午一战中将当时国力尚不及我们的日本击败，就不会有日本后来的迅速强大，也就不会有后来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但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历史，从中总结出经验与教训。
甲午一战中国究竟输在什么地方?当时中国的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中，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日本已拥有军舰近六十艘，排水量六万余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二十二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实力上。
首先，清政府对于暗暗崛起的军事强国日本缺乏足够的警惕，交手之初便让日军占得先机。随后，李鸿章又寄希望于外国列强的调节。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定不答应，但他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是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软弱的清王朝一味求助于别人而放纵了敌人，这便是这场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利用这个时机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在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三是军备不良，炮弹质量低劣。黄海战败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是主力还在，可此时的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上作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军事力量，保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制海权的丧失使得沿海陆军作战孤立无援，而日军则可以海陆两军相互配合，战术上更为主动。
另外，这一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反观清廷，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可谓到临战之前都还蒙在鼓里，更不用说对日军有多少了解。
满清政府的腐败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则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清朝体制陈旧、政治腐败，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自成体系，各行其是。日军在荣城登陆时，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不予增援。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北洋舰队是李鸿章的嫡系而不闻不问，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得不到增援的现象。中国军队因为门户之见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给日军造成了极大便利，使日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屡屡奏效。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论述的“旁观者意识”的体现。
在甲午战争的前几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甲午年是太后的六十寿辰，她早就打算翻修三海（人工湖及园林），这项工程共花费白银六百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四百余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一千万两，挪用海军军费七百五十万两，而建造北洋水师的总经费也就两千万两白银。既她若不修园林，这些银两将使北洋舰队对日作战在军备实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慈禧在资金还有缺口时，竟用海军的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向民间卖官的办法。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本是淮系的陆军将领，并不熟悉海战技能，但只因他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才让他领导北洋海军十多年。丁汝昌没有认真学习海军军事知识，而且生活骄奢淫逸、抽鸦片、养姨太。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样的头领下面的兵士素质又能好到哪里去。北洋舰队中虽然有邓世昌、林永生等猛士，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在军中与其他的将士还不合，因为他们不赌不嫖，作风廉洁。
作为清军的统帅，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软弱消极，急于求和的投降态度。其根源何在？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李鸿章是当时清朝最大的买办。从洋务运动开始，清王朝就在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的设备及资金，同时又是西方国家产品的销售地，在李鸿章看来，日本的入侵损害了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所以西方列强不应袖手旁观。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等处都有不少股份。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其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大量的煤炭和大米照常运送到日本。李鸿章的苟和心态和后来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如出一辙，都是腐朽的买办体制所造成的。
重文轻武埋下的祸根
其实，中国不只是在近代遭受到外辱，在历史上，汉民族就经常遭受外族的骚扰和侵略。远的不提，在北宋我们就受到过着契丹人、女真人的侵略，到了南宋受着蒙古人的侵略、明末我们又受着满族人的侵略，到了近现代，就更不用说了……
有的人会说：蒙古族、满族最后不是都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来了吗？但大家要看清楚：这种融入是以牺牲多少文明成果、牺牲多少汉族人的生命换来的？为什么文明程度远远高于游牧民族的汉族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将其同化，而非要被野蛮部落血腥屠杀、并在其铁骑和战刀下屈服之后才能将其同化呢！？而且，侵略过我们的这些民族没有哪一个人口超过汉族的十分之一。这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我们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与武的区别之上。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文官的地位远远高于武官。自隋朝始，中国便实行了科举制度，而到了宋代更是盛及一时。宋祖赵匡胤为杜绝部下起反叛之兵，杯酒而释兵权，随后的赵家皇帝都是重文而轻武，这便有了日后的靖康之耻。到了南宋，这一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武官得不到重用、势力受到压制，而文官又只懂得读圣贤书、作八股文，这便有了日后蒙古铁骑的南下。明王朝的覆没与宋朝亦是同出一辙。宋朝的岳飞、明朝的袁承焕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族英雄，但他们最终的命运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被朝内的奸臣陷害而死。清朝的满族本身也是骁勇善战的民族，但统一中原后，继续沿用科举制度，尚武之风就逐渐冷落，所以最终也难免在列强的入侵及国内民众的反抗之中走向灭亡。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会重文而轻武？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因为国家大，统治者一般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而更多地担心是国内的反叛。在古代，尚武是很容易和谋反相联系，所以尚武风气是决然不敢提倡的。重文轻武在相对封闭的古代影响并不明显，中华文化最终也都能将野蛮的侵略者同化，但到了近代，轻武的弊端则几乎使我们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濒临绝境。
反观日本：日本是一个岛国，狭小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而对外扩张就必须要动用武力。日本自古学习了中国许多东西，但却唯独科举制度没有学。日本虽然也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的国家，但它的等级制度中“士”是最高级别，“士”指的就是武士。与中国武官地位底下截然不同的是：武士阶层曾在日本的封建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也就是由武士阶层发起的民族自强运动。
在日本，武术盛行的程度远远超过其发源地中国。中国武术的散打搏击术在古代通过琉球群岛传到日本，起先被称为唐手，到后来又被称为空手道；中国的摔跤术传到日本先被称为柔术，到后来又被称为柔道。除了这两种，日本还有剑道、合气道、相扑等多种博击术，尤其以相扑在日本被视为国粹。而我们的国粹是什么？有人说是京剧，但更多人说是麻将，这两种国粹之间的差别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的武术与中国的武术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武术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普及度。在日本各地，柔道馆、剑道馆、空手道馆比比皆是。中国的武术虽然门派林立，但各门派之间互不买账，在武术技艺的传授上也是规矩繁多，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而且中国古代的武术流派大多归隐于名山大川之中，如少林、武当、峨嵋等，习武之风并没能在民间广泛地流传。
习武者与文人相比他所具备的几个优点在于：首先习武者具有身体力行的原动力。习武之人需要天天操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文人则更多的是在房间之内舞文弄墨、苦思冥想，既习武者好动、而习文者好静。当一旦遇到确实可行的事情时，习武者马上就身体力行去执行，而文人却还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延误宝贵的时机。再者，尚武者比习文者更加具有无畏生死的勇气。尚武者天天与刀枪棍棒为伍，而习文者则日日与纸笔墨砚为伴，两者之间的差距便可想而知。从明朝抗倭时期数百名日本浪人可以在华东沿海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以及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畏战到后来蒋介石的“三日亡国论”；汪精卫等汉奸的投敌等，都流露出了怯懦的心理。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士中也有不少无畏生死的勇士，但是大的社会氛围如此，仅靠个别人是很难有回天之术的。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样遭到欧美列强的入侵、同样面临着殖民化的威胁。日本的武士阶层很快就做出了积极反应，开始了对内打击卖国妥协的买办阶层（幕府）、对外积极抵抗列强的“尊王攘夷”运动，随后促成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到来。反观中国，欧美列强入侵时也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在抵抗受挫之后则是迫不及待地与列强妥协，随之而来的是耻辱的半封建、半殖民时期。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日本的这种全民尚武风气，才使得他们有勇气对人口众多的中国数度发动侵略战争。也正是因为中国的“轻武”，才使得我们屡遭外辱、甚至濒临灭族。当同样遭受到外辱时，一个是在挫败后走向新生，一个是在挫败后走向衰亡，而这也正是文士与武士的根本差别所至。
中日两国开国之差别
其实，相比日本而言，中国早就有着搭上工业革命快车的良机。在1793年，英国的特使带领百余人的访问团来到中国，请求拜见当时的皇帝乾隆。乾隆以其天朝大国皇帝的身份自居、藐视英使，并要求其行下跪之礼，英使断然拒绝。随后英使请求乾隆与英国通商，乾隆却视英国为蛮夷岛国而不屑一顾。而在他死后不到五十年，英国人便用炮火轰开了我们这个“天朝大国”的国门。
与日本发生的“黑船事件”一样，中国也是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威逼之下开国的，并且比日本还早十余年。十九世纪初，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申请了鸦片的制作专利，并将其源源不断的销往中国。自此，鸦片这个毒魔在中国的土地上便像瘟疫一样地漫延开来。鸦片的泛滥直接影响到满清朝廷的经济命脉，道光十九年，朝廷委派林则徐到广东督办禁烟。虎门销烟行动触动了大批英国烟商的利益，鸦片战争自此打响、耻辱的近代史便由此开始。清廷自第一鸦片战争之后，并没有像日本遭受外辱后那样知耻近乎勇、发奋图强。过后不到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同样是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大清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七年。由皇族奕欣、文祥等人倡导兴起，后来则由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起家的地方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接手。他们原本的理念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可到后来却变成只是花钱请洋人来设工厂、造枪炮的买办活动。而且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学习西方时，也没有学习西方的思想及政体，既“只习人之形而未习人之神”，政体依旧腐朽无比，思想上依然僵化守旧。所以清廷并没有真正师夷之长技，更无力去制夷，倒是让一群洋务买办官僚自己“富强”了起来。
日本在吸取外国的先进文明方面是足以让我们感到惭愧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便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世界史著作《海国图志》。该书介绍了各国历史、地界、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况，提出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探讨对付外国侵略的办法。但可惜的是，魏源的这些先进的思想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产生振聋发聩的反响，人们的思想依旧保守而消极。但《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日本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译本，并成为日后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之一，彻底改变了日本国的命运。相比而言：日本政府是积极进取的，而清政府是腐朽没落的；日本政府一心欲征服中国，清政府则完全没有感到日本的侵略危险，仍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日本的维新是自上而下的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及文化思想的全面革新，日本人的忧患意识激发他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机制的转型，而此时的清王朝还在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还在争论老祖宗之法可违不可违。当日本天皇一天只吃一顿饭，带动全日本国民勒紧裤腰带将节约的钱拿来购买战舰时，慈禧却在挪用海军的军费建花园、办寿宴。这就是差距，这就是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以及后来清政府走向灭亡的根源所在。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日本依靠获得的大量赔款，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得手使其具有了“蛇吞象”的野心，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扩张，为后来的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2、 连年的内战
对权力的追逐造成军阀的混战
甲午战败使满清政府更为穷途末路，最终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走向了灭亡。但随后不久，国贼袁世凯又企图复辟，圆他的皇帝梦。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他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孙中山和黄兴被迫逃亡国外。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爱国将领蔡锷潜赴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发难。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北洋派也酝酿倒袁。袁世凯于1916年三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没做成皇帝的袁世凯在羞恼和病痛中，于同年六月六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了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并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较雄厚的实力，但他仍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势力范围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展开着连年的混战……
1924年，国共两党在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倡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发动了针对各军阀的北伐战争，虽然没有取得最终成功，但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革命斗争失败后，中国处于更加四分五裂的状态。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落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张作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各霸一方，互相对峙。冯玉祥控制着陕西?甘肃?河南三省，而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与刘文辉?广东的李济深等也都各占一方，处于实际独立的状态。经过清党后的国民党，走上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分裂为许多派系，各派系在反共态度方面虽然一致，但在争夺党权?政权?军权方面却互不相让。随后又陆续发生了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1930年发生了民国期间最大的一起内战：蒋阎冯大战，因战争在河南省境内开打，史称“中原大战”。这场战争历时七个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共死伤三十多万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
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哪一年停止过内战。而在这期间发生的“巴黎和会”将原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军阀们无暇过问；“济南惨案”日军在济南残忍地屠杀了中国六千余人，军阀们视而不见。近二十余年的军阀内战，使得原本就千疮百孔的国家更加贫弱不堪。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1930～1934年间，蒋介石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其中两次围剿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后两次是日本军占领东三省之后，总共动用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万。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就是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国共宣布合作、共产党一心一意抗日之时，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针对共产党的阴谋行径。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军队横扫欧洲，英军退守本土的情况下，急于谋求结束侵华战争、转兵南进，夺取英、美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军以撤出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政府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则力图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南进，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支持。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也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此时，蒋介石集团把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视为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可乘之机，于是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把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
1940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诬指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并限令其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妄图实现其配合日军夹击?歼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的阴谋。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争取时局好转，并命令皖南部队于十二月底全部北移。1941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共九千余人，从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六日晚，各纵队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七日拂晓便遭遇到国民党军第40师前哨部队拦击，蒋介石聚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枪声自此打响。至十四日，除前后约两千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份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讲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停止反共战争。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广大人民?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人发电报怒斥蒋介石，指出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被迫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从国民党军五次大规模“围剿”到“皖南事变”可以看出，蒋介石等国民党顽固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剿灭中国共产党的念头，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年年内战，才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使其罪恶的侵华计划屡屡得手。
3、以汪精卫为首的日伪军、汉奸集团
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军阀混战及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之外，另一件我们自己内部的事就是汪精卫等汉奸的叛国。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得手之后，首先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制造了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1938年，日本指使德王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同年十二月，又撮合了江朝宗、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年十一月，亲日的汪精卫派出代表在上海与日方代表进行秘密会谈，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会谈结束后，汪精卫的代表将密约缝在衣服内，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按照日汪共同商定的步骤，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陈碧君、周佛海从昆明乘飞机逃往越南河内。二十二日，日本近卫首相按照这个协议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中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随后，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表示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1940年元月，在日本人的促动之下，汪精卫决定放弃国民政府，同年三月，返回南京的汪精卫正式成立了伪中央。此时，一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和拉拢之下，加入了镇压抗日军民的阵营，成了后来的日伪军。除了汪精卫之外，还有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一大批汉奸份子，当前方将士在和日军浴血奋战时，这些人却在助桀为虐，帮日本侵略者屠杀自己的同胞。
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走上这条可耻之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汉奸、投降份子的丑陋心态及嘴脸吧：
对于汉奸来说，投降是因为恐日和媚日。汉奸们恐惧日本的强大，片面地认识两国间力量的差距，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眼里，中日战争，中国是“不战亦亡，战亦亡”。他们认为对日作战，当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就感觉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们自觉聪明地研究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先和日本人妥协，等中国自己回转过气来再通过欧美等国的外交斡旋与日本谈判，以达到和解的目的，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这些汉奸中不少人有留日经历。因为这种经历，使得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及深刻，与日人合作是自身理性的选择。正如汉奸们自我表白的：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不少流过洋的汉奸在回国后非常留恋、向往日本的生活，周佛海、周作人等人甚至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即使是一般民众，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亦在一定程度上存有恐日心理。正是这种苟和、媚日心态而致使他们脱离抗战阵营，走上了卖国求荣之路。
除此以外，对于权势的追求也是一些人走上汉奸道路的原因。汪精卫汉奸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曾无耻地自我表露过下水当汉奸是为了追求权势。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罗君强（伪司法行政部长）说：我在蒋介石下面搞了十二年，除了当过一年县长外，没有正式捏过印把子，大丈夫何日才能出人头地呢？这些言辞都反映了汉奸们强烈追求权势、地位的心理。
汉奸们既胆小如鼠，又很善于投机。随着日军在华显现败迹，一些大汉奸开始感到对自己的前途把握不定，纷纷暗找后路。如很多伪军将领与国民党暗中又有联系：汪伪政权中央及地方握有军事势力的任援道、孙殿英等人都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就是大汉奸周佛海亦有此心理。周佛海在汉奸中反思较早，早在1940年八月，周佛海就对“和运”能否进行下去产生了悲观、怀疑。为了将来逃脱历史的惩罚，周佛海再次显示其朝秦暮楚、变化多端、善于投机的本领。他于1942年就和国民党军统取得了联系，为重庆政府探送情报，布置军事，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周佛海和国民党的暗中往来，在汪伪集团中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
抗战初期的失利，政府军被迫大幅度后撤，国土大量失守，一般民众的抗战信心遭到打击。有些下层民众在未得到有效地组织和武装之前，出于恐惧的心理，为了保护身家性命财产，而被迫做了汉奸。在伪军中，还有许多士兵是被日寇抓来的贫苦农民，有的是因为将领投敌，自己无法脱身而当了伪军。他们被迫为日本人做事，被迫充当日军的炮灰。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后来弃暗投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我们当予以区别对待。
历史再次证明：背叛祖国的人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据资料统计，战后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五百三十余件，其中判处死刑十四人，无期徒刑二十四人，有期徒刑二百六十余人。而那些汉奸头目们也都没落到什么好下场：汉奸李士群后来被日本人用毒药毒死。陈公博在逃往日本后亦被押解回国，1946年被处死。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被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而汉奸头子汪精卫的性命似乎还没有这些人长。汪精卫因铅弹毒发而去日本动手术，他脊椎被切做一细条，只能躺在病床上，以防脊骨折断。就这样，汪精卫半死不活地吊在病床上，1944年十一月，在相距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死于日本。
4、“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期间东北军完全有能力组织抵抗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事变之前的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可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三十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蒋于1931年七月二十三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介石多次表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元月十一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三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蒋指望国联干涉的外交活动并没有阻止日本的侵略，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也都不希望得罪日本。我们把蒋介石当时的不抵抗并寄希望于国联的调解来做一个比喻：中国好比一块肥肉、日本是一只狼，而国联则好比一个肉食动物协会，肉在即将入狼口时你去求助于肉食者协会有用吗？英美真正插手中日战争，不也是在狼要咬到自己身上才开始的。
是否当时双方的实力相差真有那么悬殊？不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三省日本的正规军只有一万余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一万人，警察三千人，共约两万四千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两个日军师团，共三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近二十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十一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但因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二百六十架，步枪十五万支。这是什么概念？八路军就是到抗战结束时也没有那么多飞机。这些武器及兵力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火力上完全可以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 “九一八”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就有三百万，这些人力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所以在当时，无论从人力、物力、民心等各方面看，中国都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九一八事变”加快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二十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政治动荡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九一八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后，使财阀们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赚取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民主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及商品市场，并助日本摆脱了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七倍，步枪生产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四倍，飞机增长三倍，汽车增长二十倍、坦克增长了近四十倍。
此外，日军的以战养战在东北也是进行得最好。“九一八”之后，东北的工农业系统完整的被掠夺。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沈阳兵工厂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多元的奉票和小洋，是四千万美元的资本。在二战前的远东，这是不得了的规模。日本在大陆作战的步枪、山野炮近一半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弹药的70%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由于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的设备先进，在华日本陆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基本全由沈阳兵工厂生产。也就是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原料（铁和煤）、制造出武器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此外，日本在东北掠夺的粮食、大豆、木材、煤炭，不仅供养日本侵略军，而且还是日本出口的大宗物资。“日本氮气”“日本苏打”“森”等等由东北和朝鲜发展起来的财团，实力当时都快赶上“三菱”“三井”这些老牌财团。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地侵华战争。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三日亡国，而且还完全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几千万中国人民惨遭杀害的恶果。
说到这，难免让人感到揪心之痛。大多数人会问，在“济南惨案”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为什么不奋起抵抗呢？他还是个中国人吗？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打内战，而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除此而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腐朽的买办政体是不抵抗政策的根源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就开始了反共的清党运动，但清党带来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1927年八月，在桂系的“逼宫”下, 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九月，蒋介石到访日本，并借此行以打探日本的对华态度。
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日本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不再和北洋政府打交道；二、希望日本能够赞成或帮助国民党军北伐；三、日本的对华政策，要放弃使用武力，中日两国以真正对等国身份共存共荣。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举动是希望中日两国间能平等共荣，但实际上这一举动只是在与虎谋皮。正是他的这一举措，给了日本一个明显的信号：国民政府想要一统中国，就必须要依靠日本的力量，并且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之妥协。日军在随后的“济南惨案”只是一个试探，发现蒋介石丝毫不予抵抗，才有了更为猖狂的“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日本的侵略不予抵抗，首先是可以不得罪今后有可能帮助其镇压共产党的日本人；再者，他认为日本的侵华其实已对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欧美列强没有理由听之任之。基于这两点原因，蒋介石才对日军不加以抵抗。1931年八月蒋在南昌曾经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发表的讲话正是代表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和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一样，都是出于买办阶层的利益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是中国当时社会结构及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在众多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封闭而腐朽的清王朝显得太过落后，买办在这时应运而生。买办阶层一方面满足了列强们在中国谋取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又满足了清政府希望缩短与列强之间差距的需要。他们充当着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言人，帮着外国主子榨取国内人民的血汗，自己也获取一份收益；同时他们又充当满清政府境外物资的采购者，中间又可捞上一把。对于买办们而言，他们是不希望中国强盛独立的。因为中国走向强盛，外国主子就少了获利的空间，他们自然就无利可图；中国强盛了，许多东西自己可以制造而无须进口，他们又失去了谋利的机会。买办阶层的存在除了当时社会制度、国际局势的原因，还有文化的成因在内，在后面的章节内我们再做详细阐述。
到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且掌握了军政大权。蒋政权是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成立的汪伪政权则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伪中央政治会议的三十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政策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继续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中国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度占政府支出的很高份额，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就一走了之。买办们是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们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出口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重工业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当年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能够独立制造出战斗机、航空母舰与及潜艇之类高技术武器的工业化国家，可是经过“黄金十年”的中国却连一台汽车也不能独立制造，甚至连战斗机所用的基本战略物资汽油都要费尽千辛万苦飞越险恶的“驼峰航线”去印度空运过来。
更让人感到愤慨的是：日军1931年侵占我东三省、1937年全面侵华，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淫掠多年，国民党政府竟然没有向日本提起宣战。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美英两国对日宣战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在这个问题上，不正充分暴露了买办阶层的奴颜媚骨，有这样的买办官僚政府，中国的抗战又怎么会不被动！？
中国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内战；是因为一部分汉奸的叛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真正地团结起来。而这些发起内战的人以及叛国的人，几乎都是买办阶层的代表，他们的行径也都说明，买办的利益是依附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是与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背道而驰的！买办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没有民族尊严可言的；买办阶层是绝不可能担负起维护民族尊严及领土完整之重任的！现在有一些言论，试图以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牺牲来掩盖买办体制的腐朽。对此，我们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买办体制的腐朽去否定国民党军在抗战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因为国民党军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而去肯定买办体制。在民族危难之际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份内应该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正是因为买办阶层对内发动战争、对外畏缩妥协，才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才致使了战争灾难的降临。无论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创建国民党时，将三民主义作为其主要的政治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看，三民主义存在着其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其只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并未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制度及人的不平等性。因为这一局限性，使其丧失了与帝国主义及剥削阶级做斗争的思想基础。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由其伟大人格而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复存在，国民党走上了与广大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反动路线。这并非历史人物的人格优劣而产生的偶然性、而是其政治本质所决定的必然性。历史的长河流到了今天，在中国台湾一直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将再次面临其重大抉择，是一如既往地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还是从维护民族统一和祖国的领土完整出发，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而作出贡献。我们期待着，我们同时也坚信：新一代的国民党领导人及其全党党员，必定能给普天下炎黄子孙一个满意的答案。
小结：从抗战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唯有团结才能真正的强大；而一个政党唯有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具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以前如此，现在和今后仍将如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初期的力量薄弱逐步发展到后期的兵强马壮，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而国民党却从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与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从抗战初期的消极妥协到最终被历史的潮流淘汰出政治舞台。这一切都向人们印验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两句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