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的左勾拳

从北京南站开往山西原平的京原线是一条单线铁路，清晨6点半的火车，一待出石景山后就开始进入拒马河谷。天已经开始放亮，除了学生，乱哄哄的车厢里，乘客大都是铁路沿线小站居民。上次乘坐这趟列车已经是11年前，那是去五台山，只记得当时一入山西，火车里便是厚厚一层煤灰，而黄黑混沌的景致里听到的第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平型关。

《左传》里称山西为“表里山河”。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中国古代对各省的划分从来都是割裂天险，而唯有山西独具黄河和太行山脉。从北京所在华北平原到山西黄土高原的主要通途，历来只有晋东北的大同和晋东的娘子关两路。到了明代，为加强边防而建内长城，从陕西、山西一直绵延到河北境内。著名的内三关:紫荆关、倒马关和居庸关，除了后者，都在险峻秀美的拒马河谷。在记者携带的一张70年代的军事地图上，京原线走的，正是这条经由内三关穿平型关，入滹沱河谷至原平的险峻路线。同车一位铁路老员工说，这条铁路大概是在70年代修建的战备线。如同11年前一样，火车在一个又一个的涵洞内穿行。从北京到位于晋冀边境山西境内的灵丘县250公里的路程，整整开了8小时。

记者曾经以为，京原线的险道就是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名将、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1937年奇袭山西的进攻路线。然而事实证明这只猜对了一半。历代中原政权修建长城，从来都是为了应对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崇祯末年李自成进军北京，也是先攻破明将周遇吉死守的内长城外三关中的宁武关，才得以扫清障碍。而1937年日本人却从平型关东面来了。正如当年的外三关并未能抵挡住李自成大军的东进，1937年的内三关也没能给板垣征四郎带来多少麻烦。曾经是阎锡山在日本炮兵学校师兄的板垣征四郎一年前曾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太原“看望”阎锡山，他进攻太原没有选择飞机或者经由大同的铁路，反而步行千里，沿蔚代公路，择从平型关??滹沱河谷??忻口一线，历时1个月才到达目的地。“板垣征四郎选择了一条几乎是S形的攻击路线:他西出北京直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南下至涞源，突然绕到平型关的左后，走的正是一年前他亲自考察过的路线。”同行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李华用笔在地图上勾出了这条攻击线。板垣征四郎的这记左勾拳迫退了驻守在平型关的阎锡山晋绥军防守部队，在经过激烈抵抗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全线败退。

1937年9月中旬，山西东北门户天镇、大同失守。时逢中秋节（9月19日），山西普降大雪。群众普遍相传:“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戴孝，是不祥之兆！”晋绥军在日军进攻前的全线失利，让飞扬的雪花也带上了恐怖的色彩。事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倒是让一个从陕北东渡黄河、迎着日军入侵方向进发的人错过了他一生中最不想错过的一场战斗。

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时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秉璋此前本是中央红军著名的红1军团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终于在8月18日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在内战中被红军消灭的原东北军的三个师已被撤销的番号给了红军。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后，数万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革命军军服。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其中115师由红1、红3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组成，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时年仅23岁的王秉璋的身份由此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在红军尚未完全改编就绪的时候，115师主力已经在8月22日陕西三原誓师东征。第二天，王秉璋和部分队伍也踏上了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征程。

8月30日，八路军部队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周昆（时任115师参谋长）派我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为了便于交涉，临时给了我个‘运输司令’的头衔。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阎方代表除满足了我提出的车皮数量外，另外还拨给了我7节豪华包厢，以示特别优待。”王秉璋回忆说，当时的八路军大部分人连火车都没见过，乘坐火车上战场更让许多战士非常兴奋。115师部分一万多名官兵从山西侯马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达五台下车。

五台山位于滹沱河谷的南面，不但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家。阎锡山的许多部属也都是五台人。王秉璋和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同乘最后一列火车到达五台，据王秉璋回忆，那天正好是1937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时的八路军还是沿用红军时的习惯，找房子专挑大户人家。”王秉璋说，那天他们夜宿在五台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里，房东非常热情，请这些赴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官兵吃月饼。“那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月饼。”王秉璋回忆说，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王秉璋一看这家的架势顿时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徐海东:“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此时日本侵略军已长驱入晋。当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先行入晋，与统治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后，阎锡山迫切希望倚重八路军抵抗日军的锋芒。双方迅速达成了由八路军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敌后打击日军、配合晋绥军友军的协议。为了更好的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在许多方面也需要寻求阎锡山的配合。“部队一到山西地界就住进了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家，师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宣布了一条纪律，以后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王秉璋对住宿对象的判断果然没错:旅长徐海东让人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晋军中地位次于阎锡山的晋绥军高级将领、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家。尽管徐海东专门批评了粗心的管理员，但“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王秉璋说，“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就向主人辞行。房东非常客气，送给徐海东和我两盒月饼，我们推辞不脱，只好各掏出8块银元作为酬谢，但房东不肯收钱。”王秉璋不得不向房主解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不收钱就不收月饼。房东无奈，只好收下钱。“那是，我们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8元钱是我一年多的积蓄。”

就在这个中秋节的清晨，王秉璋和徐海东部继续向平型关进发。当天的那场大雨引发山洪挡住了部队去路。王秉璋决定留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已经到达平型关附近的115师师长林彪正乘坐晋绥军将领孙楚赠送的吉普车，带着几个下属和电台，亲自前往平型关和灵丘县西郊察看地形。如果王秉璋知道此时林彪心中暗自设想的那场作战方案，他一定不会耽搁这一天。就是这一夜的耽搁，让他错过了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这场规模并非很大的战斗，却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降，中国对日本的首次军事胜利！

八路军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

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地区，曾经是赵武灵王“辟地千里”、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三国曹操驻兵屯田、北宋杨家将抗辽守边之所。在灵丘县西门外偶然看到的一座赵武灵王盘马弯弓雕像，方知正是因为赵武灵王陵墓在这里，在西汉初公元前99年置灵丘县至今，平型关就位于灵丘西40公里的平型岭隘口。平型关古称瓶形寨，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据说因关岭城墙形状如瓶而得名。原来的平型关关口早已为洪水和人为所毁，当记者乘车兼步行，经过半个小时从山下抵达新修的平型关关门时，仍可见明代城墙的残垣在海拔1800米的山脊上蜿蜒，坯墙外侧沿线散落着早已风化的明代墙砖，似乎在担任了数百年的防御堡垒后，已经为和平的生活所彻底遗忘抛弃。从灵丘到繁峙的公路从平型关门边穿过，土路虽然仍是浮土满天，但早已取代了关门前被荒草埋没的山道。站在关门上，平型岭东侧的大同地界如同俯视深谷，而关口以西的忻州地界却几乎与关岭平齐，放眼过去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滹沱河谷。平型关的险峻和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在1937年9月19日中秋节当天，最早在平型关抗击日军的晋绥军独立第8旅已经到达了平型关，并在第二天占领了平型关阵地。据该旅第623团第1营营长刘光耀回忆，日军先头部队在9月21日午夜已经到达平型关下，开始向晋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进攻的日军是第5军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第42联队第2大队、第11联队第1大队、第21联队第3大队，附一个野炮大队，共约4个大队的兵力。同时日军第21联队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率两个步兵大队附炮兵两个中队，从浑源出发南下向平型关侧后大营绕袭，企图断晋绥军平型关后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即太原会战的第一个战役平型关战役，由此在内长城平型关地区正式展开。

在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军进攻平型关之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向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调集重兵，计划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与日军作战。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提出了配合晋绥军主力作战的方案: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115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对此阎锡山表示同意。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召开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明了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9月23日，朱德、彭德怀向115师下达了“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

不过1937年9月20日，吸引林彪的却并不是平型关口，而是在关口以东5公里白崖台下的乔沟。当年从河北涞源到山西太原的公路正是从乔沟沟底经过，是日军前往太原的必经之地。今天站在乔沟沟底，仍不难理解林彪当年为什么一眼就看中这里，作为他出师第一仗的设伏阵地。记者徒手艰难地下到沟底，踏上的是仅能勉强容一辆汽车通过的土路，两边则是高达20米左右的陡崖，沟内没有任何可以躲藏之处。尤其是沟北面，几乎不可能攀越。“今天所有平型关大捷的作战示意图上，都在乔沟北面标识了包围的红色箭头，但事实上，一贯擅长八面埋伏的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在乔沟北面埋下伏兵。”同行的李华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当事人作出过解释。有一种说法是，部队埋伏的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数千人的部队过沟可能会留下许多脚印。另一个解释就是，沟的北面非常陡峭，日军不可能爬上去，所以用不着埋伏。”当我们一直从小寨村附近走出乔沟时，李华说，“今天看来，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乔沟附近的几个当地老人告诉记者，当年沟底是平整的土路，十几年前还曾经重修过一次。但由于多次暴雨，沟底的路已经被坍塌的泥土掩埋了。今天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在乔沟的北沿经过，几个当地东之河镇的治安员说，这条马路是2002年新修的，从蔡家峪直通白崖台山腰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长达5公里的乔沟此后就变成了人迹罕至的一条荒沟。

毛泽东和林彪:战略和战术的考量

当八路军115师先遣队东渡黄河的时候，林彪前往参加洛川会议没有随部队出发。在从陕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打好八路军出师第一仗。9月14日晚上，林彪就在原平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致电请战，提出了当时情况下115师的行动计划:“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的情况下，原定115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先拟将343旅（记者注:与独立团同属115师）及独立团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两天后，毛泽东复电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处在抗日前线的林彪，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于9月18日回电毛泽东，仍坚持“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在对平型关前线阵地进行实地侦察后，林彪再次亲自起草电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以整师兵力与日军作战的意见。

就在八路军渡河东征前不久，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讨论。在1937年8月的数天之内，毛泽东先后谈到八路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毛泽东在红军出动前夜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在8月22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但据聂荣臻的回忆，当时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红军时代，林彪就已经是党内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具有了多次整师整团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经验。对于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虽然明确表示出不同意见的是林彪，但对于出现可能歼灭日军的战机，渴望求战的却远非只有林彪一人。在勘察完战场后，林彪在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文中再次强调八路军首战对于做群众工作重要性的意义:“目前须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与扩大红军。”对于林彪的来电，毛泽东在次日回彭德怀的电报中，虽表示出具有灵活性的优先支持，但再次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1937年9月25日这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等人并告林彪:“战略意见:……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毛泽东当时的战略决策，林彪并没有体察，此时的林彪，已经在平型关开始了他东渡黄河后的第一场大战！

平型关大捷:历史的细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平型关战前林彪摊开地图，向他和几位参谋介绍战场形式的历史细节。对于林彪征求他关于打还是不打的意见，聂荣臻也明确表示了支持:“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记述了在平型关战役部队出发前的心情:“我们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但是激动得使人无法平静下来。杨勇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嗬，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我说:‘我是考虑我们从未和日本人交过手，这一仗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打好！’杨勇同志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李天佑记得，当时的林彪非常沉默而镇定。当午夜部队出发时，天空下起了小雨，这场雨最后变成大雨引发山洪，使林彪本来调动的4个团只有3个抵达设伏阵地。

115师第344旅作战参谋张竭诚回忆说，344旅旅长徐海东来到乔沟伏击阵地东南侧白崖台师指挥所找林彪，对于他的688团没能到达阵地非常遗憾。正在山头拿着望远镜察看地形的林彪只是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政委聂荣臻的望远镜里，部队此时已经部署完毕:“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林彪的警卫员杨兴桂回忆了当时情景:“鬼子来了！我们顺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师长拿起了电话机，要部队等待命令出击，两眼仍然盯着右前方。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几乎并排走着的有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漫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10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从灵丘前往平型关支援围攻平型关日军的这支日本部队，是板垣征四郎第5军第21旅团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运送补给的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的两个中队，上百辆大车以及一个骑兵小队。林彪选择了日军战斗力相对最为薄弱的对手，却是对于前先日军最为关键的补给线发动作战，与古代作战断敌粮道的策略如出一辙。当时负责将辎重队与队伍前列的日军截断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将军在回忆录《横戈马上》提到了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强大的战斗力。即便是突遇伏击，指挥官仍举着军刀，指挥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出来拼命往坡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讯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许鬼子占领！’”林彪部署的3个团将乔沟内的日军分割成数段，并迅速进入沟内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赶来的飞机面对混杂的战场无能为力。当时白崖台村的一位民兵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布雷，他回忆到，听到乔沟的枪炮声，直到下午15点才慢慢沉寂。

“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覆着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捅死的。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备、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东洋兵的黄尼军服，大头鞋子……不可尽数。”687团供给处负责打扫战场的刘炳华说，“当时我要有照相机，真想把这些照下来，让全世界人民看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战场上这一可耻的失败。”时任687团副排长的程光耀回忆说:“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块河卵石上都滴有血迹……河滩的每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死尸垛，十几具日军尸体码成个半圆形，垒了尺把高，垛后还有尸体，身边堆着厚厚的一层子弹壳。”

平型关战斗次日赶到现场的日军第5师团野战仓库主计岛尾又治郎记述了战后乔沟的战场情况:“无论在烧焦的卡车周围，还是在背后丘陵的斜坡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十分可怜的日军士兵的尸体……”战后第4天，日军第21联队旅团长派遣日军部队前往乔沟清理战场。《滨田联队史》记载，龙泽中队在得到友军支援继续向乔沟开进时，突然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停步不前”。“……行进中的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倒着几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以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用了长达3个小时，才把一辆辆烧焦的汽车拖到公路的一边……从岭上向峡谷一看，辎重车辆不是也全部覆灭了吗！公路不是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了吗？！”“这里正是粟饭原秀部队的大行李队及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遭到覆灭，宛如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次日赶到平型关战场的王秉璋来到115师指挥部。正好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平型关获胜，带着摄像机前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政委聂荣臻则认为现在的统战环境中，国民党宣传八路军打胜仗也是好事。曾有过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王秉璋在了解了作战的情况后被派去接待了那几位记者。那几位记者于是以类似罗曼?卡尔曼的风格，让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前往战争当天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拍电影“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一些镜头。这些镜头后来似乎并不多见，如今广泛出现的，反倒是当时以同样手法补拍的部分照片。

当时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前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在平型关大捷次日正在石家庄。他这样描述了当时中国人对这次胜利的反应:“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毛泽东马上给予肯定，第二天，他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在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平型关大捷:每个月打的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发来贺电，当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写道:“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突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长驱直入。”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中将在平型关大捷的当晚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那一夜，一向沉稳、平静、内向的林彪竟一夜未睡，从晚上9时进屋一直聊到天亮。“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也说，是啊，我也睡不着。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其实战斗中还是抓了一个日军俘虏，不过不是115师，而是附近农民抓的。农民们绑住俘虏的手想把他送给八路军，可日本兵却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埋在山上。孙毅感叹说，敌人的确有很强的战斗力。“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八路军在以优势兵力在极为有利地形上对日军辎重部队而非战斗部队进行的伏击战，虽杀敌1000，也自损600，且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这场名震中外的第一场胜利，终于让林彪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平型关大捷在战略上终于让八路军高层认识到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的伟大。在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终于开始建立敌后根据地。而平型关的胜利对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说:“平型关一战我们八路军、115师一下就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此后八路军开始逐步取代国民党军队，成为华北战场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