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中日两国关系却在今年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钓鱼岛、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一再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
前不久，出访日本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突然中止访问，回避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当记者以一些日本官员认为吴仪此举有背外交礼仪询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时，孔泉反问 “（日本政府）最近接二连三地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错误的言论，难道心中没有丝毫歉疚吗？”
细究今日中日关系中的几大症结，几乎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即便其背后有今日两国国力较量的因素，也多借历史问题的纠葛来展现。
60年前两国处理战后关系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伏笔和隐患，多成为今天的争端和尴尬。
艰难的民间索赔?为什么免除日本赔偿
1992年，曾被逼做日军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万爱花等人赴日本控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此举开了大陆民间要求日本进行赔偿的先河。至今，中国大陆已有很多因慰安妇、劳工、毒气弹、大屠杀等战争问题而对日本提起的民间索赔案例，但是胜诉者寥寥无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对《凤凰周刊》说，现在的对日民间索赔有三个方面：日本法院是否承认伤害事实；日本法院是否承认这些伤害的责任应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法院是否认为应由日本政府进行赔偿。
他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法院的诉讼都能实现前两个方面的要求，但是要让日本人承认第三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国人应该了解现实情况，并不是获得了赔偿才能代表胜利。
日本法院在判决中常常引用的条文就是中国政府在战后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而以国际惯例和盟国对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战争赔偿一般都是一揽子方式，不存在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之分。
目前，关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原因，大陆多解释为出于友好考虑，或者是领导人的宽宏大量等。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即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但是，依据目前大陆公开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当初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倒不如说是日本人充分利用了战后中国政局的混乱，取得外交胜利。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曾撰文称，1951年，盟国对日本和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此前美国方面曾经表示，中共与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共同派遣代表参加。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拒绝中共代表与会。与新中国建交的英国则拒绝国民党政权代表参加和会。最后作为妥协，美英双方决定中国政府不参加这次对日和会，而由日本自行决定与哪一个政权签定和约。战败国日本因此享有了选择权，并最终选择与中华民国签订和约。
日本选择当时还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既是美国的希望，也因为国民党政权“无权请求赔偿”。
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刚刚丢失大陆，非常希望能够在国际上继续保持它的盟国身份和地位。所以国民党政权的心态是非常渴望与日本签定和约，签约行为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意义超过了和约内容的价值。
曾景忠在这篇题为《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的文章中披露，在随后与国民党政权的和谈中，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些弱点。日方要么迟迟不决定选择哪一方进行和谈，使得国民党政权焦躁不安；要么在和谈中动辄威胁国民党和谈代表，如果不同意日方要求，将考虑与中共政权签约。日本甚至在双方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突然宣布推翻所有条款，迫使国民党政权接收日方的方案。
最后，日本政府不仅迫使国民党政权承认自动放弃对日索赔要求，而且放弃了中国原本享有的《旧金山和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
这份《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政府缔约全权代表河田烈自豪地宣称：“它不带一点战胜与战败国国家间条约的痕迹。”
曾景忠对《凤凰周刊》透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进行建交谈判，原本也是准备好了进行赔偿的。但是当时中国大陆与苏联交恶，急需在外交上打开新的路子。加之国民党政权曾经代表中国以和约的方式正式放弃了赔偿要求，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放弃了赔偿要求。
作为政治需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大陆民间对日索赔要求是被压抑的。有官方媒体人士透露，在八十年代，大陆官方内部还曾经要求中共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得参与民间索赔活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官方对民间索赔逐渐由默许到支持，但成效不明显。
归去来的钓鱼岛?为什么日本能够“得寸进尺”
位于台湾海峡东北的无人小岛钓鱼岛近年来成为中日矛盾中最为实质性也最为敏感的纠葛?领土纠纷。
对钓鱼岛问题颇有研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曾经发表文章称抗战胜利后，美苏两国曾经打算把原本是中国从属国的琉球群岛交还给中国。当时蒋介石忙于准备内战，中国也没有海军，所以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派兵接收，而是主张琉球独立。随后，琉球由美军托管，美军当时划定的托管区就包括了距离琉球不远的钓鱼岛诸岛。
1958年大陆出版的地图集在“台湾省地图”中并没有包括钓鱼岛。1967年出版的大陆地图仍然将钓鱼岛划在了地图之外。直到1972年，大陆出版的地图才将国境线向右移了几度，将钓鱼岛划入其中。1953年，《人民日报》在文章中也曾将钓鱼岛列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并按日本的说法，把钓鱼岛称为“尖阁诸岛”。中国的这些疏忽一再被日本利用，在双方争辩中使中国被动。
1968年，联合国勘探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可能蕴藏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大陆、台湾当局、日本政府纷纷表示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这导致香港、台湾和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华人爆发了第一次保钓运动。
这次保钓运动的直接成果就是：美国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成为日本今日之冲绳县）的同时，宣称仅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主权争议由当事国自行解决。
大陆方面于1971年多次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措词激烈的文章，批评日本及美国窃取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1972年中日建交后，钓鱼岛问题在大陆迅速降温。但香港和台湾的舆论一致没有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
近几年来，保钓运动在大陆愈演愈烈，大陆保钓人士甚至能够几次组织力量出海保钓。但台湾的保钓运动却渐渐熄火。
今年4月间，大陆掀起反日游行高潮的时候，台湾的反日活动几近于无。台湾保钓行动小组执行长黄锡麟当时在接收《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对于保钓活动采取相当严格的限制措施。台湾保钓行动小组曾经想租用渔民船只前往钓鱼岛，但被台湾当局阻止。官方威胁渔民，如果他们将船只租给保钓人士，将会取消给整个渔业协会的津贴。有时，保钓人士已经付过定金，渔民受到的压力太大，而将定金退还。
黄说：“尽管钓鱼岛距离台湾只有90海里，但是台湾当局就是不让我们去。我们现在在台湾根本开展不了什么保卫钓鱼岛的工作，经常要到大陆来搞。”
曾景忠对《凤凰周刊》说，台湾对日本的情感非常复杂。当初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政权在亚洲的最大合作伙伴就是日本，它不得不利用日本。现在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被挤压得非常小，所以它对日本的依赖就更强烈，它的孤独感和对大陆的不认同感也越发强烈。这也是台独势力总是献媚日本的原因。
嚣张的军国主义?为什么日本不学德国
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不为侵略战争道歉，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使得中国人无法在情感上接受日本。大陆民间时常责问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学德国政府，彻底反思其军国主义的罪恶，向受害国道歉？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日本不道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初美国邀请国民党政府一起占领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而放弃了这一权力，使得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由几国共同占领，而是由美国一家占领。美国除了军人之外，普通民众和政治家对日本缺少切肤之痛，加之冷战需要，所以对日本的制裁，特别是对其军国主义传统的根除，远远比不上在德国的所作所为。
在战后对日问题上，中国总是显得过分宽容，大量日本战犯被无罪释放回国，很多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因为内战而被关押。葛剑雄说：“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你怎么能让日本人也认同他的部下是有罪的？现在日本已经是战后几代人了，你又怎么能让他们的后代相信他们的父辈是有罪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派遣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活动，而日本政府却极少派代表参加中国的抗战纪念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陆也没有标志性的抗战纪念场所。此后，大陆才开始兴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的抗战纪念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一位画家到日本访问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在日本听到日本人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他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曾景忠对《凤凰周刊》说：“我是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的。”
葛剑雄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在接受《凤凰周刊》电话采访时，葛剑雄说：“如果当时中国是统一的，很多问题就不会纠缠到今天。任何外患都有着自身的内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