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0万遇难者纪念墙。

三个家庭的“南京1937”

    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个日本兵的后代，一对追寻历史真相的父母，战争对他们的影响远未结束，互不相识的人们一起走在披露历史真相、寻求民族和解的道路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37年12月13日。
    14岁的李素芬躲在位于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的家里，不敢出门，虽然知道日本人已经进城，但她并不知道日军的魔掌会伸向她的家人；在南京教授三民主义的张铁君正在逃亡的路上，一个月前，他就拖家带口离开了南京；而横山伸治的爷爷还在日本东京千叶县，对于他的同胞即将在南京的大地上展开的烧杀淫掠，这个几年之后才进入中国服役的通信兵并不知情。
    这是三个本没有关联的家庭，就因为这段历史而被联系在了一起。更意想不到的是，70年过后，战争与这三个家庭以及他们后代的结依然没有解开。
    84岁的李素英依然经常梦见，日本人强奸母亲的残忍画面；张铁君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却想不到他的外孙女张纯如会因为写书讨伐日本人，而饱受日本右翼的攻击，外孙女去世后，他的女儿张盈盈与女婿张绍进又继续加入围绕历史的抗争；横山伸治还要为祖父辈犯下的罪行焦虑不安，他正在天津参与一部中国南京大屠杀题材影片《南京！南京！》的制作，目的是要传达一种观念：日本兵在来中国之前没有杀过人，错的是战争的制度。
    2007年12月13日这天，不管是李素英，张纯如的父母，还是横山伸治，对于历史依然无法释怀。这都基于这样一个现实??70年后，日本仍然试图再次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将他们掩埋在土中，而是将他们置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他们依然故我，对战争受害者没有道歉，没有赔偿；说“慰安妇”没有根据；驳回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请求……
    对待历史的态度，日本在退步，世界却在进步。这一年，美国解密了不少日本侵略档案；美国、加拿大、荷兰的“慰安妇”议案均获通过；西方导演纷纷拍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一旦正义的讨伐演变成全球声浪，掩盖历史者终将无法逃遁，难以收场。而这也是李素英，张纯如的父母，以及横山伸治如今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报道绝不是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而是想通过三个不同中日普通家庭的遭遇，说明战争的残酷，以及不愿意承认犯下的罪行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战争本身，其结局也将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就像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开头所写的那样：“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激起日本人的良知，承担该事件的责任。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2005年9月9日，张绍进向位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奠广场的张纯如铜像献花。 本报记者 韩瑜庆/摄

张纯如父母：接过女儿的接力棒

    “虽然一个张纯如去了，但更多的张纯如正在出现，我们就是想培养新的张纯如，让更多的人写更有力的文章和教材。一旦全世界人都知道，日本再抵赖就没有任何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已经三年过去了，但一提起女儿张纯如，张盈盈女士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
    “没有一天不难受。”张盈盈说，别人都说我们看上去很坚强，其实悲伤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铭骨的悲伤不是能够从言语和外表看出来的。
    从她说话时平静的语气中真的很难感觉得出，这是一位痛失爱女的母亲。张盈盈说，她正努力把自己绝缘起来，而把感情保留在内心深处，因为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悲伤就会奔涌而出，毕竟张纯如去世时才36岁。

走出痛苦：继承女儿梦想
   
    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那时的她功成名就，更多的二战历史正在等待她的调查，却突然香消玉陨。
    女儿的撒手人寰给张盈盈一家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本来我们退休之后到加州是安享晚年的。”张盈盈说：“但在张纯如去世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夜，我和她爸爸都是在想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直到有一天，儿子的一席话让张盈盈感觉到，她不能在这样痛苦下去了。
    那是2006年3月28日张纯如生日前的一个晚上，儿子来探望父母，张纯如的死因依然是这个残缺的家庭聚会中最核心的话题。“你们以后再讲我就不来了。”儿子突然对张盈盈说：“妈，你不可以一直这样想，你应该走出来。”
    儿子的话“叫醒”了母亲。张盈盈突然感觉“这样子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毕竟女儿已经去了。”    
    此时，距离张纯如那本扬名西方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已经将近十年，而日本政府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仍旧令人非常失望。这却让这张盈盈找到了走出悲伤的出路??毅然和美国史维会联手，在这一年成立了张纯如基金会，“接过女儿手中的接力棒。”
     也许，这是张盈盈和丈夫张绍进惟一可以医疗悲伤和痛苦的办法，也只有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他们才能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曾经的伤痛。

征文：召唤更多的张纯如

    渐渐的，感动开始化解悲伤，成为两位老人生活最大的满足。
    到今年，张纯如基金会发起的征文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除了美国，更吸引了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民众投稿。
    在今年的征文比赛中，一位叫金田的日裔美国人、也是一位加州的退休牧师获得第一名。他的文章的题目是《错误的种族歧视忠诚??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及其代价》。“他非常了解日本的民族性，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第一是日本人盲目崇拜他们的天皇。第二就是日本有很强烈的种族歧视。”张盈盈说。
    从小在日本长大的金田在文章中写道：小时候，每天进餐前，我们全家都要唱两首歌：一首是基督歌曲??谢谢上帝赐予我们美妙的食物，阿门；另一首就是流行的军事歌曲??当我们进入大海，水里到处都是尸体，当我们走到山上，丛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尽管如此，我们将从不后悔献身，因为我们是为了天皇的荣誉而死。”
    可惜，日本的天皇以及政治家们没有金田这样的反省。“我们绝对不是恨哪个民族，如果日本承认，我们是可以原谅的。”张盈盈说，但如果继续抵赖，就无法原谅。
    “任何民族如果不记住从前的错误，最后还会导致残酷的战争。”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教育中国下一代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而且还有人会赖，让他们有警觉性。一旦忘掉对中国将来的发展很有影响。”
    抵赖也无妨。“纯如写那本书就是要让原先不知道的西方人知道日本的罪行。”张盈盈说，而今，征文比赛、组织美国高中老师访华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一个张纯如去了，但还有很多的张纯如在出现。我们就是想培养新的张纯如，让更多的人写更有力的文章和教材。一旦全世界人都知道，日本再抵赖就没有任何意义。”

“纯如精神”：富有感召力

    只是，真正的张纯如是无法复制的，后来者们只能是受她精神的感召，就如同她的父母也受到她精神的感召一样。
   “我们越来越觉得她教我们，比我们教她的还要多。我常常讲她是我的导师。”张盈盈说，张纯如给我很多启示??她研究历史非常严谨小心。“虽然日本人拼命地在她书上找错，但都无懈可击，你看她书后面注释有那么多条，那么多页，纵使有也都是一些日期和地点的小错误。”
    即便如此一丝不苟，张纯如也从未说她就是权威。“她写这本书时候也一直都说她是抛砖引玉，没有说是权威。”张盈盈说。
    张纯如在书的导言末尾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在来自过去的声音永远消失之前，我的最大的期望是本书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激励其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去调查南京幸存者的经历。
    这份期望正在变成现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这本书去更多的线索和素材。美国因为她的关系，加上史维会的抗争，把很多二战时期日军罪行文件都解密了。”张盈盈说，这是10年前，她出这本书时所没有的。
    张盈盈说，现在他和丈夫比纯如在世的时候更忙。“基金会的事，还一直在协助两个电影（《张纯如》、《南京》）。”
    张纯如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已经5岁了。“一生下来我们就一直帮忙照顾，今年一月才搬走跟他祖母一起住。”张盈盈说，她跟丈夫经常去看他，给他看他妈妈的照片，但由于太小，他还不知道他妈妈的事情，“等它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你妈妈是一个很漂亮，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敬佩她，她是一个勇士，一个人权斗士。”

84岁的李素芬至今依然经常梦见母亲被日本人强奸的悲惨画面。 顾炜/摄

李素芬：勇敢面对的幸存者

    “以前所有的痛苦都深埋在心里，觉得丢人，不好讲……现在想通了，家仇国恨不能不说，我要诉说我的经历，告诉全世界一个历史的真相”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毛丽萍发自南京 84岁的 李素芬老人忆起尘封70年的惨事，依旧有着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
    “妈妈被鬼子强奸，丧心病狂的鬼子竟用刺刀逼着爸爸在旁边看。两人都疯了，不久相继去世。更伤心的是，10岁的小妹妹在难民区也没幸免，被鬼子遭蹋后也走了。”李素芬激动地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以前所有的痛苦都深埋在心里，觉得丢人，不好讲……现在想通了，家仇国恨不能不说，我要诉说我的经历，告诉全世界一个历史的真相。”

噩梦的开始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日本鬼子太坏啊。”
    70年后回忆那段岁月，李素芬仍难免悲愤：“日本鬼子进城后看到人就杀，还到处放火烧房子。那时，我们住在新桥，鬼子很快就闯到新桥一带。”
     1937年，李素芬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20号，因为家里是经商的，家境还不错。和堂叔一家人住在一起，房子是长形的，中间隔开，堂叔家在前面，李素芬家则在后间。“那时，所有的房子都是相连的，一间接着一间，转眼就成了灰烬。”李素芬回忆说。
    “鬼子来了。”在惶恐的叫声中，“我爸妈把家里所有的棉被、棉衣拿出来泡水，然后放在床上或其它地方，火烧到我们家时，没有烧起来。”说到这，李素芬双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家保住了，但人没保住。
    “鬼子到处放火，还到处抓人。我婶婶在家就被他们拖出去了，我叔叔出去找她，跑到新桥时，也被鬼子逮着，押到一个地方，与十几名中国人一起绑在那。鬼子正准备用机枪扫射时，正好另一个鬼子跑来，说‘快走，有事呢！’，这样，10几个人互相帮忙，解开了绳子，跑了。叔叔回到家时，就发现婶婶躺在家门口的一个米店旁，腰上被打了一枪，汩汩地冒着鲜血，抬回家不久就死了。”李素芬说。

沦为孤儿
    　
    李素芬家也未能幸免。
    李素芬记得，房子被烧的第二天，鬼子又来了，闯进了李素芬家，那时年幼的妹妹跟着养母去了难民区。
     “我吓得躲在被子里，妈妈说‘小孩，小孩’，我妈年轻时非常漂亮，小鬼子就开始糟蹋我妈。”“我爸上前要阻止，旁边的鬼子就拿刺刀对着他，强迫我爸看着。”李素芬说：“我爸爸当时就得了精神病，我妈被糟蹋后精神也出了问题，整天哭着喊着闹着，嘴里叽哩咕噜的……没过几个月，他们俩就都死了。”
     由于在家实在不安全，一天夜里，李素芬和叔叔家的堂妹就一起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她的养母，她们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了男孩子的衣服，脸上抹着黑黑的、厚厚的锅灰。“鬼子到处找‘花姑娘’啊，这样就安全多了……我们后来找到了养母和小?，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李素芬有点哽咽地说：“可怜的小妹回到家就变了，什么也不说，几个月后也随爸妈去了。”
     从此，李素芬成为一个孤儿。后在亲戚的帮助下，逃到了农村，才侥幸躲过了一劫。
 
贫苦一生日本难辞其咎

     70年过去了，老人把巨大的痛苦一直深埋在心里，努力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去生活。
    当记者见到她时，一身大红的呢子上衣，脖子上扎根彩色丝巾，耳朵上还嵌着两个大大的银色耳钉，看上去精神矍烁。“我听力好，眼睛也好，还能看电视。”
    她告诉记者，因为不怎么识字，也找不着什么好工作，一直靠人缝补衣服，历经千辛万苦。“我恨啊，没有日本鬼子，我怎么会这样过一辈子呢。”李素芬无奈地说。
     老人的家看上去并不是很富裕，除了简单的电器如电视机等外，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她看上去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墙上还贴着她与老伴的艺术照。“这是我82岁时照的，我们家的人都漂亮。”老人自信地说。
    一辈子，老人结过两次婚，前任丈夫的父亲也是大屠杀的遇难者，同样的遭遇把两人撮合到一起。她现在很喜欢现在平静的生活： “虽然没什么钱，但是每天我都要打5套太极拳，玩玩棍子……所以身子骨才硬朗。”
     不过，70年过后，老人从没有一天忘记过那段惨绝人寰的往事，她经常从恶梦中哭着醒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看那些日本鬼子的片子，看到就发抖、害怕。现在好一些，但我还是不爱看，一看就想到爸妈及妹妹，我就恨……”
    “去年日本人来采访我，我还告诉他们，不管怎样，你们不能赖，铁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苦难我们这一代人受了，下一代人一定要珍惜和平与幸福，一定要记住历史的真相。”

横山伸治（右）跟《南京！南京！》剧组的日本演员在一起。  《南京！南京！》剧组/供图

横山伸治：日本导演的历史焦虑

    “让历史不再重演是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战争是悲惨的，而且毫无价值。我反对任何战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在进入电影《南京！南京！》剧组之前，横山伸治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题材本身比较敏感之外，我也担心会不会拍单一化的‘日本鬼子’。”横山伸治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后来导演告诉我，他想要传达的不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对抗，而是战争和人的关系。看完剧本之后，我觉得不错就接受了。”
    12月初的一个下午，记者和这位27岁的日本青年在北京某酒吧聊起这个话题时，他进入剧组正好满一年。4个月前，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
    这位《南京！南京！》的副导演谦逊、友善，也很健谈。我们的话题从电影本身开始，到他爷爷在中国当兵的故事，再到日本的历史教育、他眼中的中国。说到残忍处，他会陷入沉思；碰到观点分歧时，他也会异常激动。对于历史问题，他思考之认真成熟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

日本演员的顾虑

    横山伸治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这类题材的拍摄，也是他第一次担任副导演。帮日本演员做翻译、对扮演日本兵的群众演员进行姿势培训是他的主要工作。
    跟横山相比，日本演员加入剧组之前的顾虑更多。“去年年底，我和陆川导演去日本挑选演员，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会不会攻击他们。”横山伸治只好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经验现身说法。
    这或许是导演的刻意安排，这些日本演员和剧中日本兵所处的环境和状态都很相似。“怀着很矛盾的心情来到中国；语言不通；七八个人住在一起。”横山说，剧中的日本兵也是一个分队一起生活。
    但历史跟现实总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在，日本演员可以和中国人交流，但是当时在战争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办法做真正的交流。”横山伸治说，“用枪怎么交流？而且日本士兵也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看不起中国人民。”
    经过几个月的友好相处，日本演员和中方工作人员之间心里的隔阂慢慢消除，原来对中国人的负面想法慢慢没有了。然而，隔阂消除的同时，新的压力也接踵而至。

深受日本历史教育毒害

    和横山伸治一样，这些日本演员都是首次参与日本侵华题材的拍摄，了解历史成为必修课。“这很艰难。”横山伸治说，他们需要看很多资料，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想像剧中人物的背景和他的一生。
    但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于战争责任的模糊处理，却让日本年轻人不明真相。这一点，横山伸治深有感触。“我们也觉得很残酷，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而是日本军的责任，可日本军现在大都已经过世了。”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界信息接收得越多，横山伸治就越怀疑：教科书有没有问题？“责任应该是日本国家的，日本军代表谁，日本国啊！”
    而家庭的教育也让横山愈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家里会提出这个话题，不管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战争是不对的。”横山说。

不让历史重演是责任

    对还是错，答案再清楚不过。可如果把时间倒退到70年前，横山伸治的爷爷或许不会像今天这么想。即便想，他也无法改变什么。几年之后，他就成为日本百万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奔赴中国的战场。
    “大概是1940年以后，爷爷到桂林、重庆当过两年的通信兵。”横山伸治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爷爷经常跟他讲在中国的故事。“他最大的记忆就是累，天天走路。战争对他而言，感觉没那么残酷，他说他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没杀过人。也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例如‘喝酒’、‘过来’。”
    身体累，心灵更累。“他说那时候心里很难受，非常想家。”横山伸治说，就像《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心里所经受的煎熬一样。
    也许是听爷爷常常提起中国的缘故，在横山伸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到上海留学，高中毕业之后他也决定直接到中国学习中文，一待就是7年。“中国对我来说，就像是我长大的一个地方，所以感觉很特别。”横山伸治说。
    爷爷做梦没有想到，他当年的战场却成为孙子学习、工作、恋爱的地方。“爷爷去世前两年，曾到桂林重庆旅游。他说，放眼望去都是高楼大厦，跟当年他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横山伸治说。
    作为一个日本兵的后代，横山伸治认为自己今天身上的担子很重。“让历史不再重演是日本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战争是悲惨的，而且毫无价值。我反对任何战争，我想强调和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