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55周年，天津市将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本资料就是老田裕美先生为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一楼展厅所撰写的文字说明，经他本人授权由“中国918爱国网”独家发表。
老田裕美先生曾在七十年代来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几年来他放弃了自己的旅行社，用自己的一千多万日元的积蓄专门从事调查日军和日本企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恶。并作为一名精通两国语言的志愿者，往来于中日之间，为战争受害者和遗属充当翻译和陪同，以至于婚姻解体！下面这份文字资料就是他十几年来工作的结晶。
强掳中国人和殉难者骨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开始了强掳中国人押送日本的罪恶勾当。此前，日本已在其占领区抓了许多中国人，迫使他们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中国各地的万人坑，充分说明了许多人因此命丧黄泉。在中国占领区进行的强抓、奴役劳工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中国劳工赴日的方式。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2年11月27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至1945年5月前,共强掳38,935名中国人,分别押送到矿山、港湾、土木建筑、造船等劳动场所，由于繁重的劳动和受虐待，死亡6,830名，死亡率高达17％。
日本战败后，幸存劳工回国时，带回部分骨灰。但还有许多遗骨被弃置山野或下落不明。
1949年，在日本花冈的山中发现了散乱的中国受难者骨灰。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开始了全国规模的调查收集骨灰的民间运动。在中日邦交尚未恢复的当年,这场运动遭遇了许多困难，但是，却开辟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中民间友好交流的渠道。从1953年7月到1964年11月,共有2863人的骨灰分9批魂归故里，长眠天津。
现在在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安放的骨灰就是那次送还运动的结果。
天津是当年被掳中国劳工押送日本的地方。日本战败后，有万余名幸存劳工在天津踏上祖国的土地。据档案记载，归国劳工带回来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今天的西青区。
在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里安放殉难者的骨灰,具有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和现实意义。
送还骨灰总数与实际安放数
现存的骨灰，有名有原籍的401具，有名无原籍的1671具，无名无原籍的246具，共2316具。
送还批次、送还数和实际安放数统计表
○表示全部安放，△表示基本安放，●表示绝大部分没有，×表示姓名不祥，无法辨认, ◎重复
由于死亡名单上的姓名和有些骨灰盒上的姓名往往抄写有误,此表格需要进一步核对，送还总数与实际安放数，大约相差550具，要继续探寻这些骨灰。
幸存者带回来的骨灰问题
送还的骨灰只有2863具,根据外务省报告书死亡人数6,830人。那么，其余的骨灰到底在哪里?
如果按照《事业场报告书》记载,中国劳工幸存者回国时，把大部分遗骨已经都带走了。按其记载大略统计，90%以上的作业点的大约5000具以上的遗骨带回到中国。这数字的可靠性有疑点。送还遗骨运动中陆续发现各地还遗留许多骨灰，很明显这种记载不真实。
那么，能不能弄?幸存者回国时带回来的遗骨到底有多少？比如父子俩一起被强掳到日本，其中父亲死了，或者同乡同村的人死了，当然无论如何也得一定要把这些人的遗骨带回去。这样证言也有不少。但是可以估计这样带回来的骨灰不会占多数。
搞清带回来骨灰下落有一个线索，1995年和2000年，在天津发现埋葬二战战俘劳工骨灰的墓碑。
搞清带回来骨灰下落有一个线索，1995年和2000年，在天津发现埋葬二战战俘劳工骨灰的墓碑。
《今晚报》1995年8月15日 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劳工的另一个确证 本市发现死亡战争俘虏墓碑
最近在天津发现“死亡战俘劳工之墓”的石碑，昨天下午在天津档案馆的“日本在天津的侵略罪行档案史料展”上展示......
“死亡战俘劳工之墓”的石碑在西青区中北斜乡大稍直口村由村民于富贵发现，赠送给西青区档案馆。石碑高度1米27厘米，宽度56厘米，厚度12厘米，碑的反正面上刻有在日本死亡的400人战争俘虏劳工的名单......
此墓碑的内容和市档案馆藏史料互相对照，据天津档案馆馆藏史料的记载，从1945年10月18日到1946年3月11日，被强制带到日本的天津籍劳工遗骨共有1561具，前后从日本送还到天津，当时登在报纸上被领取的104具以外，留下的1457具从天津市政府回国劳工管理处转让到市警察医院，保管。后来1946年10月，在大稍直口汪家庄腾出4.5亩的土地，市警察局派遣人员，和有关人员一起挖坑30个，铺上红砖，分号埋藏，并且刻了四块石碑以便识别。这次发现的石碑是其中的一个......
据天津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埋葬时共立碑4块，其中2000年发现的第一块石碑,现存天津博物馆,其模型在本展览2楼展厅展出。
1995年发现的石碑,是第二块,现在西青区档案馆所藏。
根据这两块碑碑文和天津档案馆档案在日死亡劳工遗骨姓名清册记载，与日本档案死亡人名单核对,当年带回来的遗骨,可以认定以下作业点死难者。〔天津市警察局笺〕1437人姓名 1438-1458无名氏 「死亡战俘劳工之墓」
在日死亡劳工遗骨姓名清册里可认定的作业点的人数
幸存者带回来的骨灰与送还运动送回来的骨灰核对，有出入也有重复，如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下落不明的的遗骨还有几千。今后需要继续调查、研究和寻找。
送还遗骨运动
在日本殉难的中国人遗骨,在战后盟军进驻调查之前,其情况鲜为人知。除部分外，有的被葬于劳动现场附近，有的曝露荒野。
1949年，在花冈由在日朝鲜人开始发掘遗骨。居住在秋田的金一秀首先向华侨团体报告了散乱在山里的骨灰情况，从此开始了实地调查。
1950年1月11日《华侨民报》（第16期）头版刊登了花冈现地的调查过程，在同年的1月20日《赤旗》报纸用大篇幅介绍了花冈事件，从此许多日本人了解到此事。华侨团体和市民团体进入现场调查，收集遗骨带回到东京。
敬仰中国净土教的祖宗昙鸾大师，从战前已开始尽力于日中交流的菅原惠庆（真宗大谷派运行寺〈枣寺〉），接管了这些遗骨，安放在运行寺（枣寺）里，直到1953年7月第一批送还船起航为止。
1953年2月17日，以接受日本人归国的团体为中心，由民间14个团体（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华侨总会、日本红十字会、工会以及日本各宗派的佛教者等）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追悼会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大谷莹润（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事务局长菅原惠庆秘书长、（真宗大谷派运行寺、〈枣寺〉）、事务局次长赤津益造。
对被强掳押送到日本各地的矿山、港湾等地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而死亡的中国俘虏殉难者，开始了实地调查、挖掘收集遗骨、举行追悼会等活动。
1953年4月1日，为悼念从花冈事件、小坂矿山,岐阜县等收集来的55１个骨灰，在东京浅草本愿寺里举行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追悼大法会。中国红十字会发来了唁电。
1953年6月, 为早日实现送还遗骨，中国人俘虏殉难者追悼实行委员会向国会、外务大臣提出了请愿书，提出三项要求:
(1)用送还在日华侨的船只红十字兴安丸送还遗骨
(2)对送还遗骨护送团员发放护照（对在日华侨护送团员，给予日本出国及再入国许可）
(3) 送还遗骨经费由日本政府承担
但是，日本政府却回答:“以日本红十字会名义斟酌决定送还中国人遗骨与政府无关。”
面对无情的日本政府，追悼实行委员会里有人主张:“把遗骨拿到外务省，提出抗议!”
但是，菅原惠庆劝告说:“我们向被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中国人的亡灵叩头，要尽心做到诚实追悼之意,为尽早把这些遗骨送还其祖国而努力。这是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最起码的赎罪方式。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理解，应该说我们的努力还不足，绝对不能允许再利用遗骨。我们努力不足怎么向遗骨表示歉意,如果有人非把遗骨拿出来不可，先把我杀掉再说!”。 兼任国会议员的大谷莹润会长等坚持不懈地与日本政府继续交涉。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中国人俘虏殉难者遗骨送还团（团长中山理理），乘坐黑潮丸护送551个遗骨，从神户港起航，7月7日抵达塘沽港。于8日在天津大戏院举办“殉难烈士追悼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廖承志顾问讲演。
以后送还工作继续实行，到第9批（1964年11月）为止。
1954年11月2日，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的“中国人俘虏殉难者全国联合追悼会”，中国红十字会李德全会长等出席。
1959年7月19日，为了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充实资料，由民间17个团体组成了“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制作委员会”。
1960年2月，以《中国人殉难者名簿》编写完成为契机，追悼实行委员会和名簿共同制作委员会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确认名簿”，但是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拖延问题。
1961年5月27日,中国人俘虏难者名簿传达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礼堂里举行。
对于战后处理、送还遗骨问题，日本政府予以拖延甚至干扰妨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只能由日本和中国的民间团体施行。
200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