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家熟悉的事物，曾几何时，年青一代已经十分生疏，不甚了了，说不出所以然了。前不久见到一位熟悉的中年同志，闲谈中谈到当年的步行串联，他心不在焉的、“同情的”说到：“喔，当时交通不方便，你们买不到票阿！”此言一出，使我愕然，大吃一惊。历史是不该轻易忘却的,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实录，认真分析考察历史可以使人们更聪明些，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生活的考验。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自经历过“文革”，我自己也参与过“文革”，我也热心地亲自走了一趟“步行大串联”，思考过一些问题，愿意记录下来给自己回忆、看看，也可以给关心此事的亲友们看看。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是1966年发生的，此前的1965年我被安排到冀东唐山地区参加“四清”工作队。秋季开始，搞了大约半年，转眼临近春节，工作将近结束，奉命全队驻留原地，并不放假回津（有少数人例外）。这是有些令人失望的，但当时大家尊重组织，并无怨言。且又能安排到附近城镇上洗了一个半年难得的热水澡，十分爽快。大家也都愉快地留在村中和贫下中农过了一个春节。春节后“四清”工作队解散，稍事休整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这是“文革”以前比较正常的最后一个学期。
学期开始照常上课，但是文件学习似乎渐多了起来。最初是“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看起来本来是一个历史学术问题，但空气却变得越来越严重。随后不久就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一根黑藤上三个瓜”。再以后不久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宋硕、彭佩云等北京市委大人物，问题一下子沸腾起来，群众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再往下出现了新事物，红卫兵和毛主席接见以及“第一张大字报”和“资产阶级走资派”等说法。山雨欲来风满楼。群众意识到我们又面临着一次巨大的政治运动，阅读学习文件的时间也就更多了起来。按照正常的安排，每年到了七月初学期应该结束，开始暑假，这一年是不讲这些的。似乎一直到了八月初，酷暑之中，午后我们仍然围坐在教室中，手挥蒲扇讨论学习。在当时的政治学习中，我是编在老先生教授那一组中。我显然已经不是青年人那个行列了。论职称我是个起码的讲师，列在助教和教授的中间。按照组织来说，我是民主党派，所以编在这个高级教授组中也是很合适的，所以一向在这堆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中，敬陪末座。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一天大概是1966年8月7日午后暑热，我们一群中老知识分子正在挥汗如雨、咬文嚼字学习中。突然听到教学楼外，随后是楼内、通道内，人声嘈杂，还有锣鼓声，几个红卫兵冲到我们教室门口，为首的那个大呵一声，“张××，出来！”（这个为首的红卫兵我们都熟悉，是本系毕业班学生，后来几年变成了研究生，当时显然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这个张××是我们系主任，级别最高的教授。他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直呼为张××却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大家耳朵十分生疏，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个张××教授在大呵之下，不由的站起身来，几个红卫兵过来一下揪住脖领，另一手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白纸高帽套在头上，胸前挂上大纸牌××分子，脸上用墨笔划上“大黑××”，随后反剪双手，锣鼓声喧，牵着游街去了；同时，被捉去游街的是否还有其他教授，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这时校园中早已一片锣鼓声喧，各系同时动作。学校最高档次的人物另有卡车等候，推到车上，站到司机篓背后，敲敲打打，在校园内示众，随后驶出校园，去市内游街。我们群众自然无心学习，都在校园内观看新事物。原来红卫兵革命小将去北京学习，学会了北京红卫兵（联动等）先进革命做法，心有成竹，赶回校依法炮制，我校的“文革”就这样开始了。从那天开始，市内也开始了对资本家的抄家，把财物等抛弃满街。
那天游斗直到黄昏傍晚才结束，战果不祥，也无人敢去打听。但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几天后群众就窃窃而语，传出来的消息被抓去批斗的校级人物中，有一位全校最高的二级教授，当晚批斗放回，晚饭未吃，和老伴儿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双双自杀。说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老知识分子一向有 “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从那天开始陆续有不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包括一些年青人（党、团员等）。不过人这个东西也很奇妙，许多遭受劫难的老先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们每天被批斗释放回来，走到洗手间，洗去脸上的黑×和花脸、阴阳脸等，稍事休整，还得走到校外等候公共汽车回家，明早准时到学校“上班”（打花脸、接受批斗和参加劳动，拔草、扫厕所等），就这样活下去，但他们终于也等到了几年后落实政策的那一天，得全首领保存下来。
属于第二档次的人，问题较小的人，也有些被捉去在本系教学楼前小规模批斗，剪头、打花脸等当然不可少，在这个层次揭发的政治内容似乎也不多，较多一些生活作风和女同志爱美等和资产阶级作风，所以穿上旗袍羞辱，再加上锣鼓敲打，好象耍猴戏一般。令人最难堪的是有些男女绯闻也都一古脑的毫无保留的捅出来。中国的传统做法，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向来有一种“口德”，像这类事情从来不做不必要的宣扬。因为当事人男女都是本单位的同志，这种不留情面的揭发确实令当事人尴尬，不过人性也奇怪，凡是见怪不怪，日久天长，反正也就是这么回事，人们终归要活下去。
从那天开始进入了文革时期，教学楼内、通道里，从房顶挂满了大字报，满满荡荡。校园内专门用新竹竿和席子搭建了许多席蓬，但也容不下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当然首先是指向学校的走资派，其次就是群众的相互揭发。但也不都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有些青年教师?乃至中年教师的情书也被贴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作风的例证。大字报内容多数大同小异，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个人见解的似乎只是个别的。学校党委被夺权了，学生和教职工成立了各自的群众组织，当然群众组织观点是彼此对立的。我参加的组织是学校的多数派，暂时当权，似乎是比较保守的。从那天开始，教研室内，墨水、毛笔、大张报纸，还有糨糊糊，一堆一堆的。同志们出出进进，忙个不停。再加上看大字报的时间，比起上课时还要忙碌。那时候我还有些个人问题，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最大的一个大班毕业，该上小学了，可是那年秋天小学迟迟不开学，好在那时情况，我可以带孩子在身边上班。我每天用自行车推两个孩子走到学校（从学校外）。先去幼儿园把小的安排妥当，然后带大孩子上班。当时，他倒是我的一个好助手，因为我们的革命工作主要是用油印机，印刷宣传品，提着糨糊桶刷大字报，他都干得很得力，他第一批学会的汉字就是“打倒李×× ”，“格杀勿论”，“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群众逐渐适应了新的革命秩序。
在实践中学生和教职工中都逐渐产生了一批“逍遥派”，他们当然也选择了各自的组织，但并不积极参加工作。现在学校没有了任何“权威”，每个人都只听命于自己的认识，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尽可能比较逍遥的过生活。早晨和午后都要呼噜一觉，午后游泳馆开放也可以去游一场。“逍遥派”中也有各种区别，人数最多的一派是“线路”派??和搞政治路线斗争有些不同的，以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为目的。这时大概正是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初期，电子元件不很过关，废品很多，成包三级管在专门店里出售，剔去废品后只要有1-2个能用就很够本了。学生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大家相互交流学习，都学会了，所以很快普及起来。用上十几块钱，买全器材，每一个人都可以攒一个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甚至超外差式），捎回农村家里，甚为得意。这一场“线路”斗争说起来也造就了一批人才，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但是冷静反思一下，在60年代，做到这个水平，尤其是和世界上蓬勃发展的高科技比较起来，大概不能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大概也算不了什么。
“逍遥派”还有一个分支也是搞线路的，这就是女学生和女职工织毛线的活动。另外，后来听说在中青年和老师中还培养出几位技术不简单的木工师傅，即便不说全套的木工家具的话，至少家里桌椅箱柜之类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这几年中有没有一些人看一些正经书呢？表面上是绝对没有的。当时一切西方名著、中国古典名著都被看作是封资修，谁也不敢接触。被抄家的旧书被封存起来，后来了解有个别人偷出或捡出几本私自看。正经的业务书籍也是没有人敢看的。因为那种东西只要一接触就叫做“白专”道路，谁也不敢公开触犯。但事物终究是复杂的，“文革”过后，发现有个别人业务上长进不少，或者英文进步了一大快。那也只能叹服这些个别人的远见卓识和坚强毅力了！
我一向尊重马列主义，解放后愿意接受思想改造，自问对于学习还是比较认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是从正面来看待的。大家觉得在这下面大概隐藏着我国人民未来伟大的前途，大家都从学习文件的字里行间和革命实践中，力图跟上革命形式，不要落后。我也要参加革命，不愿意选择“逍遥”，自觉俗话说：“心里没有病不怕吃冷年糕”，自问个人历史虽然还不是“无懈可击”，不是绝无小辫子，但终归是清楚的或者清白的，所以坦然和比较热情的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
三、 长征大串联
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红卫兵逐渐开始了长征串联活动。事情大概是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开始的。许多红卫兵因为急于去北京参加接见，有些人就抛弃了传统的坐火车，自己骑自行车赶去北京。串联兴开了，革命小将都热衷与去全国各个革命胜地瞻仰。东面上海和嘉兴是党“一大”开会的遗址，南昌是“八一”起义的革命胜地，再往南就是井冈山，华中武汉，长沙是早年毛主席革命活动最多的地方，紧联韶山，岂可不去？再往西一路可到遵义会议遗址，河南兰考好书记焦裕禄的事迹方才报道不久。山西文水县是刘胡兰烈士的故乡，往西一过黄河就是延安，这些都是当年红卫兵最热衷去瞻仰的革命胜地。在“文革”高潮时期集中了大批革命群众，拥挤不堪。我校红卫兵也动作起来了。我也想去串联、去看看祖国沸腾的大地，自忖这个年龄和体力还凑乎可以走下来（“老夫突发少年狂”），听说我们二年级的学生过几天就要组织一个串联队去南方。于是就去宿舍找到他们问：“你们准备去那里？”，“我们要去韶山和井冈山。”，“我也想去，我和你们一起去怎么样？”，他们笑着回答：“你行么？”，我回答：“行啊，没有问题，就是走得慢些。”他们回答：“那么就一起去吧！”。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于是接着准备事项，动身日期等，年青人办事真痛快，那年我已经42岁了。
我自问学习毛主席著作素有心得，叫做“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决心下定以后，准备工作倒不敢马虎。先找一条不厚不薄的被子和几件随身替换衣服，打入背包中当枕头。找来塑料布和背包带，先学会打背包的技巧，练习几次很快学会了，很像样子。鞋袜的事关系重大，经名师指点，鞋袜必须不松也不太紧，才能合脚上路，行军不至于脚上磨出泡来，那时没有什么旅游鞋，我找出一双半旧半高腰的球鞋，新买了一副长鞋带，试了几次自觉差不多了，后来上路果然没出什么问题，保证胜利完成任务。随时当然要带一些粮票和钱，但也不要太多。选择一身黑布棉袄、棉裤，外加一顶棉帽子和爱人说了一声：“你看好孩子，我去串联了！”，就这样上路了。
出发的一天选在1966年大概是11月下旬初冬的一天，天气晴和明朗。早上在校门口集合，红卫兵一共12人（其中有1女将），全队连我共13人，每人一个红袖箍，是小将们准备的。另外还有一面三角的红色队旗，展开是写着：“红卫兵长征串联队”，大家精神抖擞，踏步南去。沿卫津路南去，直奔李七庄?那时市区较小，李七庄似乎已属于远郊，大家不太熟悉，随后折向西去到了李八庄，再往西，傍晚时到了小卞庄。因为考虑第一天行军不想多走，就歇宿下来。
第二天沿着去静海的公路，去唐官庄和青县，再以后基本上是沿着津普铁路南去，每天行程约60-70华里之间。这时候的市集村镇大概都有了接待站，对于红卫兵按规定吃饭不要钱，有工资的串联职工似乎要交一些钱。我们队的总务大事都有红卫兵负责，我这个特殊人物应该怎么办呢？我也记不清楚了。住宿没有困难，一般在中学、小学内打地铺，反正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每个红卫兵都有背包，席地而卧，有个地方就行了，小村庄没有条件的，柴房、磨房也行。
那时是“文革”的初期，还没有掀起互赠纪念章的做法，我们的红卫兵也准备了一些宣传毛主席思想的纪念品，实际上只是油印粗糙单张的毛主席语录等，发给一路上农村的小朋友，很受欢迎。那一天走在乡间的路上，附近小朋友热烈鼓掌欢迎红卫兵小将，?欢迎红卫兵叔叔?，我走上前去，他们也欢呼，欢迎红卫兵……大爷，原来我满面胡须又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他们也感到小将称呼不太妥当，就即使改口，真是聪明的孩子，却叫我们大家苦笑不得。
步行走了2-3天，就暴露了一些矛盾。行军以来，我一切顺利，因为鞋袜松紧合适，脚也没有“打泡”，但行走速度终究跟不上小将。早上走起来不久就拉开了一段不小的差距。如果全队放慢等我一个人似乎也不妥，红卫兵研究以后做了安排，大队迈开脚步按照他们的速度走下去，每天上、下午专留一个人在后面陪着我，这样每到接待站时，他们已经联系好一切或者已吃完了饭，等我赶到立即可以休息进餐，他们也可出发走下去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看起来小将办事也很能干老练。
这一天来到津普线上的泊镇（有个大火柴厂），这是个不小的集镇，我们决定在这里洗一次热水浴，但出了一点小事。我们一个红卫兵因为太贪图浴室温暖，在蒸汽中停留过久，突然窒息，失去知觉。大家都在惊慌失措时，浴室有经验的服务人员却有办法，胸有成竹，按照传统作法提起一桶凉水，从头浇下去，在配合掐人中等方法，果然迅速苏醒过来，这种治疗方法对病人身体有些损伤，但好在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没有大防碍。经过适当休息后，还能跟随我们大队进发。在浴室中，红卫兵和浴室服务人员还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怎样看待服务行业的工作。讨论来讨论去大致还是这样的结论，这种服务行业还是社会的需要，需要有人来干，看来也只能如此。
随后沿津普线南下，经过南皮、交河两地到了河北省吴桥县。这里是杂技的故乡，许多家庭是杂技世家，传统以此为业。听说小孩从小就学习训练，十分艰苦。吴桥以后，折向西行，通过故城到了河北省最南端的临清县，这里靠近大运河，听说大约100年前有过它的辉煌。临清县当时有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叫吕桂兰，她是早期立志下乡女青年模范先进人物，这时已经被提拔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类角色比后来几年在宝坻县出名的邢燕子和侯隽两位更有名，在当时我们似乎见过她一面，用羊肚白手巾包头的人物。
从临清过了大运河就进入了山东省，前面是武城县，再往南到了聊城和莘县，聊城是武松故乡（打虎英雄），这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土城，但似乎冷清了一些。这几天经过鲁西一角，感觉气象比较冷清一些。随后我们逐渐进入中原和两湖，无论接待站和山间小路上，红卫兵串联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越来越红火热闹。
莘县以后就是范县（此地属于河南省），这里已是黄河北岸的河滩地，我们从这里渡过黄河，对岸就是山东省鄄城县，于是随后折向西去，跨过鲁豫省界，进入河南省，向兰考进发，因为都在华北平原上印象中也没有什么区别。
四、 中原大地
兰考是我们此行第一个重要的站头，那里是焦裕禄书记先进事迹所在地。我们去参观了他的办公室，看到了新华社报道中提到的那件破旧的藤椅。当年他把肝痛区顶在藤椅上，在病痛中，勉强坚持处理公务。还听说他防止流亡爱民的故事，我们还去了城关附近贫穷的韩村，当年他在那里访贫问苦，实际上不过是在大雪封门的寒冬，去看望老贫农灶下有没有柴火烧，屋里有没有口粮，如此而已。但是在那贫穷的岁月，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一个真正革命干部不可推委的最起码的责任。我们也学会了他们的歌曲?“你就是泡桐树巍然屹立……”，“36万阶级兄弟，36万阶级兄弟……”，我们去县境内看了经过他指导治理的沙丘，还有公路上的泡桐树。
焦裕禄墓地当然是不可不去的。那天革命群众不少，但也不算拥挤，我们串联队在蓦地前一字排开，同时展开队旗，大家十分激动，同时有些得意留下一张照片，我已经记不得是怎么照的照片，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人能自带照相机。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夹在那本盖满各个参观单位纪念图章的宝贵毛主席语录中，后来竟然丢失了。
兰考以后南行，随后经泰康?杞县，然后直奔周口店（及商水），再以后经过汝南?上蔡村等?正阳，去豫南，这条路线还有略偏东一些的平舆县，是当时许多南下的红卫兵常走的路线。
就在这几天这一带，我也说不清在那一个集镇，我们听了一次访贫问苦的报告。这种活动和访问老红军等是当时革命串联群众的主要目标。哪天的报告人是一个老年妇女，推算他年纪也不是很老，但由于苦难生活磨难，穿装打扮完全老年妇女模样，她用当地豫东土话哭哭啼啼诉说往事，我想不到是如此难懂，但最后还是依稀听懂了大意，她讲的是这个地区她们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
原来豫东历来是贫穷地区。这里贫农历来有两种行当：一、当兵；二、当土匪。旧中国旧社会，河南籍老兵很多，他们常常是作战的主力。但当土匪也许比当兵更有前途。因为土匪当大了，可以“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当时段祺瑞统治时，在津普铁路大劫案中，那个土匪头因为绑到了许多英美、西方人士，认为奇货可居，弄得北洋政府也没有办法，最后“招安”了事。果然土匪头做了比师长还大的官，赚了一大票。豫东当年小股土匪很多，平常在农村山寨中穴居野处。但久不久总要进城去补充物货需要，还有对女人的需求。附近某个村镇在一个短时间内就要处于这种暴力政权，土匪独裁专政之下，为所欲为，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可以帮助他们。老妇人那天回忆的就是这种悲惨屈辱的生活，这就是旧中国历史的现实。
也是在这一带那天住在一个乡村中学中，看到了一则大字报，确实使我愕然。原来是红卫兵贴的，指责他们老师资产阶级作风，说的是他（她）们每晚从茶炉中除了饮水之外，居然还敢打走一盆热水供洗洗涮涮。这令我们从大城市走来的革命群众也不禁毛骨悚然。我反复想了好几天，似乎也找到了一些答案。原来河南一带很缺少燃料，日常取暖做饭用的是收庄稼后的秫秸，他们自己经常喝凉水，只有来了客人后才烧少量热水待客，这是待客的规格了。但是我想写大字报的作者是苦行僧主义或者什么主义吧！大概不会成为革命的主流得到群众衷心拥护，群众拥护的只可能是真心改善他们物质生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政权和主义，那怕是慢慢的改善，我估计在几十年后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个地区即使没有大的发展，当时的革命群众大概也会汇合到打工群众中到小康中寻找他们的位置。
沿着上述路线南下，在豫东这个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地区的里程特别短，走起来特别快，当地所谓30里的路程，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走完了。原来中国民间里程并没有标准规定，所谓1里=500公尺，只是官方说法而已。正阳以下逐渐接近豫东南，这一角落的，如息县和光山历来就是河南最落后贫穷的地区。这里的贫穷农民在不久之前即使不是“朝不保夕”，也可以说是“秋不保冬”。历来秋收是最好的季节，他们暂时可以吃饱，甚至奢吃一翻。这个奢吃指的是二两猪头肉，外加二两白干之类。秋收以后，冬天有没有口粮可以接到明春，那就不是他们能够考虑的了。所以就表现出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不过了”的心态。
下一站是罗山县，这是河南省境内最后一个县份。生活条件也有了变化。南方人说：“好了，明天可以吃大米了。”虽然实际上供应的不过是机米和糙米，真正的北方人说：“坏了，没有馒头吃了。”我家的生活向来又南又北，对于这点并不在乎。罗山以后经过了两省界碑，进入了湖北。这里已是大别山地区，一般是黄色干旱的丘林区，没有江南的青山绿水，这里是当年红四方面军起义革命的地区，黄、麻起义的地方。我们听到了一些农民起义手持大刀攻占村公所的故事。
进入湖北省后，第一站是大悟县，我们安顿好后，就去访问一位老红军，他被安顿在接待站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占了一间宽大的堂屋，屋檐下冬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当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他的生活有保障，有国家一份固定的供应，似乎还有儿孙照顾。在那天没有见到别人，他的屋子里空荡荡的，老红军对生活似乎也是满意的，革命造反到了今天，他也别无奢求了。老人不健谈也不愿意多说话，但提了问题还是回答的。他的资格确实已经很老了，他的伙伴们当年离乡长征北上抗日的话，大概都已经在解放军的将军行列了。
另外还去了一处革命纪念地?宣化店，就在大悟县略微东北一些。这是当年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搞那个“打偏手”的军事调处时，美国马歇尔元帅和周总理会晤过的地方。那里只有一所石头房屋遗址，有一些解说资料，革命群众去的人数也不算多，我因为很早就知道这一段历史掌故，所以动员红卫兵一起去看了。
离开大悟南行，我们串联队出了一点小事，那位唯一的女红卫兵病到了，走不了了。这可是个麻烦。大家紧急商议后做出安排如下：全队继续南行，留我一人照顾她，约定以三天为期，如果病好了，我们两人可以坐一段公共汽车，赶上去汇合；如果过了三天就由我照顾她回天津。这个任务我可不愿意承担，但也没有办法，责无旁贷。因为这些都是男孩子，照顾她实不方便，我是唯一的成年人，只好硬着头皮应了下来。幸运的是她只不过是风寒感冒，小病躺了两天就好了。这个女将性李，湖南韶阳人。事实上她正走在回家的路途中，那天她好了，我们买票搭乘公共汽车用了一上午，赶了200多华里，赶到了前面湖北省黄皮县。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一路上的健康情况。从天津出发行军以来，一路顺利。我的鞋很合脚，也没有打泡，只是一路上饮食不太舒适，不太卫生。有时有些腹泻，这虽不是大毛病，但对于行军来说却是很尴尬的。好在一路城镇上都可以买到一些简单的药品，如氧化铋、碳末等止泻收敛的药，保证我一路平安。离津以来，大约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治安良好，但也看到了一些公安局的告示，说是那里发现了一两起红卫兵女尸的刑事案。
五、 百万雄师和湘江风雷
公路车一刹之间把我们带到了黄皮县。红卫兵革命群众去的地方不过是那几处接待站，所以稍微转了转，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同志，全队又高兴的汇合到一起了。在这里，我们有一件事情需要决定。因为这里附近有两处革命群众都十分向往，都想去访问的地方，需从这里分叉，一个是东北方向的红安（红安就是黄安）那里有个林家大屋，是那位被“祝愿永远健康”的那位人物的老家，当时革命群众趋之若骛；另外一处是南面洪湖游击革命根据地。
我们队的红卫兵讨论之后决定那里也不去，立刻直奔我们的主要目标韶山和井冈山。
事情决定后，离开黄皮，经聂口，直奔汉口。经大智门车站，未作停留，直奔长江大桥，大桥上苍苍茫茫，不由浮想联翩，缅怀毛主席畅游湘江和长江的故事。走过长江大桥时，我用步测的方法测量了一下，只用了15分钟，知道大桥并不太长，大桥南端就是黄鹤楼旧址。
我们在离大桥不远的，大概是是湖北大学校园内的接待站住了下来，宽大的教室，大家席地而卧，已经是一路上十分舒适的环境了。“文革”大串联群众到了一个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参观当地的革命文物重要场所，武汉最著名的就是毛主席当年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每到一处，首先要拿出毛主席语录，排长队盖上每个场所的纪念图章。讲习所果然内容十分丰富，介绍详尽，我们知道了不少毛主席当年的革命事迹。
随后在大学校内和市内观看了大字报，老实说作为外地群众他们的大字报的内容及争论的焦点其实也说不清楚；恐怕当地一般群众也未必说不清楚。当时每个城市的群众都是对立的两派，观点矛盾，相互对立，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借用当时另一城市的术语来说就是：一派群众的论点是革命形式好得很，?他们那一派在掌权??叫好派；另一派的论点是形式好个屁，所以就叫屁派，文雅些写成“P”派。好在当时是“文革”初期，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武斗的阶段。随后两年的武斗以四川、成都、重庆为最严重，真正达到了野战军作战的规模。军火库打开，大炮、机关枪都出动了，所以伤亡惨重。我后来看到报道重庆至今还有面积不小的红卫兵墓地。真是盍胜浩叹！所谓何来？我所在的天津市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武斗，但在群众相互斗争中也出现汽车肇事死伤1-2人的事情。当时被本派人尊封为烈士。但不久军管介入搞了革命大联合，也就当不成烈士，什么也不是了。
随后我们在东胡周围的几个大学转了转，在武汉已经停留了4-5天，于是决定南下。那天经过武昌县旧治（好象叫纸纺），折向南去，随后经过汀泗桥一带，这是当年北伐军战胜北洋军阀吴佩孚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随后几天，不知什么原因，一时高兴，我们连续几天都走夜路，好在这一带都是宽阔的大道，似乎还有月色，夜晚穿过集市上两旁的木屋，走在石板道上。几天后就到达了湖北省东南角的咸宁市。
咸宁市地势在山区丘林中，再往前就进入真正的大山了，通向湖南。那天早晨，我们准备不足，轻松地走上山路，向崇阳县进发。走了不久，大约点把钟，突然陷入了困境，原来这是一条狭峻的山路，右边是坡度四五十度的高山，左边是峡谷，即使不说是万丈深渊，但也不是开玩笑的。小径仅有1尺多宽，前两天下雪堆满积雪，又加上来往红卫兵串联队践踏，已经结成冰道，又加上行人相向往来，彼此错肩而过，是十分危险的。大家想退回去，已经办不到了。因为退回去和前进是一样的困难。并且也无路可走。大家只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走下去，希望这样的路不要太长。
谁知道这样的路一直延续几十里不变，旁边竟然丝毫没有略微舒展宽松的余地，每个人都只好全力以赴，绷紧神经，认真走好每一步路。就这样不吃不喝，不做任何事情小心走下去。那天半个上午一个下午（当然没有吃喝），一直走到天黑，方才走到一个小山坳，到了公社所在地。一身臭汗，砰然倒地。第二天路略微好走一些，随后到了山中的崇阳县城，再往下就到了湖北省东南端的通城县，随即跨入湖南了。
通城附近是当年李闯王败亡的地方。当地有两中传说。一种传说是闯王最后战到单人独骑，被地主武装追杀、毁灭。另一种说法是，他逃出来到什么地方做了和尚，不知所终。
进入湖南，前面不远就是南江桥，这一带是山区丘林，公路修的很好，行军顺利。又且天气晴和，这个地区是湘赣两省之间，也是大湖之间的通道，是当年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战场，正如战歌中所歌唱的那样：“九宫（山）幕阜（山）发战歌，洞庭（湖）鄱阳（湖）掀大波，前军已过新墙（河）去，后军纷纷渡汨罗（江）。”前面就是汨罗江，江水不大，只在两岸边走来走去找个小桥也就过去了。再往前在山区丘林中走了一段就到了著名的平江县。
平江是当年彭老总活动的主要地区，在那里我们听到了不少革命故事，还见到一些老红军，他们给我们拿出来一些旧铜钱，上面有“11文”，“若干文”等字样，据说是当年革命斗争中同志们接头的信物，他们说到了毛主席等革命领导的名字，当时与今天高级领导的距离并不遥远，也不生疏。因为讲的是当地湖南土话，我们很难理解，只听出一个大概。在这个地区来往，我们主要通过和当地的退伍军人交谈，了解情况。在这里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当地地主武装杀人的血腥事迹。在阶级斗争中革命群众尤其是他们的先进人物，确实是从血泊中站起来和闯过来的。我常想：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对这些生活现实一无所知，而只是一味地在故纸堆里盘桓，那是什么历史也看不懂，不可能有什么现实的体会。
平江往南就是浏阳，再往下就是井冈山，我们暂时不准备去那里，于是取道西南，通过黄花市等地，从东边进入长沙城，在一个中学接待站中住了下来。宽大的教室，几十个人席地而卧，条件很好，这时大概是旧历正月初几，大家开窗通风，虽然凉些，但和北方不同，是可以承受的，这时候完全没有什么过年的味道，在这个接待站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大笸箩热腾腾的米饭竟被人倒上了好几大碗黑墨汁（这个东西那时写大字报用的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究竟是什么工农子弟或是个别小将们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看来任何严肃的事情只靠群众的自觉是行不通的。
到了长沙，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去各个重点文物单位参观。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他的革命事迹、轶事很多。我们首先去了他就读的第一师范，还有清水塘，他和杨开慧同志居住的旧址。此外，还有个船山学社（王船山），不过已经记不清楚是在长沙还是在武汉参观的了。每到一处，拿出毛主席语录排长队，盖纪念章，十分高兴。这时，长沙主要群众组织是湘江风雷，群众在大字报上唇枪舌战，激烈争论。我们看来看去也弄不清楚问题所在，也就不再多关心了。
到了长沙，韶山不远了。大家急于赶过去。那天早晨渡过湘江，跨上临近西岸的江心洲，左边最南端就是有名的橘子洲头，那里有个小亭子，走过去看了看，随后渡过一个水叉，就到了湘江西岸。西岸那边的岳麓山等地，我后来出差出过。这次一到江边的荣湾，就急于奔赴韶山冲，所以立即快马加鞭赶去。按照行程，从长沙到韶山有一天多的路程，我们打算今天多赶些路，找个地方，睡个好觉，明早赶到韶山。
但是事情总有你意料不到的情况，才上路不久我们就发现沿途串联群众拥挤不堪，都是赶赴韶山的，路上吃饭喝水都困难，接待不了，住处更谈不上。每一间房舍凡是可以容人的地方都是满满当当的。这一天只好这样一直走下去，希望前面或者可以找个地方休息。走到后半夜，在一个小村庄我们摸黑进入一间磨房，看见几盘石墨之间有人躺着睡，但还是空着一些地方，我们打算就在这里打开背包睡。但是用手电一照竟然是长头发女红卫兵，实在诸多不便，就退出了。后来找到了一个更差的地方就胡乱睡下来。第二天清晨继续走下去，前面不远就到了湘潭二中，这时距离韶山冲最后一个接待站已经只剩下几里路了，大家不由抖擞精神，很快赶到韶山。
韶山冲这时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红卫兵，人山人海，饭是吃不上了。我们想做的几件事是：1、总要喝一杯韶山茶水吧！2、语录上必须盖上纪念图章。3、每人买一枚纪念徽章。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轮流排队，花了大约十个小时，到了傍晚才解决。我们当然去了毛主席故居，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毛家当年只占用了故居的一半，那里有他们的寝室和堆放杂物的房舍。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当年的旧屋早已荡然无存，都是找回和补做的。但都是按照当地式样原汁原味的家具，传达了当年的生活气息。大家刚一入寝室就听讲解员高声喊到：“革命群众们，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文氏夫人诞生主席的地方，这声高喊，把每个群众的情绪都推到了高潮。故居出来，门前就是主席劳动过的一垄稻田，韶山这时好象还没有专门的展览厅，但也有一些解说和介绍等，我们还去了韶山学校看了看，这天傍晚循原路退回韶山二中，结束了对这处革命胜地的瞻仰。
六、 归来
回到长沙以后，按原计划应该立即起程去井冈山，但是这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阵以来，井冈山上已经拥挤了若干万人，串联群众拥挤不堪，已经到了食宿难以为继的地步，食品是靠飞机空投饼干维持的，但是饮水也有问题。为此，军区发出了紧急呼吁，各处贴出大告示，要求革命群众体谅这样的情况，暂时不要去井冈山。我们串联队经过讨论后，大多数人同意不再去了，我也同意不再去了，因为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终究有三个孩子留在家里，长期留给爱人照顾也不是办法，加上身体有些疲劳，还是见好就收吧！但是我们队中也有２－３人坚持还要去，也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他们第二天就出发了，后来也终于到达了井冈山。
我们大队现在的任务是回北京，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去火车站领一张免费车票就是了。这也要排队，花了１－２天时间，随后上了火车，经过两天一夜，一下子跨过两湖平原和中原大地，呼啦塌就回到了北京?这是我们过去两个多月的全部行程。到北京后，串联队解散，我自己去亲戚家投宿，一身黑布棉衣，满脸胡须，像个老农，可又戴了一副眼镜，卫生也需清理一下，在北京停留了２－３天，主要是去城内外大学校园和室内看看大字报，了解最新的革命形势，这时候好像出现了攻击朱德总司令的大字报。我个人随后乘车回天津，重新投入了沸腾的“文革”中去了。
两个多月的见闻，使我增加了对祖国大地的认识，我引以自豪，那时步行串联的只有红卫兵小将，革命职工大多是火车串联，后来有些年青职工骑自行车在华北平原大地上走了千八百里，也是不坏的方式。这次串联中最珍贵的纪念物就是盖在个人语录上的各处纪念图章，一直珍藏，视若拱璧。遗憾的是随后几年，在多次搬迁中，竟然遗失，现在我手中仅有的纪念物品就是文革中收存的一批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徽章，有塑料的，有铜制的，有铝铂的，最近取出观赏并照相两张，供自己和年青人看看，留作纪念吧！
图一、毛主席纪念章一部分
图二、毛主席纪念章又一部分
“文革”后期，纪念章开始使用铝铂，越做越大，后来几乎像小碟子大小，因为消耗的就是制作飞机的铝铂，大家普遍制作，全国而论，实在是国民经济不能承担的。所以过不多久，领导也不在提倡了，还有把墙壁涂上红油漆（红海洋），也是没有过多久，就不再坚持了，还有黑墨汁、糨糊和大张报纸的消耗，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全民连夜出动，一张报纸一个大字，只就一个小单位计算，消耗已经惊人，更不必说串联中吃饭不花钱，做火车不花钱了，事后几年回想起来，不免深深佩服当时主政者，保全了经济，维持供应的不易。这里简单记述一些当年的感受，留给以后可能关心“文革”历史的同志们看看吧！
2005.12.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