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论坛:再为林治波先生作补充 -918爱国网

继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下称马文）之后，时殷弘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下称时文）终于把这股浪潮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马文仅是一块精雕细刻而绝无大用的砖头，时文该是精美绝伦而能济世利物的美玉才对。可惜得很，时文既晦涩难懂，又自相矛盾，既骇人听闻，又谬误百出，百无一用，朽木之材也！为端正视听计，特为林治波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作些许补充，欢迎指正。

　　（一）时文乃是一时兴起解衣下水伸手摸鱼的急就篇

　　所谓“中日外交革命”浪潮，马文为始作俑者。为一鸣惊人，又避开天下之大不韪，在知不可为而偏为之时，取舍本逐末，旁敲侧击，开渠引路，请君入瓮的行文方法，假以抒情写意，“忧国忧民”，感激涕零的笔下工夫，好收到让国人感情冲动，拍案而起，自投罗网的效果，其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不可不为之惊叹。

　　然而，时文则大不相同，月黑风高，半路杀出，赤臂上阵，毫无顾忌。可以断言，它不过是一时兴起，解衣下水，伸手摸鱼的急就篇。

　　说此话原因有四：

　　其一，从行文风格上说，时文不是正常的汉语。林治波先生很客气地称之为欧化语言。其实，欧美乃至俄罗斯语言文字不过句子长了一点，但流畅易懂，满是幽默，富有美感。而时文之长，非彼之长，绕来转去，九曲十八弯，不仅晦涩难懂，连林治波先生也不得不“仔细”阅读，而且多有重复累赘，没有任何美感。可以断言，如果把时文拿给中小学语文老师评点，一定得个不及格。时博士毕业于堂堂南京大学，任过南大文学院副院长，无论如何，都与“克莱登”毫不相干。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故意玩这种把戏。目的在于遮掩其一时冲动，趁兴而来，现炒现卖，既无深思熟虑，又未自成体系的实质。笔者已经注意到，时文结尾有个小注，说了“2002年9月下旬起草，12月下旬定稿。”这样的话。马文面世，大约在2002年底。为写马文，马氏从2002年1月起专程访日。马文之“起草”当在2002年1月之前。可见，马文至少有一年的“定稿”期。由是，时文仍然可以叫做急就篇，尽管有这个精心设计的小注。

　　其二，时文通篇尽是自相矛盾之处。以第一大段为例，短短千把字，这种鸟劳什子就有三处之多。请看：

　　（1）文章一开始就说“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总的来说都相当熟悉……”，不远处却说“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几乎完全缺乏了解。”

　　（2）时文在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2月8日所载短文“日本开始与中国过不去”的一段话后，说“此类状况（日本与中国过不去）的原因如该文所述，……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政治、心理原因总的来说很可能是首要的。”，然而，话音未落，就脸色一变，对“从民间到政府的”的中国人充当起教父来，说“无论（你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而（你们）可做的首先是……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怎么能日本人害病，中国人吃药？

　　（3）时文在引用该短文时说，“日本人怪罪中国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咄咄逼人。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国内找到。”。然而，在不远处，时文在用自己的嘴巴说话时却说，“此类状况的原因如该文所述，相当复杂，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政治、心理原因总的来说很可能是首要的。”。明显地多出来三个字：“很可能”。“很可能”就表示仍有可怀疑之处。有可怀疑之处，为什么还要引用？

　　其实，第一大段就是在对着中国人讲解中日关系之现状，像时教授站在讲台上一般。如此多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这节课没有备好。是不是临到上课才东拼西凑急就而来的呢？

　　时文其他地方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不必一一赘述。

　　其三，紧要之处，时文皆采用不留任何余地、非常极端化、一刀两断式的语言。此处不再举例了，因为例子太多太多了。这里想说的是，这可能与讨论国际问题的文章所惯用的语言相去甚远。为什么？是不是与“慌不择路”相仿，来了个“急不择言”？

　　其四，前不久，时教授出镜中央电视台，笔者亲耳听到时教授说到中日关系之现状时，用了“正常”二字，到底是“基本正常”，抑或“大体正常”，记不清了。总之，与时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所表达的意思差之千里。名盖华夏的时教授怎么能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仅仅因为是出镜中央电视台，多少有官方含义，必须言不由衷，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这还不够，请往下看：

　　本篇时文提出的中国对日关系“外交革命”五大举措之第一大举措就是“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可是，时隔不过四个月，时教授竟然在9月8日香港《大公报》上撰文《日本追求“正常国家”与中日关系》（下称《大公报》时文），努力指责日本国历史问题，竟然高达7处之多。而且，文章一开始就说：

　　“日本在历史上曾以包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内的种种侵略行为，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日本有所反省和道歉；然而，这些反省和道歉就其程度而言是不够的，在曾深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民看来尤其如此。而且，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引起邻国的合理担忧。”

　　这种情况该做如何解释？

　　不妨作个的猜测??《大公报》时文乃是对本篇时文的矫正，虽然并不成功。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时文的确是一时兴起，解衣下水，伸手摸鱼的急就篇。时教授作为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公众人物，如此写文章，起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学风。

　　（二）中日关系之现状、走向及对策

　　照时文所说，中日关系之现状是“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有“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照此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果然如此吗？

　　椐中新社报道，9月19日吴邦国委员长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发表谈话，说中日关系的现状总体上是好的。吴邦国委员长同时表示，对中日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当然总体良好并不等于一点问题没有。为此，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2001年10月朱?基总理起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中国军事》编辑部组织部分学者座谈中日关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蒋立峰说，“两国间围绕政治安全方面和历史认识方面的问题时有发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熙德说，“新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将在友好合作与竞争摩擦并存状况中得到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说，“目前的中日关系确实处于多事之秋。”，但“和平与合作是中日两国之间惟一走向。”

　　时文非常极端化的耸人听闻，正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前面已经说到，时教授出镜中央电视台时说过“正常”一类的话。不久，《大公报》时文又作如是说：

　　“具体到中日关系，在目前可明确预见的未来，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很难想象的。至少中国不会武装侵略日本，而且至少现在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日本也不会武装侵略中国。即使假设因为其它原因发生小规模局部军事冲突，中日之间仍然存在有效的外交机制，中国各种军事力量的威慑也仍然起作用，而且日本的和平力量和「专守防卫」国策至少相当长时间内很可能仍占上风。”

　　试问时教授，既然鬼子不会再来，“深远危险性”何在？怎么就“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了？

　　尊敬的时教授，你这课上得真让国人糊里又糊涂！

　　说到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其实，时文第二大段第三、四小段把这些道理都说清楚了。只是搞不懂，时教授怎么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即使中日关系之现状确实令人为之一忧，那么，到底谁人应该为之负责？

　　按照时文观点，“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无可讳言，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和行为也跻身于原因之列，无论它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

　　乍看起来，这里是各打五十大板，甚为公平。但时文开出来的药方却是要中国来一个对日“外交革命”，并且，“中国可做的首先是……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甚至于在文章的结尾处，板起面孔教训道：“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班子……最重要、甚至近乎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在今后领导中国期间，他们应有的最大外交任务之一就在于此。”

　　于是乎，我们明白了，中日关系之现状之所以成忧，责任全在中国。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错误，构成了时文的整体错误。笔者不想为此多费口舌，和不讲道理的人怎么能讲出道理来！这里，只想探究一下，大名鼎鼎的时教授是如何犯了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的。

　　时教授特别推崇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所载短文“日本开始与中国过不去”，说“中国的对日谴责和要求、中国公众中相当流行的厌日反日舆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和领土争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部分旅日中国人的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等，在该文看来都有助于日本‘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的公众同情和呼应基础上，‘要求实行一种更为张扬的对华政策’，而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鹰派‘正在得到愈益增长的赞同，尤其在比较年轻的日本人中间’。”

　　其实，这篇短文中国人并不陌生。中新社曾经全文报道，很多媒体作过转载。新加坡《早报网》也作过报道。不过，当时大家都以经贸题材处理，这篇短文谈的也确是经贸问题。这很自然，“经济学家”最关心的当然该是经贸。把此短文作政治问题看，时教授手屈第一指也。这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此短文本是敲打日本人的，怎么到了时教授手里，竟然成了指点中国人的武器？更有甚者，遍读此短文，怎么找不到像“中国的对日谴责和要求”及“中国公众中相当流行的厌日反日舆论”这种句子？而短文中提到的“日本衰退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剧了（日本人）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这样重要的研究结论性成果，反倒在这段时文中不见了踪影！

　　这是为什么？

　　作为著名教授，对客观材料如此不择手段，大动干戈，杜撰所需，斧斫所恶，假洋人之名反其意以责国人，该作何解释？

　　如果国人能找到此问题的答案，就一定可以明白时教授把“中日民间之忧”的责任推到中国人头上的真正原因。

　　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到底是说给谁听的？

　　时文第二大段一开始，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文字，笔者已经多次引用。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得不再引用一次：

　　“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以上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具有成为军事大强国的很大一部分客观条件。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中国领导人多次十分正确地强调要"高瞻远瞩"地对待中日关系，很大部分意义大概就在于此。”

　　很显然，这段文字错误很多，不理也罢。俗话说得好，“虱多不咬”。

　　为明白无误地了解时文的含义，笔者试作如下翻译：

　　“日本非常厉害，中国不是它的对手。假如中国人不识大体，一味地讨厌和敌视日本人，日本的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如东条英机第二第三）就要上台了，中国人就要倒大霉了。中国领导人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就多次强调要"高瞻远瞩"，以此来敲打中国人。”

　　不能否认，对于中日关系之大局，中国人应该高瞻远瞩。但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果然是用来敲打中国人的吗？

　　请看：

　　《人民日报》2002年8月29日头版头条：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车玉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客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江泽民说，展望未来，为了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切实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该努力做到：高瞻远瞩，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史为鉴，确保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以诚相待，拓展交流与合作的领域和渠道；立足双赢，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请注意，照字面意义，这里的高瞻远瞩，江泽民是说给“双方”的。但是，只要稍有正常思维能力，就知道，这里是说给日本人听的。

　　请问时教授，有朋至尊府，你当面大谈为朋之道，贵朋友会认为你是在教训你的妻妾子孙仆役？

　　连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也能用来为自己的发明“外交革命”作辩护，时教授竟有如此一个乖僻的脑袋瓜子！

　　尊敬的教授，你说的那种情况，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至于“东条英机第二第三”是否上台，与中国人关系不大。“东条英机第二第三”就要上台了，敲打中国人有用吗？

　　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是说给日本人听的。

　　中国对日外交的国策思维能用所谓的“间接路线” 或者“迂回战略”吗？

　　时文有一段惊人之语，需要拿来共赏：

　　“在通过中日接近显著改善安全处境以及外交地位方面，中国有非常重大的利益。……利益大，但困难也大，这就需要中国政府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尝试最著名的战略理论思想家之一利德尔?哈特提倡的"间接路线"战略或者说迂回战略。”

　　对于这种“间接路线” 或者“迂回战略”，《大公报》时文又有了新的说法：

　　“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历史耐心。……中国需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通过自己的作为积极地、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的大的历史条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在日本民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颇大程度上可以塑造日本的未来。”

　　为了国人能对时教授的“间接路线” 、“迂回战略”及“历史信心和历史耐心”大彻大悟，特作翻译如下：

　　“现阶段（不是一个短时期）把所有的国家利益都撇开，按照时文所提出的五大举措，实行对日“外交革命”，等到解决历史问题的“历史条件”“积累”得很完备了，也就是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返回头来考虑国家利益。”

　　看起来，这正符合中国的古话：“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及“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其实，这完全是在骗人，因为中国也有古话，叫做；“养虎遗患”及“与虎谋皮”。

　　历史的轨道不是能随便设计的，特别是面对日本人时。

　　众所周知，将介石在动用国家海运能力的80%，遣返100多万“大日本皇军”及200多万在华“大日本皇民”（大部分是因为军事目的来华者），释放了全部的日本战犯（包括已经判刑正在执行期间的罪犯）之后，又无罪释放了冈村宁次。在代总统李宗仁已经签发了对冈村宁次实行重新逮捕令之后，上海军政当局（在蒋默许或命令之下）安排冈村宁次乘美国商轮“维克斯”号潜逃。有人问蒋，所为何来？蒋答曰：中国人要让日本人无话可说。

　　什么叫“让日本人无话可说”？

　　如此的“历史信心与历史耐心”，难道不是时文所说的“间接路线” 或者“迂回战略”？

　　谈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人振振有辞，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战争赔款。所以，日本人在处理“8?4齐齐哈尔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时，刻意避开“赔款”二字，使用了“慰问金”这种不伦不类的说法。

　　时殷弘的“间接路线” 或者“迂回战略”并不是什么“新思维”，中国人早已经用过了，而且彻底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时殷弘说此话，与汪精卫“曲线救国”无异。

　　“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吗”？

　　此话乃是时文原话，一字不差。

　　一般来讲，外国对华经援是应该感谢的，即使是小的经援，使用大的力度和高的频度予以感谢也无妨。但日本人是例外。

　　原因并不复杂，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具有补偿战争赔款的性质。

　　日本应付战争赔款知多少？

　　按照比较普遍的观点，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八年间，日本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000亿美元。

　　这里，有两点必须提及：

　　其一，中国人的经济损失是按银子计算出来的，而后按照当时的金价折算成美元。时至今日，国际金价已经上涨十几倍。应该说黄金的价值是不变的。这就表示，美元已经贬值到原来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现在的美元来计量，这个数字就应该是6万亿以上，权且当作6万亿。

　　其二，这是没有计算利息的的数字。利息该不该计算？请看日本人的做法。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战败。日本国首相伊腾博文索要赔款白银二亿两。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请求免息。伊腾博文说：“如果3年内还清，息可全免。”但是，实际的《马关条约》只给中国留有半年的无息期限，半年之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这就是说，《马关条约》的赔款利息是年息百分之五。且不说《马关条约》的赔款是武力讹诈，也不必说日本人抵赖战争赔款已经有五十八年之久，远远大于半年，中国人要求日本人“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绝对是有理有据的。日本人应该算得出来，（1+5%）连乘58次远大于16。这就是说，日本人欠下中国人的赔款不再是是6万亿美元，而是6万亿美元再乘以16。不别乘以16，乘以10，这个数字就是60万亿美元。

　　请问，日本政府的经援与60万亿美元相比，是不是九牛一毛？

　　还有，日本人早已对日元贷款规定了多至四款的政治条件，动不动就要挥舞冻结日元贷款的大棒，难道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对此一无所知？

　　中国人大可不必“拿了人家的理短，吃了人家的嘴软。”。

　　“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吗？

　　这也是时文原话。

　　如果说中国希望改善中日关系，那是对的。中国不仅希望改善中日关系，还希望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中国历来主张任何双边关系的改善不以第三者为目标。

　　显而易见，时文所说的“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与一般中国人说的“中国希望改善中日关系”，不是一回事情。按照时文的观点，“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在于以此作为杠杆，来对付美国。但是，无论是一般中国人，还是中国政府，都没有此种想入非非、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实际需求”。因为要实现此种“中日关系大为改善”，必须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为代价，全面实施时文所说的五大举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即使中国政府当真实施此五大举措，能不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尚在两可之间。而且，即使日本人的胃口满足了，此种“中日关系大为改善”能不能实现，尚在两可之间。

　　试问，假如中美两国因为台湾问题出现武力对峙，日本人能站出来帮助中国？除非中国人肯把台湾奉送给日本。

　　所以，所谓的时殷弘式的“中日关系大为改善”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是不存在的。

　　所以，“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只是一句替所谓的中日“外交革命”作的辩护词。

　　中国能满足“并且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吗？

　　谈到日本人对中国可能有的“预期”，话就多了。

　　历史上的就不必说了。

　　近年来，日本人首先提出“中国威胁论”。据此，日本人想要把中国大卸七块。试问时殷弘，中国能满足日本人这个“预期”吗？

　　如果说这个“预期”过于离奇，日本政府和公众都要求拥有中国领土钓鱼岛，试问时殷弘，中国能满足日本人这个“预期”吗？

　　如果说这个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那么，日本人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要对中国农副产品提出高于日本国内标准的检疫要求；要对中国陶瓷餐具实行进口限制；要对中国纺织品实行进口限制；……试问时殷弘，中国能满足日本人这些个“预期”吗？

　　还有，假如中国实行时文所说的“五大举措”，日本人会把历史一脚踢翻，于是，日本教科书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课文，说“由于日本1937年进入中国，发动了赶走西洋列强的战争，中国大陆才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试问时殷弘，中国能满足日本人这个“预期”吗？

　　还有，按照“五大举措”，中国不能和欧洲国家有经贸来往，只能从日本进口设备、技术，试问时殷弘，中国能满足日本人这个“预期”吗？

　　按照“五大举措”，日本国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界军事强国，试问时殷弘，你能保证“东条英机第二第三”不会上台吗？届时，你能保证日本政府和公众关于中国不会有新生出来的“预期”吗？那时，中国还能满足日本人的“预期”吗？

　　时文要求中国满足“并且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是一个无底洞，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及十三亿人口也填不满。

　　中国的对日政策，还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高瞻远瞩"、以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好。

　　为什么？因为这是有实践基础的。中国政府没有必要放弃实践证明有效的政策，把如此重大的事情吊在时殷弘这棵树上。中国还有很多国际关系专家，未必死了时屠夫，就要连毛吃猪肉。请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的说法：

　　“不管中日关系的现状究竟如何，我们认识和处理两国关系的方针必须是该合作的合作、该交流的交流、该发展的发展以及该斗争的斗争。”

　　（三）到底是对美关系重要，还是对日关系重要？

　　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

　　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确十分严峻：北边的俄罗斯若即若离，虽然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东边的美日韩同盟，虎视眈眈；东南的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南边的印度素有芥蒂，深受美俄制约；西北的中亚是东突藏身之地，向为俄国势力范围，新近美国着力进入。显而易见，中国周边无处不见美国身影。

　　即使如此，时殷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中国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

　　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描写，这种提法从未见诸于其他人，也未见诸于时殷弘以往的著作。其明显的错误至少有下列几点：

　　（1）把台湾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同看待，是极大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在讨论中国的安全问题，不是仅仅在论述大陆的安全问题，自然不能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从实际上说，在钓鱼岛、南海诸岛等问题上，台湾和大陆并不是敌对势力。从长远来看，海峡两岸的敌对未必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政府把祖国统一寄托在台湾人民身上，当然也包括台湾的军人。台湾与大陆的军事对立，与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包围，不是一回事。这是时殷弘的致命错误。

　　（2）这种提法混淆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中国与印度的矛盾，不是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问题，是不能与美国及日本相提并论的。但是，这种提法给人的印象是印度对中国的压力比日本还要强，尽管有“可能”二字。

　　（3）这种提法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日本现在并不是中国应该大力关注的不安全因素。

　　可以断言，时殷弘这种提法乃是为推销其中日“外交革命”的一大发明。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孰重孰轻？

　　美国实行独霸全球政策，对中国怀有深深戒备。表面上是人种、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矛盾，实质上是老牌霸主对新兴强国的压制。因此，中美关系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议题，必须严肃面对。

　　在东亚，中美日俄四边关系中，美国无疑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而中美关系在中美日俄四边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只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日关系就不大可能出现重大对抗局面。相反“中美关系一感冒，中日关系就要发烧”。而且，只有中美关系继续发展，中日关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及把握得住的前途。

　　从中国发展的观点出发，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中国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台湾问题与能源问题。台湾问题的症结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能源问题的解决也绕不开美国，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无人可与之抗衡。

　　所以，无论中国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课题，都要求把中美关系放在首位。

　　然而，时文却从此得出要中国对日“外交革命”的结论。这是舍本逐末，是鸵鸟政策。尽管时文不切实际地把它的“外交革命”吹捧得天花乱坠，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的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佳状态”。既然我们的对外政策行之有效，为什么要改变呢？

　　“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是时文原话，一字不差。

　　事情果能如此？

　　众所周知，即使中国“外交革命”真的实现了所谓的“中日接近”，日本彻底从日美安保体系中脱身，中国加上日本的军力也不能与美国抗衡。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怎么就能“显著改善”，而且“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呢？

　　而且，日本只有依靠日美安保体系，才能赖着不解决历史问题，才能沿着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路子走下去。日本从日美安保体系脱身，是不可想象的镜中之物。

　　作为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时殷弘怎么能以镜中之物为立论基础呢？

　　如此重大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决不容许采用“只要……”、“几乎……”这样的论断。

　　中国人真的对现阶段中国对美态势很反感吗？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美外交态势采取高瞻远瞩，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着眼未来的策略。这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及撞机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出来。中国向有“好汉不吃眼前亏”之说。中国人对此并无过激反应。

　　此处，时文所谓的中国对美态势，就是要中国打起大旗，站将出来，处处与美国为敌，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在科索沃问题上出兵干预；在撞机事件中用导弹把美国飞机打下来，或者扣留美国飞机；在朝核问题上，支持金正日；在伊拉克问题上追随法德两国；……。这是一种阴谋。

　　试问时殷弘，世界上唯一可以在军力上与美国抗衡的俄罗斯“对美态势”如何？

　　同样是一个中国“对美态势”问题，《香港大公报》去年12月12、3、4日连载刊出时教授的文章《论今年的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却说了这样的话：

　　（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清晰地表现出来的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倾向。”

　　尽管这里未使用“态势”这个更为模糊，更为张扬，更具煽动性的说法，还是可以看出，这是对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的一种肯定。时间未过半年，怎么中国就因为“未免一味‘示弱’‘示软’的对美态势有损于国家对外政策所需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而变成问题了呢？

　　为什么时文主张在对日关系上花大力气，要中国满足“并且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要走“间接路线” 或者“迂回战略”，要中国有“历史信心和历史耐心”，而在对美关系上却如此躁动，没有一点战略眼光呢？

　　可以断言，这是时文为推销其中日“外交革命”而故意编造出来的托词。

　　改善中国对美态势，“中日接近”是唯一的选择吗？

　　要根本改善中国对美态势，只能在加紧发展上做文章，舍此别无良策。

　　这不是三年两载的事情，需要几十年不断的努力。

　　于是，就有人如时教授者想出了左道旁门：实行中日“外交革命”，达成“中日接近”，作为杠杆，制衡美国。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除开时文所说的“中日接近”外，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时时事事都处弱势？

　　倒也未必。例如朝核问题，中国就不处弱势。再如东南亚，如果中国处置得当，未必就会一定处于弱势。

　　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有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是美日关系，一个就是美中关系。美日关系说到底，只是一种军事同盟关系，在其他问题上可滋美国利用的地方很少。美中关系就不同了。美国有很多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支持，譬如核武器禁试或防扩散问题。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对峙并非美国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中美改善关系的基础。另外，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回旋余地。所以，美国也不能把中国逼上绝路。例如台湾问题，中国说台独就是战争，美国就反对台湾独立。于是，中国就争取到时间。时间对中国有利，这个道理谁不知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非绝对处于弱势。

　　即使在对美态势上，中国也无须搞什么中日“外交革命”。

　　要说外交出新，宁肯在中美关系上做文章，也不在中日关系上费精力。

　　这已经是历史证实了的。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人并未费多大的力气。而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着力关注的，却收效甚微。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府敢于在中美关系上大刀阔斧开阔思路，也就是实行时文所说的战略集中，收效一定不菲。

　　宁肯在中美关系上做文章，也不在中日关系上费精力。

　　（四）五条措施条条都是陷阱

　　第一条，要中国人彻底忘记历史。此处，不再说历史能不能忘记，只想揭穿他为中国人开出的空头支票的欺骗性。

　　按照时殷弘的说法，中国人如此这般一做，就能“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应该把国家统一这件大事吊在日本人这棵树上。这是在上演三国时代曹操望梅止渴的戏剧，是时殷弘想要制造的第一大陷阱。

　　国人皆知，日本国是台独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这里不再赘述，只就现代日本人的心态略加分析。

　　在日本人看来，台湾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正好处在亚太航运要道的中点，是其南下东南亚、深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亚太地区海上的重要商务或战备运输都在台湾的监控范围之内，控制了台湾海峡，将对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每年，经该海域运往日本的货物达7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必需的90%的石油及99%的铁矿石等。日本认为，如果台湾被大陆所控制，就等于给日本脖子上套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日本一些政要、智囊机构声称，如果台海发生“紧急事态”，日本不可能只是袖手旁观，”要求日本政府“不应给中方以任何错误信号。”从军事角度讲，台湾被日本看作是封堵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日本学者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在下个世纪拥有了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而中国的崛起，无疑使日本的亚太霸权战略受到严峻挑战。近年来，日本对我军的发展极为关注，每年的《防卫政策白皮书》都以重墨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别有用心地称我“海军进出海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石油资源，更是为了控制海洋航线”，妄图为其介入台湾海峡、封堵中国的海上航线，进而抑制中国的强大寻找“借口”。

　　可以肯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是最危险的因素，比美国更危险。假如日本是美国，早已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寸步不离了。

　　第二条是讲中日经贸问题的。大概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也含盖经贸，时殷弘大手一指，说中国要缩减和欧美的经贸往来，要大力加强对日经贸，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并且说，中国要“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还说，“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这是时殷弘想要制造的第二大陷阱，尽管他在这里使用了非常婉转的企图掩人耳目的语句。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是其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所致，与对外贸易关系不大。试问时殷弘，中国怎么做才能不让日本的银行倒闭？难道是“中国政府……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吗？

　　日本人的要求是一个无底洞，中国人无论怎么做，都不能“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的。难道“中日贸易摩擦”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怎么做才算是“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

　　第三条是讲中国该如何对待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这里必须提到，四个月之后，时殷弘在《大公报》时文中所说的话，与此处的观点相去甚远。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不多说了。只想就时殷弘理论??“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稍加评说。这种理论，在另一个地方，还有更加理论化的变种：就是：“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接受中国……无力改变的现状，以便……‘损失预防’，即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或推进，便可以由此获得‘正资产’……”。

　　这里，时殷弘想说的是：日本终究要成为军事大国的，中国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所以，中国不仅要接受这个现状，还要学会“损失预防”，要“予以欢迎甚或推进”，从而不会“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以便获得“正资产”。

　　也许时殷弘明白，人们进入陷阱，有时候是需要外力推动的。所以，这种时殷弘理论不仅是陷阱，还加上了威胁的成分。

　　该如何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还魂，中国人是无需时殷弘这样的教授的。

　　国人应该明白，即使日本一定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该斗争就一定要斗争。不屑说“予以欢迎甚或推进”，即使保持缄默，届时日本人会更加疯狂。

　　试问时殷弘，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既然已经是“无力改变的现状”，凭什么日本人会给中国人以“正资产”？难道你要中国和日本同流合污吗？

　　试问时殷弘，你就那么害怕“得罪日本民心”吗？

　　试问时殷弘，你真的了解日本民心吗？为什么一会儿说中国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会“得罪日本民心”，一会儿又说，“二战后日本国内准和平主义的‘贸易国’政治文化虽受一定侵蚀、却仍然占有的主流地位”呢？

　　第四条是谈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事务的，涉及朝核问题及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这里，时殷弘不仅要中国人主动地献殷勤般地把日本人以上宾身份引荐给各国，而且，中日两国要关起门来，以交易的方式，决定地区经济事务的盟主。

　　这也是一大陷阱。

　　试问时殷弘，东南亚各国谁人不识日本真面目？日本长久以来不能融入东亚及东南亚，难道是中国人在“作梗”？

　　诚然，日本人很有钱。因为有钱，就有能力对亚洲国家提供投资。但资本的流动主要地受制于其逐利的本性，亚洲国家并无责任对日本人感恩戴德。而且，2000年《联合国投资报告》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28亿美元，不足日本GDP的1％。远不及英国（2498亿美元）、法国（1725亿美元）和美国（1392亿美元），位居加拿大和瑞典等国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二位，尚处较低水平。还有，在此328亿美元总额中，对欧洲的投资占52%，对美国的投资占25%，对其它地区的投资占12.5%，对中国的投资占2%，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的投资占10.2%。

　　这些事实东南亚各国难道不知？

　　试问时殷弘，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导权是互相争夺而能得来的吗？

　　再说朝核问题。众所周知，这主要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该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多做斡旋，而要“同日本协商与合作”？中国果然如是做法，是不是会迫使朝鲜更加冒险？

　　这一条绝对是一个大陷阱。

　　第五条是关于日本想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殷弘要中国人“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也是一个大陷阱，其目的是要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形象寒碜，狼狈不堪。

　　众所周知，日本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是国际社会共识。难道国际社会在看中国的眼色？

　　中国应该如何做？

　　历史上，假如没有中国，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恐怕早已成为现实。现时代，假如没有中国，东亚及东南亚能和日本讨价还价？

　　试问时殷弘，为什么仅仅是短短的四个月后，在《大公报》时文中，却来了个120度的大转弯，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努力加以指责？既然连“正常国家”都不算，如何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五）国人该如何对待时文？

　　不久前，当马立诚??时殷弘流风正盛时，国内外媒体惊呼，中国对日政策要变。马立诚接受日本《中文导报》记者采访，被问及有何种背景时，神乎其神地说“主要地”是个人行为，言外之意，国人皆知。人算不如天算。“8?4齐齐哈尔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在中国大地爆发，彻底打破了马立诚、时殷弘者流的美梦。四个月后，时殷弘不得不在香港《大公报》著文，亲自为他的中日“外交革命”论掘墓下葬。

　　马立诚者，谋有余而勇不足。时殷弘者，勇则勇矣，智谋低下。二人相合，正好构成一股台风，名曰“杜鹃”。郭沫若有文记杜鹃，曰：“杜鹃是不营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产卵在萦巢，让莺替它孵卵哺雏。雏鹃比雏莺大，到将长成时，甚且比母莺还大。雏鹃孵化出来之后，每将雏莺挤出巢外，任它啼饥号寒而死，它自己独霸着母莺的哺育。”。这情形也正好与时殷弘趁马立诚把水搅浑之机，下水摸鱼相合：时殷弘把马立诚的“事业”推到了顶峰，也送到了绝地。成也时殷弘，败也时殷弘。所以然者何？过犹不足也。

　　台风“杜鹃”刚过，我国东南沿海一片狼藉。“杜鹃”已经过去，“老鹰”还可能要来。

　　马立诚??时殷弘流风的余毒并未肃清。此风是否会卷土重来，未可知也。卷土重来者是否是马立诚、时殷弘，未可知也。但是，时殷弘在《大公报》时文中所做的矫正尚远远不够，却是确定无疑的。笔者认为，只把时文仍进垃圾堆是不行的。国内大媒体应该开辟专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把时殷弘奇文展览出来，全国共赏之，全民共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