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 　(2006-09-22)

    9月份，上海正式启用新版历史教科书，由于书本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等内容，引发广泛争议。根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4000多人中，反对此书的比例竟占到8成以上。（《青年周末》，9月21日）

　　具体来说，相关的争论体现在四个方面：要不要以辉煌史取代屈辱史，淡化民族伤痕？要不要以文明史取代编年史，淡化领袖作用？要不要以全球史取代民族史，淡化民族主题？要不要以时代性取代年代性，淡化经典史事？四个问题，两种立场；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如果是熟知史学动态的行内人，对这样的争论并不会感到陌生，在专业领域，类似的争论其实早就展开多年。如今，这场原本局限于研究者之间的学术论争，只是借着基础教育这一平台，进入普通民众视域，对撞出思想火花而已。

 　 建国以来，国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普及一直有条最基本的政策：“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条政策被严格执行，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条政策如果执行得太死，不可避免就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比如，因为管得太死，使得不少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跟不上，扼杀思想的灵性，堵塞创新的源泉；因为管得太严，制造一些人为禁区，使得学术研究与基础教育脱节，最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在基础教育中体现，落后于国际主流思潮。这场关于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应当是由上述第二种不良影响在日积月累之下所形成的一次矛盾爆发。因此，争论的核心在于：历史教育在意识形态功能上的发挥应该作出一种怎样的调适，而这种调适既要符合国际上史学发展的基本潮流，又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大方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国的史学研究，以及与这种研究相对应的宣传教育，被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所主导。在粗线条的宏大叙事之中，“压迫与反压迫、革命与反革命、殖民与反殖民”成为唯一的主线，领袖人物的形象也被无限拔高，鲜活生动的历史最终变成了苍白的样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才发生改观。由于很多优秀的治史传统被恢复，学习先进的治史理念也被学者们带回国内，在剧烈的思想对撞之下，不但研究人员对历史的解读日趋多元，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判断也变得越来越有个性。历史的多重面相开始慢慢恢复。在此带动下，如何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思想动态反映到基础教育之中，同时又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禁区”，成为当前历史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平心而论，无论是在形式编排上，还是在指导思想上，新版历史教科书都试图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与国际接轨的风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这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在内容选择上，它的步子走得太快，太脱离国情，导致历史教育应有的道德教化功能被严重弱化，这让很多人在情感上接受不了。比如，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缅怀先辈的奋斗足迹，铭记民族的屈辱经历，让青年一代体会到自强不息的真谛，避免悲剧重演，因此，近代中国的殖民史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能忘却的记忆，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又如，全球化虽是世界潮流，但是，如果接受全球史是要以丧失中国史为代价的，肯定不利于青少年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培养。

 　 “让历史还归鲜活”，上海对历史教育所作出的调适在总方向上没有错，如果我们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一棒子打死，显然会陷入新的意识形态专制之中。但是，如果它要真正深入民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无疑还要作出重大修改。毕竟，基础教育不同于学术研究，全球史也永远取代不了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