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战后立即承认了他们所犯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者提供了赔偿，与德国相比，日本却令人无法理解地不作出任何回应，并企图掩盖（例如朝鲜“慰安妇”问题）他们认错的责任，还使用委婉的说法，如用“进入”代替“入侵”；或使用像“不幸的过去”等词汇，或者对哪怕是最小的悔悟都只用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发表声明。
我们认为，探寻日本的文化，民族特点和社会心理特征可以对日本的这种行为作出有用的解释。一开始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日本的“羞耻文化”的重要性，正如潘乃德在她对日本民族特征所作的经典研究，《菊与剑：日本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说的那样。处在羞耻文化当中的人极不愿意承认他的错误，因为一旦认错将使他们失去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面子”。当然，这也同样作用于中国人，朝鲜人和同样处于羞耻文化当中的其它人。
荷兰记者伊安?伯鲁玛在他的著作，《罪疚的报应：回忆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一书中描述了德国和日本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态度。他提出质问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并得出结论认为日本有着亚洲的“羞耻文化”，而德国却受基督教“罪疚文化”的影响。伯鲁玛的著作直接起源于潘乃德，后者认为在日本社会重点是羞耻的重要性而不是看罪疚的重要性。
当代的一个作者曾经目睹过母亲企图教育不听话的孩子，在西方人们会说，“如果你不乖，警察会来抓你。”而日本人却说：“人们会来嘲笑你。”把来自大家的斥责当作对一个孩子最大的惩罚。
除此之外，在羞耻社会中，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只要没有被公诸于众就不会受到审判。作为其必然的结果，如果恶行只有在当公开的时候才称得上是罪的话，就没有多大必要坦白，而坦白只会引来麻烦。羞耻文化依赖于对善行的外部制裁，而罪疚文化则依赖于对罪恶的内心定罪。
潘乃德同时指出，建立在罪疚文化上的社会一直教育建立严格的道德规范并依赖人们建立起这种意识。与此相比，对于建立在羞耻文化上的社会，日本却强调相对的道德标准和特定环境下的道德规范。
羞耻表明本身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那些在自己的团体或社会里的人），而罪疚则主要存在于一个人和他自己的良知之间。羞耻诞生于自卑这种情感，而罪疚则来源于对不道德行为的感悟。羞耻关注外部世界而罪疚是内心感受。羞耻是一种群体意识与孤独，被团体、部族或社会抛弃或者故意避开有关。在群体中，羞耻可以被经常带给别的人以避开耻辱。罪疚发自内心的，来源于一种道德情感，愿意进行补偿，为过去的行为、犯罪和做的坏事作出修补。
德国作为罪疚文化的一部分在二战后对犹太人和其它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赔偿，相反日本却极力避免承担责任，除非强迫它去做，这样的情况是否不自然。谁也无法忘却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一位无可指责的反纳粹人物）在华沙的犹太人区下跪时的身影。有谁可以想象一位日本首相在南京作出同样的类似的举动呢？一种特有的举动是，当问及日本是否对侵略战争有罪时，一位日本首相却回答说，这个答案应当留给未来的史学家们去回答。
日本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群体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主，等级制度是它的本质。一个群体的团结与和谐（和）对这个团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很自然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失败，错误或是犯罪，因为这将使个人或者团队丢面子，给每个人都带来耻辱。
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场面话-真心话”的两重性：一方面是表面，另一方面又是现实，表面上露出真心实意，而背后则另有想法。日本前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土居健郎教授在他的《自我剖析：个人对社会》一书中解释说，“场面话”是某种正式的原则，可以令一个团队内的每个人都感到愉快，这样也就能保证这个团队的和谐，而“真心话”则是他们个人私下对某一问题的感受或者看法。打个不适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人把这种双重性当作他所戴的一副面具。一个人可以很轻松地承认，在羞耻文化当中运用这种表面语言或者虚假面孔的占据大多数，而个人的真实情感只能退居其次。
对此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对待太平洋战争的态度，也被日本人称作大东亚战争。战前日本的宣传号称，要建立以日本为首的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但当一面谈到要将亚洲人民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日本一面又在现实中把它的亚洲邻国当作自己的殖民对象。日本确实对一些邻国作出了赔偿，但这只是在国际压力下才迫使日本这样做的。
土居教授还指出，“娇宠”是理解日本人个性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娇宠”这种情感是指希望依赖，被别人关爱，不愿意离开温暖的母子圈投入“现实的”世界。换名话说，“娇宠”也是一种依赖，表明愿意与他人融合在一起。（奇怪的是，土居教授指出虽然韩国小说家也指出韩国社会也展现出很强烈的娇宠情感，并且用了七个韩语词汇来描述“娇宠”这个概念，但“娇宠”情感是日本人所独一无二的。）这种渴望在婴儿时期是很正常的，但当人长大之后却无法轻易使人得到满足。然而在日本，对“娇宠”的需求仍在继续并由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习俗和性状。一些学者甚至明确指出，长大之后还表现出需要娇宠是日本社会病态的标志。日本对美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期望得到“娇宠”，即把美国当作“长兄”或者说比自己强大的伙伴，能给予日本特殊的关照。因为这是建立在他们认为世界象日本一样是有等级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不过令人讽刺的是，日本在她鼎盛时期却没有表现出对弱小邻国的这种“宠爱”。一旦日本不现实地希望美国能够同情并且保护日本而美国又没有这样做时，日本就会感到受到了伤害。
事实上，日本一直拒绝承认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接受战争结束时的几件事情改变了他们，让日本人感到自己成了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都受到种族歧视（加利福尼亚土地所有权法，美国东方移民驱逐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排斥了很多日裔美国人）。因此，当投下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后，许多日本人相信原子弹不会用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它是白人国家，而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才这样做。当然，事实是原子弹进行首次实验已是德国投降两个多月以后。这种受害者的情绪后来又因苏联的宣战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苏联和日本以前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战争结束后红军占领了北海道的四个小岛，进而强迫五十万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致使六万人死亡。直到现在，日本还想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对珍珠港的袭击，而只谈论广岛和长崎。不折不扣的受害人心理！
总之，日本否认二战罪行并且不愿对亚洲邻国作出赔偿，在我们看来，可以用人类学的羞耻和罪疚文化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讲就是日本社会的心理特征，如群体性，保持和谐（和）的必要性，娇宠依赖心理以及表面和现实（场面话-真心话）的双重性。更重要的是，在其它讲求羞耻文化的国家例如某些中东国家，最主要的是维护荣誉，而在日本最重要的却是保护面子。
文献注释
本文是从琼?拉奇卡与彼得?伯顿的“德国人与日本人对二战侵略行为的反应：对历史和文化运用心理分析理论”一书中提取出来，并提交“心理分析与当代思想”的。还可以参见彼得?伯顿的“日本躺在心理学家的床上??第三个稻本讲义（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荣誉学院，2000）。
本文参考书目：
潘乃德，《菊与剑：日本的文化模式》（波士顿，霍顿?密夫林公司，1946年）；
伊安?伯鲁玛，《罪疚的报应：回忆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纽约：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1994年）；
土居健郎，《自我剖析：个人对社会》（东京：讲谈社，1986年）；
土居健郎，《剖析依赖》（东京：讲谈社，1973年）。
对于一个批判性极强的日本社会，还可参见日本心理分析家宫本正夫的著作，《紧身衣社会：内部人士对官僚日本的嘲讽观点》（东京：讲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