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概要

　　由于1989年在中国首次发起的对日民间索赔的花冈事件索赔运动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尝试，因此，难免遇到许多困难。但在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这场斗争，使其他众多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觉醒，对他们的运动以极大的启发与推动作用。同时它也对日本人民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花冈和解”，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携手斗争的成果。这是这次运动的突破口，是阶段性的胜利，而不是最终的胜利。花冈事件赔偿运动真正的最终胜利，是被日本强掳的4万名中国劳工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的时候。鉴于当今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与反动化，我们应当具有把视线放在今后二十年、三十年、或是半个世纪，乃至整整一个世纪的战略眼光。

　　“和解”是法庭斗争的一种有效形式，但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双方的交涉、让步才能最后达成一致，所以、和解内容在某些方面与受害者最初要求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斗争是一步一步前进的。通过”花冈和解”，（1）让加害企业承认了强掳中国人和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2）使加害企业承认了它的道义上,社会上的责任，同时进行了谢罪,(3)我们谋求了包括遗族在内的986名受害者的全盘解决；（4）让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公认了强掳中国人和强制劳动这一历史事实。”和解”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说，”和解”得来的成果还有不少不足之处的话，那么第一它表明了我们民间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软弱并有局限性，第二可以说是受到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及政治现状的制约，尤其是日本司法制度及法律的闭塞性的制约。

在对”花冈和解”采取批判态度的部分人士中，有的无视和解的客观意义，只是单纯地以批判为目的，有的还陷入了围绕语句和条款进行概念性解释的文字游戏。也有的人由于对日本的语言、文化的无知，对日本司法的不理解，对国际上的战后民间赔偿运动实情的不理解，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了解德国「对纳粹的不法行为」的最终解决，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是在将「企业与被害者之间」或者「两个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无数次「和解」的基础上而得到的。对”花冈和解”进行谴责的有些同志对上述事实是完全不知道或者是有误解的。但是，对于那些为了谋求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为了使受害者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进行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应当欢迎。对“花冈和解”过程中以及达成后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今后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在分析和评价”花冈和解”事件中，必须做到（1）顾全大局；（2）区别主与次；（3）从理性与现实出发：（4）不能仅从主观愿望、狭隘的民族感情、空想主义、理想主义出发，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日本，司法领域所说的”救济”是指「通过法律手段，让不能行使正当权利的人恢复行使正当权利的状态」（”司法救济”），而不是「施舍」的意思。在对刘连仁的第一审判决中也使用到了”救济”这一词。如果是懂得一点法律知识的人就应该明白，既然以「和解」为前提，那么被告一方主动「承认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应该知道，德国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只承认政府与企业的「政治、历史和道义上的责任」，而并未承认「法律责任」。但是，笔者认为「道义上的责任」是比「法律上的责任」更重，更有普遍性。这是具有永久性和绝对性的。

2004年7月9日，起诉西松建设的受害者同胞劳工，在广岛高等法院获得了全面性胜利。此次判决认定了被告方「违反安全照料义务法规」的行为，以「对此违反行为采取消除时效的援用」是「明确违背正义，违反条理」为由被否定，可以说由此而打破了「时间障碍」。此次判决还认定了「对中国劳工实施的强制劳动的制度及其实际情况，是由日本政府，日本军队及被告企业在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协力制造的」，并承认了「中国国民具有索赔权」。通过这次高法判决，使日本政府一向主张的「日中间的战后补偿问题已经解决」的辩解失去了根据，并表明「日本政府本身也必须承担强掳的责任」。这次判决，对今后与日本政府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根据。

花冈诉讼与西松诉讼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同企业进行长期交涉斗争或追究企业责任，在诉讼期间前和诉讼中，得到了包括海外大众在内的广泛支援（花冈诉讼得到了美国洛杉矶与台湾市民的支援运动，西松诉讼得到了香港和台湾市民的支援运动??笔者在香港求援时，得到了已故杜学魁先生与简兆平先生的立即响应）。推动国际舆论向加害者施加压力,这将成为对于今后斗争的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