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概要

    经天皇“圣裁”，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接受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美国有了在处理德国事务上苏联与之分庭抗礼的前车之鉴，决意在日本问题上不给“俄国人任何机会”。而其他战胜国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派出军队完成占领日本的任务，美国最终实现了单独占领日本的计划。因此，美国在处理日本战后问题及国家重建方面起着独一无二的主导作用，所以在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认识方面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从日本宣布投降开始，美国为了它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就把占领日本与利用日本联系在一起，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将保留天皇制作为接受投降的条件。虽然在占领初期，为了避免日本再次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国家，彻底铲除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美国在战争赔偿、惩罚战犯等问题上实行了较为严厉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认定了日本的侵略罪行，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但是，随着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铲治，它开始改变对日政策，由惩治和处罚一变而为包庇和扶持。以维持日本的稳定为由保留天皇和天皇制，通过片面的《旧金山和约》，把战争赔偿的主动权交给日本，通过朝鲜战争的“特需”为日本工业注入新鲜血液，免于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免于追究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行，没有彻底追究日本财阀的战争责任，释放重要战犯等等，美国越来越多地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来决定对日政策，结果造成了日本社会在战争责任的认识方面出现偏差，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那场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也是造成战后遗留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结果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