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介石对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基本看法-918爱国网

论文概要
　　
　　还在中国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日本问题，蒋介石就已有了基本看法和政策。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指出：“吾人此次作战，在制止并惩罚日本之侵略，但吾人自己无所企求，并无扩充领土之意。”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度存废问题，征求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回答：“这次战争的元凶是日本军阀，所以我们应该先强调打倒日本军阀。至于日本国体的问题，应在战后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绝对不能因为这次大战再招致民族间永久的误会，留下了永久的祸根。”对于占领日本的问题，罗斯福认为中国在战后日本的军事占领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蒋介石深信中国无意担负这种重大的责任，他的态度是可以留待实际情形的进一步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蒋介石呼吁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确信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要使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才算达到了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指示各地区受降长官，应善视日俘日侨，并将各地日俘日侨二百多万人，准其携带财物，安全遣返日本。

对于蒋介石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处理，“以德报怨”是几乎一致的概括。这一政策的实行，基于蒋介石对日本问题的基本看法，那就是，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国家，两国的关系，决定东亚的前途，也影响世界局势。统一全国和自立自强是国民政府的目标，只有以真正平等为基点，中日两国才能共存共荣。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依据东方之哲学思想道德从中日两国远大之前程作根本打算，应以道德信义为基础。中日之间的战争，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中国既是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战，也是为世界和平和公理而战。

蒋介石对中日两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立国之道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就国家而论，立国于世，必有与国，国与国间自必有其相安相助之道，决不能只顾自己的权益而妨害甚至侵犯他国的权益。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成就了中华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不畏强梁，不欺弱小，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是武士道，武士道注重血气之勇，缺乏儒家文化所有的信义、仁爱、和平。因此日本一味向外侵略，破坏世界和平，是不会长久的。

　　蒋介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归结为文化之战，大战的结果决定欧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也决定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的兴废。他认为，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文化的自由独立为要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倡导所谓“大日本主义”，与纳粹主义者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同为破坏世界和平的思想。因此，蒋介石在盟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本着中国传统的“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出发点来处理战后日本问题，希望在道德和文化上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征服，以实现中日间的永久和平。

　　在蒋介石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处理中，还向世界表明，中国的自立自强，不以权力欲与功利心为出发点。中国雪耻图强之后，决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也无“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

　　蒋介石对中国文化的过去充满了感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满怀着信心。抗战爆发前，他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中国传统的四维八德作为抗战精神准备的一个方面。抗日战争期间，他又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动员、组织民众，其核心理论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他相信若盟国取得胜利，人类文明将刮垢磨光，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他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处理，充满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等儒家伦理道德的色彩。应该说，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蒋介石而言，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自然结果。
蒋介石对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其日本观的一部分，他的日本观又与其对中日及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密不可分，探索这种认识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和特点便是本文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