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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93岁的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离开了人世。接近他的人回忆，即使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生活在悔恨之中。
此前，东史郎在18年里先后7次来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谢罪、忏悔，并披露日军鲜为人知的侵华事实。他也因此遭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攻击、威胁和谩骂。
1月5日，中国外交部对于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表示东史郎因为其在余生里的作为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1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飞赴日本京都府，参加一位日本老兵的葬礼。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表示，中方对于东史郎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1月3日，东史郎因患大肠癌、肝癌和胃癌，最终不治，享年93岁。他的生前好友、旅日华侨林伯耀向媒体介绍，遗体告别仪式将在6日上午10时举行。
东史郎身边人士告诉《新京报》，事实上自去年年底起，这位9旬老人病情已严重恶化。其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给他送来一本图片集，已不能言语的东史郎目不转睛地盯着，紧紧地握住它”。
“东史郎案”后援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向《新京报》回忆，东史郎晚年除了打官司和演讲外，其余时间心态平和乐观，一直坚持最喜欢的读书和写作，直至去年6月病情恶化后。
在生前写就的《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里，该名二战老兵记述了自己和同伴在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此外，在距离那场大屠杀50年后，东史郎花了18年时间先后7次来到中国，不住下跪、鞠躬和道歉。同样因为谢罪，他也成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眼中的“判徒”和“卖国贼”。
2005年上半年，这位日本老兵再次办好护照，兑换好钱币，准备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南京，完成人生中最后一次谢罪。然而，他就此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人世。
无法忘却的“事实”
“他总是无法忘却自己曾经当过‘日本鬼子’的事实，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悔恨。”1月4日，声音中略带伤感和疲惫的山内小夜子通过越洋电话告诉《新京报》。
这也是晚年的东史郎给山内小夜子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山内小夜子女士是东史郎最后时光里的一个莫逆之交。
山内小夜子说，战败回国后，东史郎平时对待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人都非常和蔼亲切，不会因为对方是女士就与男士区别对待，晚年对晚辈也很谦和。
东史郎的家里有许多东洋史方面的书籍。还有好几只鸟，其中一只白色的小鸟非常受其宠爱，平日里东史郎非常喜欢聆听这些小鸟的叫声。
据山内女士介绍，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史郎回到日本，与东九江夫人携手至今，育有三女一子。
此后，东史郎先后开办了多家企业。最初，他经营了一家电影院，主要播放一些欧美电影。随后，他又开办了丝织厂。最后，他开办了一家钢铁工厂，目前这家工厂已转交给女婿经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在南京多次接待东史郎，并为东史郎案搜集证据做了大量工作，与其交情颇深。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42年间有三方面原因促成了东史郎来华谢罪。
朱成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东史郎多次讲到的“不杀之恩”。中国军官当时的那句话，在东史郎耳边回响了大半生。
1945年8月的一天，东史郎在浙江宁波市迎来日军战败投降。一名中国军官对东史郎说，他在南京大屠杀中，遭遇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集体屠杀，他因躺在战友尸体下装死才得以逃生。
“一想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注：东史郎1944年二次出征时任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
这件事被东史郎写在《东史郎日记》“序”中。
朱成山认为，战后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反而让东史郎切身感受到和平的珍贵和战争的罪恶。朱成山说，东史郎一生中特别认同中国文化，他信奉孔子讲的“有过则改”。
十多名南京人围住东史郎
东史郎的病和死，一直被一位南京老人段月萍牵挂。在段月萍的回忆中，有关东史郎的镜头被闪回到18年前。
1987年12月13日早晨6点，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表情复杂地看了看早餐桌上一位75岁的日本老人???东史郎???他没有动面前的牛奶和蛋糕，而是表情痛苦地趴在桌上。
后来有媒体把当时的东史郎形容为“一个头发花白的75岁日本老人”。段月萍告诉《新京报》，事实上，东史郎当时还是一头黑发，脸上皱纹不多，身体看上去很好，倒像一个只有65岁的保养很好的老人。
这是一个让段月萍感到别扭的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上等兵，来到中国。
当时段月萍4岁，被迫与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的8年。在她心中，绕不过对侵华日军的恨。
50年后，段月萍知道，她此次主要接待的是刚从日本飞来的包括洞富雄、藤原彰等十几位“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日本左翼学者。而东史郎不过是一个小角色???由学者带来的一位日本老兵。
但段月萍出于礼貌，还是通过翻译劝东史郎吃点早饭。东史郎从他黑色大衣中抬起头来，急切地说出一串日语：“50年前的这个早晨，我和我的队友正列队进入南京中山门，开始扫荡。现在我心情很难过，我吃不下早饭。”
时隔18年，段月萍清楚地记得翻译过来的东史郎原话。她说，作为中国人，听这话时心情复杂，有些激动，也有些憎恨，但未动声色。
此次见到东史郎前，段月萍对他的认知，仅是预先知道一个日本老兵要来南京，以及当年的7月6日，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和平展览中被公布。她并不知道，东史郎将会正式谢罪。
在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洞富雄等日本学者在车厢内聊天，只有东史郎显得有些不安。他在车厢外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段月萍再次出于礼貌询问了他当时的状况。“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就越害怕，我怕南京人恨我、报复我这个‘东洋鬼子’……”又是痛苦的声音和不安的表情。
东史郎还说，吃早饭时，他就开始害怕了。翻译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
当天中午12点多，东史郎进入南京城。午饭后的2点30分左右，日方调查团在段月萍的陪同下来到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小广场。
根据段月萍的描述，可以还原当时展现在东史郎面前的场景：建馆第3年的纪念馆小广场，邓小平题的馆名分外醒目，由于上午刚开过一个纪念大会，几十个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整齐排列，自发来馆凭吊的南京市民一批批走进馆内。
段月萍就走在东史郎身边，突然，没想到的一幕在她眼前发生了。
当时，三五个南京市民正经过东史郎身边，东史郎很快地整了整黑色大衣，表情严肃地进行了90度的日本式鞠躬。
就在几个市民诧异的当口，几句日语响起???“我就是一个东洋鬼子，50年前从中山门入城扫荡，我是特意来南京谢罪的……”听了翻译，十几个南京市民很快围住了东史郎。
段月萍注意到，当时的天很冷，但东史郎面色赤红、额头有汗。而围着东史郎的南京市民目光复杂，上上下下不断打量着他。东史郎不断地鞠着躬，重复着谢罪的话。
一位南京女市民说：“你是侵华日军，回南京谢罪是应该的，说明你能认识到当年你在南京是犯了罪的。我们中国人可以不计较你的过去，那你说，今后的中日关系应该怎么发展？”东史郎低头无语，沉默足有两三分钟。
首次说出7000名俘虏之死
谁也没想到，东史郎会成为此次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来宁调查的事实上主角之一。
南京一家媒体去年7月12日报道，东史郎18年前那次谢罪“长跪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段月萍说，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东史郎并未在纪念馆公开场所下跪。
事实上，东史郎在小广场上被记者围了十几分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谢罪意愿后，与调查团一起进入纪念馆参观。东史郎参观时表情依然紧张，见到中国人，他就严肃地弯腰鞠躬，表达谢罪意愿。
1987年12月14日上午9点，段陪着调查团到南京东郊丛葬地纪念碑前凭吊。这里收有3000余具无名无姓的被屠杀军民的尸骨，此碑称为“无主孤魂之碑”。
东史郎在纪念碑前显得情绪低沉。他说，50年前的昨天，他们的部队把7000名俘虏押到距此碑不远的下麒麟村一个大院子里，第二天分给各个中队自行处死。“7000条生命转眼间从地球上消失了，这太不人道了。”
对段月萍等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一段历史是从东史郎口中得知的。
洞富雄等人已走至路边准备上车，东史郎一人留在了碑前，低头沉思。所有的人都望着东史郎，沉默。足有两三分钟，东史郎才走向汽车。
14日下午，纪念馆请来十几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包括李秀英和夏淑琴等老人。
那是在纪念馆一间较大的会议室，日方十几人的调查团和中方十几名幸存者相对坐成两排，中间没设桌子。由于面对的是日方调查团，幸存者情绪激动，依次开始了悲愤的控诉。
段月萍注意到，与日方学者不同，东史郎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敢抬头，脸色极不自然。
当夏淑琴讲到1937年12月13日，侵略军杀死她家9口之中的7口，其中母亲、大姐和二姐死前被强奸，阴部还被插上拐杖和香水瓶子的悲惨遭遇时，东史郎脸色羞愧难当，红到极点。
所有幸存者讲完遭遇后，未及日方学者说话，东史郎立即站起来。“这些罪行，在这50年中，一直折磨着我。今天我见到这么多幸存者，我感到十分羞愧，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南京人民……”
说着，他走至幸存者一排的中间位置???突然跪下，仍低着头。
他跪了有1分多钟，然后在幸存者一排的头、中和尾部依次鞠躬。这一过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十几个幸存者事先并不知道有一个侵华日军参加座谈会。几分钟内沉默无言，互相对视。
幸存者唐顺山打破沉默，站起来走向东史郎。在那场屠杀中，唐是一个皮匠，因为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并挨了乱刺的军刀后才活下来。
“你们杀了我们30万人，我是不愿意见到你的。但听了你谢罪的这些话，我的气就消了一些……”唐顺山的手主动伸向东史郎。
段月萍回忆，两人手握在一起时，唐顺山老人流泪了，而东史郎还是低着头，一脸愧色。但东史郎没有流泪，只是把唐的手一再握紧。
15日上午举行的中日学者座谈会上，东史郎第二次下跪。
随后直至18日调查团回国，除去吃饭时间外，东史郎都呆在宾馆闭门不出。
东史郎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主动谢罪的侵华日军，借着这次谢罪，国人开始了解东史郎和他的日记。
屠杀老人时“想起父亲”
1937年9月8日3点25分，6500吨级的轮船“善洋丸”满载着侵略中国的日军和武器装备从日本大阪驶出，开向中国天津。
25岁的东史郎作为侵略者中的一员，就坐在这艘巨轮上。1937年8月26日，东史郎接到征召令。31日，东史郎的亲生母亲对他说了如下的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当时，东史郎和母亲都相信日本天皇的圣训：中日战争是圣战。“忠于天皇，光荣战死”，是东史郎的信念。
1938年3月24日，东史郎的日记足有1万多字，详细记述了他们小队在徐州附近枪杀、砍杀20个中国苦力的事件。他在日记中总结，“砍人的时候，应该对准容易砍的地方(脖子)。并且，下刀的瞬间，要用力地右旋一下，不使劲的话，刀锋就没有力气。”
在1937年12月6日，他写道“每当我们宿营时，都是先扫荡村子，杀掉农民”，“我们往往仅仅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个小时而让许多农民死去”。
在随侵华日军的多次扫荡中，东史郎会“烧房子玩玩”，和战友一起轮奸和侮辱中国妇女。他与其他日本兵一样，把一次次对中国百姓的抢夺称为“征收”。
2005年12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上，主编过侵华战争中日军信件、日记等史料的王卫星认为，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士兵的思想是复杂的，有兽性的一面，但也有人性的一面。
学者孙宅巍认为，这一点在东史郎身上比较明显。
上文提到的枪杀、砍杀20人事件，显然使东史郎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不知为什么，从左边数第四个老人总使我想起我的父亲。”
他为老人点烟，老人满面怒容地拒绝了。他大叫：“不要杀这个老人！”遭到同伴反对。后来他冲上去解这个老人身上的绳子，说：“我们不能杀这样的人，他们太可怜了。”结果被讥为胆小鬼。
东史郎侵华一周后的1937年9月22日，射出了第一颗杀人的子弹。当时两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青年从河里游泳逃命，他和众士兵开枪射击。当两人游上岸时，东史郎的子弹准确地夺去其中一人的生命。
他写道：“我的意志的确命令我要杀他们，并射出子弹。而就在这样射击的时候，却又浮现出另外的想法，感情命令我不能杀人。我困惑不解。”
在扫荡中，他不理解日军为何要杀掉那么多无辜的平民。他曾偷偷放掉5个即将被处死的无辜妇女，但可惜5人最终又被抓回。
在战争中，他也看到了平民的苦难，并记述下来。他看到一头哀鸣的驴子后写道：“她哀叹这个大地上农民作为最高财产的家畜被掠夺，视为父母的农田被荒废，全族人遭屠杀，爱妻和爱女遭侮辱，房屋被焚烧，没有今夜的住所也没有明天的食物，她哭诉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们的悲痛之情。”
输了官司赢得尊重
多位熟悉东史郎的人士证实，东史郎1987年首赴中国谢罪后，开始成为日本国内的和平斗士。为此他在18年内付出了巨大代价。
东史郎曾向段月萍解释说，1987年他来中国谢罪时，在日本京都家中的妻子就接到数十次的谴责和攻击电话，骂东史郎是“卖国贼”、“判徒”、“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
1993年，日右翼势力在《东史郎日记》出版7年时，怂恿日记中写到的“南京邮袋事件”中的旧军人桥本起诉东史郎，称东史郎毁其名誉。此官司一打数年，即为震动中日民间的“东史郎案件”。
日本民间许多律师自发支持东史郎，山内小夜子即是“东史郎案件”后援会秘书长。她说，东史郎对这起官司非常重视，1993年至死，主要精力就投在了官司之中。
朱成山证实，1994年至今，东史郎6次来南京，前几次主要是为官司搜集证据。“那段时间，全南京城的人都在想办法声援东史郎。”孙宅巍说起当时市民的热情，一脸感慨。
1996年10月6日，朱成山馆长将南京市民踊跃提供的7大类54件证据亲手交给山内小夜子。然而，经过数年审判，日本法院终审仍判决东史郎败诉。
段月萍手中至今还保存着几封东史郎1988年、1989年写来的信。
段月萍说，他总以“我是东洋鬼子东史郎”开头，写得非常诚恳。信中讲述他在日本国内十几个城市作了和平演讲，以亲身经历讲述战争的罪恶。
有一段话让段月萍至今难忘，东史郎说：“我虽踩了中国老虎(指从前担心中国人对他报复)的尾巴，但中国老虎并未把我吃掉。但回到日本后，日本的狼却追着我，龇牙咧嘴地攻击、威胁和谩骂我。”
2006年1月3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历史的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了。两日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对揭露侵华历史的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表示哀悼。
秦刚说，东史郎以他人性的良知，敢于反省侵略历史的勇气，维护和平的正义感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懈努力，赢得了我们的谅解和尊重……
新京报 2006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