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康健:正义从来只是迟到而非缺席

　　正义网北京1月27日电（见习记者 杨柳）2010年度中国正义人物评选组委会这样评价康健：十五年前一诺成誓言，奔波艰辛谁人知。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康健，一位坚韧的女律师，用她的抗争让我们相信，正义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她满怀爱国热情，数次东渡日本，与当地政府、企业交涉，为二战中受伤害的中国慰安妇、劳工维权讨还公道；

　　她勇于担当重任，十五年来，奔走在偏僻泥泞的乡村小道上，带给那些曾受伤害的老人一缕阳光与希望。

　　她就是康健，一名中国女律师，在为中国二战慰安妇、劳工索赔的战场上，坚持了整整十五年。

　　“走上这条路是因为性格直率”

　　康健的律所面积不大，没有过分的装饰，白桌黑椅，还有几盆绿色藤萝植物，阳光照进来，简洁、清新、明亮。　

　　她个头不高，微卷的头发束在脑后，身着一件黑白细纹西装上衣，更显干练。她的眼睛中透着一种柔和的光芒，但是眼神却很坚定。就是这位律师，一直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折磨的中国慰安妇和劳工获得合法赔偿而奔走呼号，直到如今。

　　“走上这条路绝非偶然，这都是由我的性格决定的。”在采访中，康健不止一次的说道。

　　1995年，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之一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在一次女律师座谈会上，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提出，日本的律师团希望对二战期间被强掳的中国“慰安妇”进行调查，这需要中国律师的配合。

　　但是，在那个时代， “慰安妇”在中国人眼里还是个敏感词，大家对此都讳莫如深，在场律师并没有人立即积极响应。

　　这沉默的几分钟，令会场上的气氛很尴尬，对于正直、率性的康健而言，这仿佛是一种煎熬。终于，她站起来，用婉转的语气向日本律师表示：“慰安妇的事情，并非不能做，如果需要合作，我想有可能帮助。”

　　日本方面在数月之后，向康健提出了合作意向。但他们同时说明：康健如果为二战受害者代理诉讼，应当免费。

　　而这件事在康健看来，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我这样做是为了尽中国律师的责任，不是赚钱的。”她当即回答。

　　“当时，我并不清楚我面临的是一个多么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以为只是惯常地协助调查，如果当时知道，可能就被吓住了。”康健直率的说道。

　　“我们的努力关乎上千人的等待”

　　真正进行协助调查时，康健才发现事情并非她所想的，这与律师调查一点都不同。

　　冷冰冰的历史资料对这些被日本军人强掳去的中国“慰安妇”少有记载，缺乏调查对象的姓名、住址等基本情况，康健与她的助手只能划定省份，再去寻找档案，挨县挨村去问，“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有时候挨村走访三四天，都找不到一个。”康健说。

　　调查就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进行。

　　而1998年时，日本律师团考虑到中国“慰安妇”存在的地区，很可能有当年被日本人强行掳走的中国劳工，便又委托康健，希望她同时对受害的中国劳工进行协助调查。

　　“我没有办法拒绝。”康健说。在她的记忆里，始终不断回放着一个场景，是一位老劳工站在路边等待的场景。

　　有一次，她到河北的农村去走访，打听到一名叫张宝恒的劳工，她让人们转告他第二天10点在村口等她。

　　康健第二天便开着车去找这个劳工，岂料冬天雪厚，道路非常难走，汽车还几次抛锚，到达村口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

　　她远远看见有一个老人坐在村口，耳朵冻得通红，鼻子上竟然结着一层薄霜。看见有车开过了，老人就冲着车大喊起来：“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　

　　这个老人就是张宝恒。他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已经在村口的公路上张望。他说：“我等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就巴望着有人能帮帮我，为我以前受的那些罪说句话。”

　　“我们身处第一线，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所受的苦难，我们的努力关系着上千人的等待与期盼，那是太真切的感受。”因此，康健认为不能轻易地放弃。

　　“非议让我犹豫是否还要继续”

　　即使坚强乐观、信心满满，不畏艰险跋山涉水的康健也曾经因为是否要继续从事这项事业而犹豫过。

　　“翻山越岭、调查取证、与日方交涉，我都不怕，这些困难都不是阻碍”，康健说，“只是有一些人的非议让我犹豫是否还要继续。”

　　2009年，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和中国被掳劳工达成和解，承诺谢罪、赔偿，但他们却不承认自己“应负法律责任”，而支付给360名日掳劳工2.5亿日元的“和解金”，在康健看来这简直是廉价的补偿，根本不是赔偿，毫无诚意和悔意。“我们可以妥协，但是我们必须是有尊严的妥协。”她说

　　在此之后，她遭受到来自各方的非议，有人说她有“个人企图”，是“最大的受益者”，“为了钱”等等。

　　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说她这样做是为了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通常是倒贴钱帮助劳工打官司，何来赚钱之说呢？在媒体上露面呼吁人们关注中国劳工跨国维权，难道就成了受益的表现？”

　　这些非议显然很有效地干扰了康健的情绪，她开始对这项自己所从事多年的工作反思，她开始怀疑：值得吗？会不会放弃会比较清静呢？全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是我来做？

　　但是她具有职业律师的素养，理性的克制使这种情绪在很短时间内便消散了。对于继续为劳工争取权益的工作，她表示将会继续：“无论是对劳工个人，还是整个民族，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灾难。努力帮受害劳工争取权益，虽然事小，但是却与民族尊严息息相关，如果我懈怠，会良心不安的。”

　　“我不脆弱，我不是单一力量”

　　这15年来，康健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在这条路上走着，时光花白了她的头发，也不断地侵蚀着她的青春，但是那心意却又是比原来坚定万分。

　　“困难重重的路上，如果没有身后的力量，我是走不到这一步的。”她说。

　　家人的理解、同事的协助、同行的支持、日本志愿者的相帮、好心人的资助，是她克服种种阻碍的“神兵利器。”

　　儿子虽然经常会抱怨妈妈周末很少陪伴自己，但是依然在母亲的工作资料需要制成幻灯片时伸出援手；而丈夫则明确表示让她安心工作，“不要操心家里的事”。

　　同事与同行在个案的协助，也让康健攻破不少的诉讼难关。日本志愿者的相帮，也是让康健难以忘怀的记忆片段。

　　2002年，康健与中国劳工想进入三井公司所在的大楼，与公司负责人面谈，这些劳工都曾经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掳来逼迫劳动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却始料未及，遭遇保安在大楼门前严防死守的封锁，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闯进去。这时，日本的志愿者们去用自己的身体去挤压、冲撞保安，数百人终于将大楼前挤出一条可容一人通过的过道，目送着他们进去。

　　偶尔回想起这件事，康健依然心受震动。“如果我是单一力量，那就会很脆弱，根本达不到目的地。”她感慨。

　　因为全是免费帮劳工打官司，康健的律所基本上没有多少盈利，所以她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非劳工诉讼案件赚来的钱，再帮劳工远赴海外打官司。

　　有一家私企的老板听说康健的作为之后，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捐了200万元，指定用于康健进行中国劳工的代理诉讼，而并没有对康健的律所提任何要求。

　　康健曾说过一句话：“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正是因为这些力量的融聚，为中国劳工维权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大，正义才能来的更快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