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是今年上海电视节上的一道另类风景线。
第八届上海电视节交易会上，明星云集。在一片五彩缤纷中，文弱的舒曼独自站在场内，她租不起昂贵的展台，只能自己抱着一大堆刚刚复印好的宣传单四处发放。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20世纪最后一个祭日／一位日本女性发现的新证言”
黑白的宣传单，庄严肃穆的大字，在洋溢着风花雪月和现代激情的展厅里，让人有些触目惊心。舒曼说：“希望人们的目光能在海报上停留3秒钟，只要3秒钟，我就心满意足了。”宣传单的另一页，是舒曼的纪录片《寻找尘封的回忆》的简介，有关她跟踪拍摄一位日本女性寻找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的所见所闻。
开拍，源于共同的震惊
松冈环，本部纪录片的主角，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小学女教师。1988年，松冈环随日本和平团体来到南京，在看完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录像资料，并见到当年的幸存者后，这位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女教师感到了极度的震惊：多年来，自己在日本传统教育下学到的所谓历史，竟然没有对这一大惨案做任何详细的介绍。
出于一个老师教书育人的良心和责任心，松冈环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的学生，告诉所有的日本人。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史料搜集工作。
同样的，当东渡留学的舒曼踏上日本国土时，她也因为许多日本人不知道、不相信“南京大屠杀”而深感震惊。书店里几本醒目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十有八九是持否定论的。《战争论》是一部为军国主义立牌坊、称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凭空捏造”的漫画书。
舒曼不知道看《战争论》之类长大的日本下一代，将来如何与看《地道战》长大的中国青年沟通。所以当舒曼得知松冈环正在寻访10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100位参战日本老兵时，敏感的她立刻有了一个想法???应该把松冈环的这段寻访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
“历史不是写在教科书上几行干巴巴的文字，借助图像可以活生生地进入人们的心灵。更何况这是日本民间人士自发的调查，最具说服力。”
拍摄，在艰难和信念中坚持
拍摄记录工作在意料的艰难中起步。
由于这类题材在日本难以找到资助和专业人员，舒曼咬咬牙，用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了一台昂贵的小型数码摄像机，一人独揽了从未尝试过的导演、摄像工作。第一次拍摄，舒曼连三脚架都不会打开；因为没有经验，生怕会落下一句证言，舒曼就不停地跟拍。最长的一次，她一连拍了9个小时。
万事开头难。首先是取证难。在南京，她们拿着一份幸存者名单四处寻找见证人。拆迁，搬家，都还是小问题，严重的是，当千辛万苦找到确切住址时，年岁已高的见证人却早已离开了人世。“调查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幸存者的时间是经不起拖的”，松冈环和舒曼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性。舒曼甚至毅然放下了在日本的所有工作，专心于跟踪采访。
重揭旧伤疤是另一种艰难。连参战的老兵都不愿回首往事，更何况是那些当年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性暴力”的受害者。好不容易找到幸存者，谁都不想再去回忆噩梦；好不容易说服了她们，看着镜头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哀伤的目光，听着她们用低沉叹息的声音，揭开心底埋藏了数十年的秘密，没有人能不潸然落泪。舒曼端着摄像机，手在颤抖，但是受害者的勇气，又给了她拍下去的力量。
更大的艰难来自日本国内越来越嚣张的否定势力。从舒曼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正义团体举行集会，诉说历史真相时，场外的极右分子开着宣传车在高声谩骂；当他们带着受害者寻找日本政府时，官员们是一脸轻描淡写的回避态度……
但舒曼还是坚持下来了，她说：“很多场面，你不拍下来，就不会有第二次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谁也对不住了。”
于是，在这盘从80个小时素材剪接成50分钟的带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日本老兵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可以看到当年的性暴力受害者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在日本政府官员面前控诉日军的残暴。
播出，最大的心愿
除了入选此次上海电视节外，纪录片《寻找尘封的回忆》还将于今年12月7日在日本东京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亮相。片子将作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强有力的控诉证据，在大会上播放。
中日友好，是舒曼和她的朋友们的共同心愿。舒曼说，她拍这部片子，就是想用纪实的手法，把真相传达给观众，让中国人能了解日本和平人士的努力，也让日本人倾听中国受害者的心声。两国民众间的沟通和理解，是中日友好最重要的基础。
就要迎来20世纪最后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了。舒曼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这部以民间视角传达民间呼声的片子能在国内和日本播放，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更正确地了解历史、重视历史，以史为鉴，共创和平未来。
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