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其中的两个女人和无故缺席的中国民众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与日本政府较劲的中国女人；一位经常被骂“有病”并经常被骚扰还不被众多国人理解的中国女人……《王选：一个让日本头疼的中国女人》，北京一家知名媒体以此作为导语和题目。

    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后，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崇山村是我的故乡。”王选一下子跳起来：她的叔叔王海宝，13岁时就死于了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鼠疫、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的记忆中，王选也从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王选加入了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投入到与日本政府的诉讼中来，这位50多岁的中国女人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住旅馆也总是拣最便宜的，几乎不见掏钱请人吃饭。

“细菌战”原告团团长王选与受害者在一起

    精瘦的王选特别擅长公关、善于调用国际社会资源。正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媒体，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比如BBC、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也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的声势最浩大，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官司虽然输了，却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了细菌战事实。

    王选坚持决斗到底，直到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她始终认为，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在她之后，又一个中国女性加入到其中，用另外一种方式，声援中国受害者和民间索赔。她就是创作了《孔繁森》、《至高荣誉》、《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二百多部集电视剧、记者这次采访的人物主线赵冬苓。

    走近这个群体、这个领域并最终陷入进去，是在刘连仁案胜诉之后。“我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了解刘连仁诉讼案的全过程，利用这些素材写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赵冬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只知道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可自拔。那些哀痛，那些屈辱，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挥之不去的噩梦，让她改变了行动目标，“我没法将那些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艺术化。我要拍的是一部大型纪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记录下来。这比100部电视剧都有意义。”

    为此，从今年初开始，赵冬苓率领《未来之讼》摄制组，历时9个月，去了东北三省、陕西、河北、浙江、上海等11个省市，采访了50多名受害者。“经常听说，这个不行了，那个又怎样了，为了抢下了更多的‘活证据’，摄制组总是在不停地奔波。”赵冬苓说，“拍摄中，又不断发生新的诉讼案，我们还得一趟趟往日本跑。”

2002年3月29日摄制组在东京地方法庭拍摄“慰安妇案”

    民间索赔诉讼从1995年就开始了，但《未来之讼》今年才进入，为了补缺，摄制组还要花巨资购买影像资料。一般的资料在1000元/分钟左右，比较珍贵的资料则达到了6000元/分钟以上。而且，内容太多，涉及面广，最初想拍20集，现在30集都可能打不住。

    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两个使，钱还是像流水一样“哗哗”不见了踪影，从30万到60万到150万，还没到尽头，后期制作还没有开始，资金已经出现了100万的缺口。“卖一集不足3万元，成本却可能超过10万。回报率不及电视剧的1/10。”赵冬苓是一个高产作家，曾经创下过半个月写出一个20集剧本的奇迹，如果拍电视剧，会有丰厚的收入，现在，她头疼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怎么如此的不成比例？”

    让赵冬苓欣慰的是，作为唯一被允许在日审判现场拍摄的中国媒体，摄制组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素材，加上在中日民间的寻访，总共拍摄了350盘磁带，长度达到了近11000分钟。

    意义如此重大，国人关注却是如此之少，赵冬苓还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的目光。除了不停地采访，赵冬苓还将自己的采访札记贴在网上，最终形成近四万字的著名网文《总有些东西让我们泪流满面》，引起了不少人对《未来之讼》以及民间索赔的关注。

    记者问：为什么要放下自己的创作，投身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赵冬苓回避了爱国、责任、大义等字眼。她说：这是块石头，我碰上了。我必须抱上它才能往前走，否则，就会被它绊倒在那里。我不敢企求所有的人都愿意抱着它，但我希望你能知道它的分量。

    两个女人掂出分量并深入其中，很多人却不知轻重。“不是缺乏良知，而是他们知之甚少或无从得知。刘连仁、细菌战、民间索赔等这些代表人物和词汇对不少的中国人来说都十分陌生。但他们的缺席却是没有理由的。”赵冬苓希望这种境况能够得到扭转，“对日索赔的民间受害者太需要中国民众和舆论的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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