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上午，由多国民间团体和受害者组织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九段会馆模拟开庭。在为期五天的审判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受害者出庭作证，清算二战期间日本军队蹂躏亚太各国女性的战争罪行，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女性讨回公道。

    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的一个民间法庭，它既不隶属于某个国家，也不隶属于任何国际机构。本次东京大审判虽然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审判，但其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严格依据法律规则，充分体现了审判的严肃性以及人类的良知。

    来自朝鲜、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等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原“慰安妇”、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约千人出席了这次大审判。

    日本政府和天皇是最大的被告

    8日上午，侵犯女性战犯国际法庭审判长麦克唐纳首先宣布，开庭审判日军在二战期间迫使亚太各国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战争罪行。随后，由首席检察官西拉兹等人组成的检察官团向法庭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的性奴隶制度，它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起诉书强调，已故日本裕仁天皇应为他没有阻止这些违反人性的犯罪而承担责任。来自澳大利亚的另一位首席检察官多鲁波哥鲁在发言中指出，应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

    日本政府虽然在1992年公开承认了日军蹂躏亚太各国妇女的历史事实，但在“慰安妇”赔偿问题上一直不愿承担责任。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的发起组织者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个法庭留下被害女性的证词和其他历史证据，向全世界揭露旧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奴役和摧残，推动国际社会对这些女性受害者的同情与支持，结束战争期间性暴行加害者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状况。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检察官团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说，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至少有二十几万亚太女性沦为日本军人的性奴隶，其中包括被强制征往前线为日军“服务”的“慰安妇”和在日本士兵刺刀下惨遭奴役和凌辱的妇女。

    据参加审判的中方检察官、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龚柏华介绍，中国的受害者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国抗日民众，包括各种抗日组织和抗日军队中被日军俘虏的人员；在中国各地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在日本军队占领地区集体或个别的强暴妇女事件的受害者。

    在法庭的休息厅里，前来出庭作证的中国受害者、70岁的杨明贞老人向记者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1937年12月15日，两个日本军人闯入她家，并当着她父亲的面残忍地强奸了只有7岁的她和她的母亲。不久，因受日本士兵强暴而神经错乱的母亲和被日军砍成重伤的父亲相继身亡，她的身心也留下了至今难以愈合的创伤。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杨明贞老人泣不成声。她这次以证人身份出庭，是为了用亲身经历来说明事实，同时要为被日军残害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中方诉求引人关注

    中国是在二战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因此来自各国的旁听者在法庭上格外关注中方的诉求。9日上午，在中国大陆代表、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周洪钧向法庭宣读起诉书时，审判大厅内座无虚席。他说，从1931年至1945年，在中国大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漫长岁月中，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遭受了日本侵略军队惨无人道的迫害。

    中方指控的被告共有6名，他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团体被告的日本政府，第二类是5名个人被告。第一名是裕仁，即昭和天皇。起诉书认为，他作为当时日本最高的决策者，对日本在亚洲各地广泛地长期地实施性奴隶制度，对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妇女的受害者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第二名是松井石根，原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东京审判中的甲级战犯。

    起诉书认为他在侵略上海、南京等地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并使得成千上万的良家妇女成为性暴力的对象而备受摧残；第三名是冈村宁次，原日本军上海派出遣军副参谋长，第11军司令、中国方面军司令，他被指控在1932年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期间，开始推行“慰安妇”制度，后在侵华日军中广泛推广“慰安妇”制度。

    在占领武汉期间，其所属部队通过强掳、欺骗等手段将大批妇女强占为“慰安妇”；第四名是朝香宫鸠彦王，原上海派遣军司令，他曾在上海等地纵容军队设立大量的慰安所；第五名是谷寿夫，原日本侵华中方面军第6师团团长，他纵容官兵在南京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性暴力犯罪；第六名是中鸟今朝吾，原日本军华中方面军第16师团团长。

    中方的诉请主要有四点：一是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是对受害者给予赔偿；四是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

    血泪控诉感动所有人

    9日中午，万爱花、袁竹林和杨明贞三位老人作为中国大陆原告证人向法庭陈述事实，提供证词时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永远难以忘怀。万爱花老人痛苦地回忆说，1943年她年仅14岁，但日军三次将她抓起来关在窑洞里，夜以继日对她实施性暴力，并因她反抗而进行严刑拷打。

    由于悲愤之极，老人当场晕倒在审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法庭不得不因此中断审讯，在场的许多旁听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年迈体弱，李秀花等另外三位证人未能上台向法庭口述证词，但她们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来自世界各地的旁听者们向中方证人抱以热烈的掌声，以鼓励她们揭露日军当年犯下的野蛮罪行。法庭12日对日军蹂躏亚太女性的罪行进行审判。

    尽管法庭内受害人的控诉令人心酸落泪，但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反应出奇冷漠。在开庭审判之前，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就向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作了通报，但日本政府未就这次审判作出任何表态。此外，日本媒体对这次国际审判也表示得麻木不仁。日本的几家主要报纸都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专门报道，能够见到的只是一些小豆腐块文章，内容简短，语气平淡，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完全是一种“纯客观”的态度，仿佛正在东京进行的国际审判与日本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