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三位老人，选择过沉默。然而，口中缄默无语，心底长恨难平。

    “鬼子抓住我，白天拷打，夜里轮奸。两次拼命出逃，三番掉入魔窟，日以继夜遭受蹂躏。几个月后，我昏死过去几天不醒，就像垃圾一样被扔进河里……”控诉话音未落，72岁的山西大娘万爱花枯瘦的身子已颤抖不止。谁都看得出，她是拼命集聚了全身力量才又喊出一声：“1943年，我才15岁啊！”

    迸发的呐喊，激荡在于我国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听证现场。

    同样在垂暮之年决然走上这会议讲坛，直面海内外公众控诉真实历史暴虐的中国女性,还有来自海南的陈亚扁、上海的陆秀珍。愤怒与悲怆的回忆甚至再度击倒陆秀珍，以致无法接受随后开始的国内外媒体采访。

    已经沉默了大半生，为何年事已高反而挺身而出坦言受辱历史？这是一位西方记者的不解。

    “正因为我们老了，才不能允许罪恶史实被掩盖。脸面虽然要紧，又哪比得呼唤正义、争得公理、讨还公道重要？再沉默，哪对得起历史和我们的后辈？”

    “听说已年迈的你们已经或正准备起诉当年军国主义政府的罪行，时隔五十多年，还有充分证据吗？”一位满脸稚气的女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疑惑。

    “我们就是活着的证据！”这一声回答掷地有声。说话间，万大娘已激昂而起，撩起自己的外衣：“请看看，我的腰为什么陷进骨盆，头颈怎么会落进胸腔，耳垂为什么被撕裂，胯骨肋骨又是怎么伤残的？这就是永远的证据！”

    望着老人被非人摧残害变形的身体，一时间，在场的海内外记者都沉默了，耳畔只听得同是古稀的陈亚扁一口苍老的海南方言：我这一生，连着怀孕六次都流产了，这是什么样的罪呀。更有多少被残暴的姐妹也是像我们这般浑身伤残。证据还不够吗？

    当记者提起某国右翼舆论所谓“慰安妇”们急切的在垂暮之年控诉，只是为了赶在有生之年谋取些经济好处时，已经四度赴日出席诉案审理的万大娘不假思索的告诉世人，我们是很急切，急切的要求应有的道歉和赔偿，为的却决非仅仅是什么金钱，而是讨回摧残者欠下我们的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