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议员会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
王选：细菌战对日跨国诉讼谋求新起点
11月3日，王选（左二）、王基旭（右二）、王建政（右一）参加日本中野区勤劳福祉会馆集会。 （王选供稿）
2007年5月9日，长达12年的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跨国诉讼，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细菌战原告的上告以及受理上告的申请决定而悲壮谢幕；三年后，10月31日、11月1日、11月3日，2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在不同场合三次会见了来自义乌、常德等地的9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并参加了他们的证言集会。
上星期三，刚刚从日本回到国内的省政协委员、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联合代表王选在义乌说：“这次日本维权之行收获很大，细菌战对日跨国诉讼正谋求新起点。”
“战后补偿
是日本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
三次会见，数11月1日阵容最为强大。
当天，9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在王选带领下走进日本国会，日本参议院议员、社会民主党干事长重野安正，众议院议员稻见哲男、中岛隆利等近20名日本国会议员破天荒集体会见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并出席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证言集会。证言集会第一项内容就是观看日本朝日电视台1997年8月17日播放的反映731部队战争罪恶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大屠杀》……
“这是日本首部有关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纪录片。我们于1997年8月11日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该纪录片就是为了配合诉讼而播放的。”王选介绍，纪录片由日本细菌战问题著名研究专家、朝日电视台著名制片人近藤昭二摄制，当年在日本朝日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创收视新记录，很多观众感触颇深，纷纷给电视台打电话，称朝日电视台“不愧为日本的良心”。
“会议室坐得满满的，证言集会结束后，每位议员都站起来表态，表示对细菌战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认识。”王选说，对日诉讼13年，仍有日本议员表示第一次听说细菌战的史实，为自己祖先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日本参议院议员今野东在日本国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他表态说日本一定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战后补偿是日本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
“对日诉讼是为了证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作为人的尊严。很多受害者死了，连名字都没有。他们虽然是普通人，但也是人，诉讼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我相信日本民族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王选在片中的动情陈述引起日本国会议员的共鸣。目前，20多个日本国会议员已组建了面向未来、思考战后补偿问题议员联盟，以后日本民主党内有一个部门，专门管细菌战等战后补偿问题，受害者可以找他们商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法律途径败诉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又找到了一个“吐露心声”的新途径。看到这么多日本议员关心细菌战问题，中国受害者深受鼓舞，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义乌两细菌战受害者代表
日本血泪陈述
义乌两名细菌战受害者代表均为崇山村村民，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病倒在床，两人接过重任，成为细菌战调查的中流砥柱：68岁的王基旭任义乌受害者协会会长，43岁的王建政任副会长。
崇山是日军细菌战重灾区之一。1942年10月13日，村民王焕樟清早起床到外面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回来途中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后，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来给他诊治，但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没多久，鼠疫便在这个村蔓延。不到3个月时间，这个当年380多户人家的村子，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400多人。王基旭、王建政的亲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家和王焕樟是对面邻居，王焕樟去世没几天，奶奶就出现了发高烧、淋巴肿大、嘴唇干裂等症状。当时，日军在村庄一公里外的林山寺成立了卫生队，号称免费为村民看病。爷爷不明真相，将奶奶送到林山寺治疗。这一去，奶奶再也没有回来。”王基旭悲痛地回忆，第二天就有人通知前往林山寺收尸，在给奶奶换衣服时，发现奶奶已被解剖，连内脏都被掏空了。爷爷悲痛万分，可又不敢让别人知道，只好偷偷地哭，眼睛都哭瞎了。过了十来天，姑姑、爸爸也先后染病去世。
王建政9岁的叔叔出现同样的症状后，爷爷将他送到村后的后山背，那里有一支医疗队，以“皇军给你治病”为由将一拨拨病人接去送到林山寺。过了两天，爷爷再去林山寺时，叔叔却连尸体都找不到了。王建政的父亲王侗为原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团成员，2000年去世后，王建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也开始积极参加原告团的工作，这次去了日本后，他和王基旭“越来越觉得参加有必要，不参加良心不好交代”。
两人都是第一次去日本。其间，他们还和王选一起，在东京中野区勤劳福祉会馆与日本和平运动支持者一起举行细菌战被害者证言集会。11月1日原定参加会议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国会对策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斋藤劲由于工作忙，没能出席会议，11月3日特地赶到集会现场表示歉意，并对9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代表跑这么远的路来日本陈述、作证表示感谢。
“细菌战调查队伍青黄不接，急需年轻力量加入。”王选不无忧虑地说，180名原告近一半已经去世，日军细菌战的生还者和亲历者已所剩无几，每一个原告的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消失，抢救历史刻不容缓。
日本国会议员
筹划中国受害地之旅
“当年，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法庭递交的有关日军细菌战材料中，提到了1940年衢州、宁波的鼠疫，1941年常德的鼠疫，1942年义乌、东阳的鼠疫。”11月1日前，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了整整三个星期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特地派了一名博士后、一名博士、一名硕士做王选助手。在远东国际法庭材料中有义乌、东阳等地细菌战的记载，此前王选从未听说，看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三年前，对日跨国诉讼虽败诉告终，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从没有想过放弃自己的权利，原辩护团的日本律师以及日本声援组织也一直坚定地站在受害者一方，继续为和平与正义而战。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日本辩护团团长、日本著名和平运动领袖土屋公献去年9月临终前，还和专程从国内赶去看望的王选谈起细菌战维权之事。对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来说，维权是一项长期任务，有时候会挫折，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29日，70多名中日各著名大学学者联名向日本国会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呈送了一份长达300余字的《关于解决731部队及细菌战问题的陈情书》：
“我们认为，不再对在中日战争中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非人道的战争犯罪给中国国民带来的深刻灾难置之不理，是遵守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7年），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所不可或缺的。我们要求贵党为尽快实现下述要求事项尽力而为……
731部队等进行的上述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属于1925年日内瓦瓦斯议定书所禁止的“使用细菌学战争手段”等，是违反国际法的重大战争犯罪。但是，日本政府在战败后把有关731部队等的资料提供给美国，使731部队等的军官逃避了对战犯的追究，结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完全没能对731部队等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进行审判……
在细菌战裁判中，原告方面提出了大量的证明细菌战的加害与受害事实的证据。东京地方裁判所（2002年）和东京高等裁判所（2005年）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但是，在事实认定上，承认了日本军在中国衢州市、宁波市、常德市、江山市进行细菌战的事实，以及仅仅是这些细菌战实施地及向其周围的扩散地区，因细菌战死亡的受害者就达一万人以上的事实。然而，尽管细菌战裁判作出一审判决已经过了8年，但日本政府至今仍然完全无视裁判所所认定的事实，不仅不承认细菌战的事实，而且不进行关于细菌战的事实调查。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被日本政府的这种不诚实的态度深深伤害……”
70多名中日各著名大学学者在《陈情书》中代表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提出四项请求：
1.对日本军731部队等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包括细菌武器的开发、制造及为此进行的人体实验）及实行（细菌作战的实施）的有关历史资料进行调查和研究，公开发表调查研究的成果，诚实地向731部队等的受害者作出说明。
2.对日本军731部队等实行细菌战的受害者真挚谢罪，并实施适当的赔偿。
3.在日本军731部队等进行细菌战的各受害地建立刻有731部队等的加害行为事实的记录碑，并保存731部队等的活动遗址，建立追悼受害者的纪念碑。
4.日本军731部队等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对中国国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从深感这一历史事实的责任并深刻反省的立场出发，把加害和受害等事实反映到历史教育里。
王选告诉记者，在日期间，他们强烈要求日本国会议员到中国受害地访问，了解日军细菌战真实历史，倾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心声，和受害地老百姓进行交流。目前，日本国会议员正着手筹划细菌战中国受害地之旅。明年1月28日，包括一濑敬一郎在内的对日诉讼原辩护团日本律师、日本声援组织人员、日本研究者也将赶赴义乌崇山“口述历史”，谋求细菌战问题解决中日共同会议。
届时，全国细菌战受害者将会聚义乌，再次触摸半个多世纪前历史的血雨腥风及其所激发的振聋发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