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11日，日本军队二战期间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湖南常德、浙江各地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使“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最冲击的新闻。
之后第18天，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查问题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日本文部省在审查家永教授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南京战中对妇女的性暴力”、以及“731部队细菌部队的存在、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等相关内容的记述，为违法。历时32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 以原告家永部分胜诉而终结。
“家永教科书诉讼”由3个诉讼所组成，接连于1965、1967、1984年起诉，案情相同，告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查的制度、运作、方法违反宪法、教育基本法等。第二次诉讼中，原告方一审、二审均获胜诉，被告上诉，日本最高法院于1982年作出不利于原告方的，推翻原判决、重审的决定后，家永先生再接再厉，于1984年提起第三次诉讼。三次诉讼都是一路拼到最高法院三审。第一次、第二次诉讼分别于1993年、1989年在最高法院败诉。1997年8月29日，“家永教科书诉讼”终于在第三次诉讼的最高法院三审判决中，获得胜利。
“家永教科书诉讼”第三次诉讼的诉争焦点是“731细菌部队的存在、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二审时，原告方证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历史学教授松村高夫向法庭提交的意见书，以及他和被告方证人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在法庭上的对阵论战，以学术的分量为最终的胜诉打下了基础。原告方的主要律师渡边春已诉讼有方，也是一个关键。1997年8月29日，“家永教科书诉讼”第三次诉讼最高法院三审判决使“731细菌部队的存在、以及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在日本成为不争的历史。
在此之前的1995年起，松村高夫教授又作为学术中心人物，参与细菌战诉讼的调查、研究，准备证据、诉状，并作为一审原告方专家证人，出庭就731部队等日本军队实行细菌战作证。期间，与日本和中国学者合著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日本实行细菌战的历史专著《战争与恶疫》（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并多次在美国、日本的各种会议上，揭露二战日本细菌战，一直到2002年8月27日，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日本法院历史上首次认定二战日本军队实施细菌战。
至此，一段被掩盖的重要历史的两个部分：一. 日本细菌武器的开发和研究, 二. 细菌战的实施，成为社会的公论。几乎是家永先生等人半生的努力的结果，也是更多不放弃的人们，前赴后继，从荆棘丛中踩出来的道路。
2002年11月，家永先生去世。松村高夫先生继续参与细菌战诉讼至今。渡边春已律师现在担任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夏淑琴东京诉讼的主要律师。
2006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接受细菌战诉讼原告方上诉，案号105。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家永教科书诉讼”的判决中对于“731部队以实行细菌战为目的”的认定，应对于目前细菌战诉讼的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别样的生日
王 选 原载2006年《环球时报》
我有一个生日是和一个原731细菌部队的老兵两个人一起过的。一般的中国人，不会想和一个从731部队出来的人一起度过自己的生日的吧。上天安排。
我的生日刚好是在8月6日，那位在2001年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的原731部队老兵叫筱?良雄。他是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家乡的人。石井知道细菌战违反国际法，而且731部队干的种种事情，众所周知的人体实验等，实在残无人道。为了严守机密，防止叛离，他在他的部队里用了很多老乡和亲戚。15岁的时候，以为可以上那里学医，筱?报考进了731部队少年班。年少无知，一脚踩进魔窟，成为永世的劫难。
1952年，筱?因为731部队队员的身份，在东北被逮捕，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和1000多名日本战俘一起接受改造。1956年，根据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筱?被免于起诉，同年被遣返回归日本。筱?是细菌战诉讼原告方的出庭证人，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庭上公开作证的原731部队队员，和他一起出庭作证的还有一位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松本正一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日本。没有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筱?在法庭的证词中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对自己所犯下的残酷的罪行进行自省的机会。开始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的真实存在，我认识到，对于受害者来说，正是按照命令执行了残酷行为的人，是直接下手的加害者。我开始正视受害者的痛苦，学会从受害者的角度去考虑一切。”
筱?良雄和松本正一在2000年11月15日细菌战诉讼一审第十六次开庭时，出庭作证。筱?的作证内容主要是他本人参与的细菌培养，特别是和本诉讼细菌战受害有关的鼠疫菌，用自己培养的细菌做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松本的证词内容主要是细菌武器的飞机运输和撒播。
筱?良雄和松本正一，一是为历史事实作证，二是为受害者作证。松本正一没有像筱?良雄那样，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但是他也在法庭上表示，他心里觉得对不起受害者。
2001年8月4日，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和原告方日本律师辩护团、支持原告诉讼的日本市民团体在杭州召开联合诉讼工作会议。此时，细菌战诉讼一审证人出庭作证已全部结束，日本律师辩护团特别就诉讼进展向原告团作汇报。他们把筱?良雄也带来参加这次会议。筱?良雄来是为了向中国方面汇报他的出庭作证，对受害者、原告们作个交代。他是来赎罪的。
3日的晚餐，是日本方面在他们住的宾馆单独用的，在座的中国人只有招待他们的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的接待人员。中国方面的与会人员住在离得有一段路的便宜的招待所里。后来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跟我说，让他们和原告们住在一起。从那以后，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中国开会就住同一个便宜的旅店。在上海，我们住得最多的是古北路的上海工人疗养院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招待所。那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还没有上《感动中国》的时候，就很熟悉我们了。
筱?利用那个晚餐的机会，向日本的律师和市民团体的活动家讲了自己是如何伤害了中国人，如何对不起中国人的。在日本，每个人都很忙，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凑在一起。那天还在西湖边上，青山绿水。我因为要两头照应，媒体采访要翻译，从我们住的招待所跑到日本人住的宾馆。见平时多少有点傲气的日本律师，神色惨然，眼泪在眼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如此动容，更没见过他们的眼泪了。从那以后也没有。想起来，那次的谈话应该对他们触动很大，因为尽管因人而异，他们从那以来就是和以往不同了，对我们的态度也耐心起来。
第二天，也就是8月4日的会议上，筱?当着满屋子的中国人，包括媒体，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揭露了自己的罪行，低头谢罪。我觉得，在场的许多中国人一听是“731部队”的，还参与了这些“事”，从心理上，甚至生理上对他有异样的感觉。日本人大都是很敏感的，我猜测他会从周围中国人对他的“低头谢罪”的鼓掌中，本能地感觉到除之以外的，不能或没有用言辞和声音表达出来，但是存在着的其他反应。
当然，他怎么能去在乎这些，要是在乎，他就不会来了。他必须尽责任，他必须赎罪，他要不断驱逐他心中的那个“魔窟”，才能活下去。他已经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经改造后归国的日本人一起，努力做了快50年了。
1956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回日本后，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和平事业。他们做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日本社会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的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8月5日，会议结束，日本方面全部从杭州到上海，赶飞机回日本。我也和他们一起回上海。临行前，日本律师辩护团的事务局长对我说，筱?觉得很累，回不去了，也因为年纪大了（1923年生），要在中国休息两天，才有力气爬上飞机，坐几个小时回到东京，再搭车回家。我心想日本人真是冷冰冰的，完事了，只顾自己回家，把摇摇晃晃的老人一个人扔下，住处也没有，出了事怎么办。他是我们的证人，还得我管着。我问了上海工人疗养院，还有房间，就把他带到那里，在他隔壁房间住着，陪了他两天。直到7号送他上飞机。
那天筱?显得很累，进了房间就躺下，一点动静也听不见。我隔着墙，也能感到那种沉重，那种苦闷，应该还有寂寞吧，他的同胞们都回去了。他在中国人群里，还是在日本人群里，还是在这之间呢，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人。筱?，还有其他的中归联的人也一样，每次讲，都很痛苦，到时候，还接着讲。他对我们说过，我们的诉讼不赢，他就不死。
我的一个生日就这么要来了。没有人来祝贺。天上倒是突然欢起来，倾盆大雨，吵吵闹闹地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筱?有些新鲜了，一早来敲我房间的门。可是雨水已经把我们住的那栋房子泡成“诺亚方舟”，一楼被淹，筱?和我被困住。眼前的景象像是一个隐喻，8月6日又让人想起原子弹，再连想到浙江一位防疫专家对我说过的：“细菌武器的使用会带来人类的灭亡。”
一条船上只有两个人，对话就开始了。
我以前只是在法庭和会场上遇见筱?，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栋走不出去的楼里，觉得很隐私。筱?告诉我，他怎么地也忘不了第一个被他做人体实验的那个中国人的面孔和身体。当他用自己培养的鼠疫菌去感染那个人的时候，那双看着他的眼睛，清澈无比，活生生的真诚，让他觉得无地自容地丑恶。他说我有罪，我杀害了他。最后把这个人送到手术台上去解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所熟悉的这个人的身体就这么被肢解成一块一块的。
我看他痛苦不支，就对他说，“没有你，他照样要被杀害的。你只是一个工具。” 筱?说：“不，我作为一个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这样的人死去了，像我这样罪恶的人却还活着。”我说：“你要这么想，只有你下过地狱，见过他们，只有你能证明他们的生命的存在，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能活在你的记忆里。你是为了他们活着的。”他真是听进去了。
临走前，他把剩下的人民币放在一个信封里，要给我，说是用了剩下的，作为这两天的费用，也不知够不够。8月4日在杭州的时候，我以前在义乌中学教书时一个英语学得最好的男生送了我一万元钱。够了，一定不接。他说他没有用了，我不好再推脱，就决定把这个731部队老兵的信封留下做纪念。我和他一起把里头装的钱数了一下，一共731元整。
好一个别样的生日。
粒粒皆辛苦
王 选 原载2004年《南方周末》
细菌战诉讼一审中，中国原告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法庭证明，战争中那场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流行病是日军撒播的细菌引起的。那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疾病的流行早已止息，但是犯罪和危害留下痕迹。原告方为了争取法庭对日军施行细菌战作出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史实，就以下六个方面全面举证：原日军731等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加害行为、受害的发生、加害与被害的因果关系、原告们受到的伤害、细菌战的残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盖，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430多件事实证据，由18名中日专家、当事人出庭作证，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陈述意见。这些证据大体由以下构成：
原日军有关人员的证据
原731部队队员筱冢良雄、飞行员松本正一、摄影班队员德留一男、原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自愿作为原告方证人向法庭提交证据。筱冢良雄与松本正一开创了日本诉讼史的先例，作为731部队队员公开出庭作证。原731部队队员的证据内容包括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活体解剖、大量生产及使用等。朝枝繁春提交的证词内容主要是，1945年8月10日，他当面指示原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销毁所有证据。
除此之外，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交了原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员新妻清一、原日军22师团86连队军医林笃美自愿公开的个人资料；日本研究者发现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工作日记有关内容，原1644部队负责人体实验的近食秀大、原731部队大连支队春日忠善的论文。原告方还提交了公开出版的原731部队队员的回忆录等。
新妻清一的资料证实731部队上级军官用手中的细菌战技术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以获得免除追究战争犯罪责任。林笃美的日记记载了日军1644部队近食秀大等在诉讼受害地之一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有关活动。近食战后出版的有关论文证实了林笃美日记的上述有关内容。井本熊男的工作日记记录了日军1940、1941、1942年对湖南、浙江的诉讼有关受害地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细菌武器攻击，是细菌战诉讼中原告方的决定性证据。
国家档案资料
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4个国家的大量国家档案馆所藏历史资料。其中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免予起诉的交换条件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是由美国历史学家、日军细菌战历史专著《死亡工厂》作者谢尔顿? 哈里斯提供的。中国方面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战时防疫部门、有关专家、医务人员，以及战后防疫部门的有关论文、报告等专业文献。苏联方面主要是1949年在伯力城举行的对12名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材料。
中国许多重要的战时防疫文献是用毛笔书写或手刻油印的文件。先人以古老的文化挣扎着抵抗大量杀伤性武器，以保护百姓，苦心昭然。
日本国会会议记录
日本国会会议记录是4位在野党议员分别于1950、1982、1997、1998、1999年6次在国会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就细菌战的责任追究、调查、资料公开等提出质询的国会正式会议记录。（1997、1998、1999年的4次质询是受原告辩护团的委托。）
此后，日本国会议员川田悦子也受原告辩护团的委托，于2002年8月、2003年5月、10月就细菌战资料的公开等问题向政府各有关部门提出质询，并安排原告方在场同时进行交涉。
令人遗憾的是，自1997年以来进行以上国会质询的3位议员相继在随后的选举中落选。
日本媒体报道
战后以来，日本媒体一直有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报道。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媒体报道有1992年日本国家电视台，1995、1996年日本电视台，1995、1997年日本朝日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记录片；日本报纸的有关报道，其中包括1942年战地记者在诉讼受害地之一义乌的摄影报道。其中1997年日本朝日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首次报道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受害者提起的诉讼。编导近藤昭二也是原告方的专家证人之一。
专家作证
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交鉴定书的有日本各方面的第一流专家学者：庆应义塾大学历史学者松村高夫教授、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细菌学者中村明子教授、著名记者、研究者近藤昭二；中国专家证人有：浙江省宁波防疫部门医生黄可泰、衢州防疫部门医生邱明轩、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学者辛培林。另有7位原告作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出庭作证。
中村明子教授证明：中国战时的有关防疫文献，按照现在的学术标准，也是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松村高夫教授以专家的身份向法庭正式提出，根据诉讼各受害地志愿者的调查，遇难人数至少一万人以上。松村高夫先生也是日本著名的教科书诉讼案原告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的证人。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和该部队用活人做实验的记载被文部省在审查中删除，因而状告文部省违宪。这场官司打了三十多年，在1997年8月我们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后两个星期，家永三郎先生获得了部分胜诉。
调查研究结果
向法庭提交的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日本、中国、苏联、美国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专著和论文有数十件，其中日本研究者的成果占大多数。上海出生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最早揭露美国政府掩盖日军细菌战的文章也在提交论文之中。
但是在所有证据材料中，富有独特史料价值和人性魅力的是28副原告本人和志愿调查者手绘的受害地地图、辩护团摄制的180名原告的肖像、和每位原告的受害申述书。
结尾
已经东京地方法院全面认定的，原告团1997年第一次与1999年第二次提交的诉状中申述的受害事实，包括遇难者的人数，是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和平运动人士，包括学者、律师、记者等20多次到中国各受害地调查，与中国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当地志愿者通力合作调查的结果。在受害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数百名不闻于世的老百姓，其中大多是农民，组成调查会，多数花的自己的钱，风里来雨里去，前后六、七个年头，调查整理出了这一万多遇难者的名册，其中湖南常德7643人，为受难的父老乡亲们留下了姓名。
在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中，有关各地区的受害历史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如此系统、详尽的整理，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些拼起来的碎片似千万条线索勾勒出一幅大图像的轮廓，和其中大片余下的空白。有专家估计，在中国日本细菌战的受害人口可达一百万以上。这部跨国数代万家共书的历史还要写下去。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得进步的机会。
百年伤痕
王 选 原载2004年《南方周末》
1942年日军在浙江、江西两省实施的细菌战，从动用的人员、设备、使用的菌种、攻击的区域等来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统帅部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定反击。因美军飞机袭击后大部分在浙江、江西两省的中国军用机场降落，日军统帅部即于4月末开始发动“浙赣战役”，下令日军13军和11军所属部队，分别从杭州和南昌顺浙赣沿线夹攻，摧毁沿途的中国军用机场和军事力量。为了阻碍中国方面日后修复机场，日军在撤退时在机场周围等地区，大规模地散布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细菌。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战役后期6月中起，日军13军战病人数突增为前期的5~6倍，至9月战役结束，达10000人。日军人员经免疫注射，且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当时中国人均医生为80000：1（据日本东亚研究所1939年的调查报告），当地老百姓，懵懂无知，又兵荒马乱，遇难者不计其数。
根据这次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日军13军司令中将泽田茂战后公开出版的日记记载，此人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他在同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如果这就是泽田茂当年预见到“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伤痕”的原因的话，可谓不幸言中。
细菌战诉讼中，中国原告提出谢罪赔偿要求的损害之一，就是
细菌战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原告方证人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就此向法庭作证。她运用在湖南常德各受害地田野调查中采集的民谣，和当地受害者接受调查时述说中使用的语汇进行分析，使人们看到了深深刻在中国老百姓内心的细菌战记忆的恐怖和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诉讼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举其一例，一名原告因细菌战童年丧母，哀不能已，吟歌而泣：“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家眷不敢进门。路短人稀无人走，家家户户关紧门。我爹爹去外三呼请不进，家家户户回硬信。我爹爹叫得没得法，拖把挖锄堂屋挖。一挖一哭好伤心，当时昏倒地下沉。我儿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我全家五口一路行，一无兄来二无地，三无姐姐无妹妹，我爹死了，我又靠谁人。二伯伯听了没有法，邀了两个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后埋人，丢了匣子就转身。匣子未盖就转身，我儿没法要是掩不住，狗衔灵。把妈妈的匣子掩住我儿就转身，哭哭涕涕回家门。……我儿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泪珠滚，沉到地下见阎君。天是我的屋，地是我的铺。枕我的手膀子，盖我的肋巴骨。”
这位原告自编的诗歌中讲述的当时受害的具体情景，也是原告方另一位证人日本立教大学上田信教授的作证内容。上田信是日本历史社会学界的新星，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他以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受害为例，分析细菌战鼠疫通过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传播不断造成伤害，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与普通武器的一个特征，是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社会文化的破坏，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立即得到修复，还会长久持续。
2000年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联合义乌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民间集资，当年的市长又让民政局拨款15万元，在日军进行过活体解剖的地点建了一座细菌战鼠疫受难同胞纪念碑亭。纪念碑上刻着他们调查证实的1100多位受害者的名字。一群普通农民的名字刻在公共纪念物上，作为历史人物受到纪念，在中国也许还不多。许多受害者原来没有坟墓，这座简朴的建筑物，成为当地人追忆共同的以往，凭吊逝者，寄托哀思的公共文化场所。清明冬至，灾难中失去双亲，沦为孤儿的幸存者在碑前亭下的人群中寻得归属。这里是他们在阳光下，敞开心怀，仰望蓝天白云的地方。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的民族的灾难，也是构成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家庭的灾难，构成这个民族的许许多多个人的灾难。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能解决各种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又怎么对待这段历史。这个历史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历史，也是亿万中国人个人的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
侵略军将领泽田茂的“先见”，使得现在一些把历史问题的解决简化为道歉次数和方式的讨论，显得对百姓生命轻描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