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1年冬天日军实施的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桃源县小村庄李家湾也未能幸免。该村于1942年5月爆发肺鼠疫，导致16人死亡。李家湾鼠疫流行事件的起因是村民李佑生在鼠疫流行的常德城内染疫后翻越城墙潜回该村，再传染给亲友邻居。李佑生没有被注射疫苗就进了城，然后又能逃避检疫，是因为常德的防疫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幸而湘西防疫处采取了及时的隔离管制和救治措施，才避免了这场灾难的进一步扩大。
A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plague incident in the Lijiawan Village in 1942
LUO Yun-sheng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ecturer, Master of History )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1941 , Japanese germ warfare made a plague in Changde Region. A small village of Taoyuan named Lijiawan was drawn into the disaster in 1942. Sixteen villagers were dead in the plague. The plague was spread from Changde to Lijiawan because a villager named Li Yousheng was infected in Changde and then slipped back his hom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section of Xiangxi timely isolated the village, carried out quarantine and treated the patients. Thereafter the plague was controlled.
1941年冬天日军实施的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历时两年的鼠疫大流行。这场前所未有的鼠疫不久即扩散到邻近地区。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今属马鬃岭乡吉安村）是一处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距桃源县城有数十里，却在1942年夏被卷入了这场灾难，先后有16人死于这场恶疫。这是一起典型的鼠疫较远距离传播且造成许多人染疫死亡的事件，今天再对它进行考察，分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厘清事实，使之成为一段信史，应足以警醒世人，教育后代。
一、李家湾鼠疫流行事件的背景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对常德实施了鼠疫细菌攻击，七天后常德城里陆续发现鼠疫病人。次年3月后再度发现更多的鼠疫患者。在鼠疫爆发流行之后，地方政府成立了常德防疫处等机构，组织实施防治工作。从常德到桃源相距仅四十五里，水路也只九十里，交通便利，鼠疫向桃源传播极易。4月，桃源县城发现疫鼠，鼠疫有向各方蔓延的危险。于是将常德防疫处扩组为湘西防疫处，并在桃源设立分处。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对鼠疫的防治是较为及时的、成效较大的。但是，当时的防治工作有不少困难和不足的地方，结果未能避免常德城的鼠疫向李家湾扩散。
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存在不足，技术力量和党政军三方面未能做到密切协作。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指出：“防疫工作之实施，实为技术的高级技术人员必须实际参加行政工作，将设计、指导及实施三部工作打成一片，然后技术设计得以彻底执行。”[1] 1941年11月成立常德防疫处时，以专员兼任处长负责主持，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情报、纠察、补给、防疫等七股，各股负责人多由当地党政机关高级人员及商会代表兼任。另由各方面高级卫生技术人员联合组织“设计委员会”，他们不兼防疫处的职务。这就把防疫工作分成行政与技术两部分。而设计委员又是中央及地方卫生机构高级人员兼任，多因本身职务繁重，不能久驻常德，导致一度无人主持或互相推诿的事情发生，影响防疫工作的开展。又另设隔离医院和留验所，由县卫生院院长兼任，也无专人负责。这种不足在鼠疫传至桃源后才有较大改进。
第二，在经费保障方面存在不足。常德防疫处成立后并无固定预算，所需经费由地方捐募及征收捕鼠捐而来。据容启荣所说，当常德发生鼠疫时，湖南省当年预算的防疫费七万余元已经支付将罄。因事情紧急，省政府先拨款二万元，卫生署又拨发三万元，作为常德防疫费用。经费奇缺，使防疫工作难以开展。1942年后鼠疫再度流行并蔓延至桃源。经多方催请，6月15日省政府预算的防疫费才增至七十万元。[1] 在此期间李家湾鼠疫事件已经发生。
第三，在检疫纠察方面存在不足。常德防疫处于1942年3月13日的会议决议：对往来常德之船舶货物实行管制；在本埠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对往来旅客施行检疫，行李货物经检视后才放行。发现肺鼠疫后，4月11日设计委员会又提出：调派士兵二百名，请专家训练，以加强检疫工作；学校停课，旅馆、剧院、澡堂、饮食店、妓院及各公共场所停业一周以防传染。此案在4月14日常德防疫处全体会议上被通过。4月18日设计委员会又提出：疫区学校迁移，戏院、电影院、浴堂次日停业，候命复业。[2] 不仅停业的单位、场所不够明确，旅馆、饮食店先是停业，后又不被停业，而且检疫和注射疫苗工作效果不大，规避者很多，[2]375 再者纠察队只有两连士兵二百名。[1] 在此情形下，偌大的常德城里进来几个外县人再出城，却未经检疫，就是轻易的事了。
二、李家湾村民李佑生的染疫过程考辨
督导防疫工作的容启荣在《报告书》中指出，因常德检疫工作未臻完善，于本年5月初蔓延至桃源县属莫林乡。不过，有关李佑生染疫过程的现有史料不多，而且有一些抵牾，有必要进行考辨，以还原历史事实。
第一，关于李佑生的进城缘由。对李家湾村民李佑生为何进城，各方面资料说法不尽一致。龚积刚《1941年常德细菌战始末》载：“在战争的艰难日子里，李佑生仍在外经商，为一家生计奔波。5月初一天，他住进常德城一家熟识的旅店，盘算着办点什么货回乡。”文中还有李佑生的答话，说进城时花一元钱买了张注射证。[3]此处说明他进了城而未注射疫苗，对进城缘由却说得很含糊。罗永常《1942年鼠疫在桃源流行情况综述》载：1942年5月3日清晨，桃源县莫林乡吉安保的李佑生，贩了近二十头猪到常德去卖。他来到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交了货，找了家旅馆住下来。[3]42-43此处说明了进城缘由，却未提他是怎么进城的。邓一韪的回忆材料《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上说：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3]78此处说是贩布而来，他买注射证是为了出境，也未说明他是怎么进城的。1942年6月11日《大公报》的一篇通讯（署名彭河清）登载：据调查发生原因，系一布贩，由常德带病返家。[3]134 罗永常先生之说虽然生动具体，但稍嫌夸张，有碍情理，引人生疑。而且该文另一处说李佑生一只腿在大革命时期负伤后变得有些瘸，只得贩猪卖布为生。邓一韪和彭河清皆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其说应为可信，即李佑生是贩布而来常德，进城时并未遇到严密的检疫和注射疫苗，时间是5月3日。
第二，关于李佑生的染疫途径。据容启荣的《报告书》，李佑生是5月4日在常德染疫的。龚积刚的《始末》具体记载：次日，李佑生在城里采办货物，忽然觉得有点头痛脑热。他赶紧回到旅馆，要了碗姜汤喝，蒙头躺下。罗永常的《综述》记载更详细：次日（5月4日），李佑生在城里转悠，想办点货回家。此时他听说城里闹鼠瘟，想顺便看看热闹。便在城里东走走，西逛逛，磨蹭了一上午。谁知到了下午，就觉得身体不适。邓一韪的回忆文章说，李佑生是来贩布。据此则应是在城里走街串巷做买卖时染疫的。而《大公报》的文章只说他由常德带病返家。诸种说法都说明，李佑生是在常德城里四处走动做买卖而感染的。然而，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报》的《被细菌武器侵袭时的常德》一文中说，桃源的一个布贩子在常德关庙街歇了两晚，回家后得鼠疫死了。[3]142此说与前述大异，关庙街是重疫区，染上鼠疫是可以相信的，只是住上两晚的说法却与其他多处资料?的染疫当晚就离城而去相矛盾。当然，李佑生也有可能是在关庙街的旅馆住宿时被鼠疫跳蚤叮咬而染疫的，此为一说。
第三，关于李佑生的离城回乡。容启荣的《报告书》说李佑生是“潜返故乡”的。龚积刚的《始末》说：李佑生怕别人把他当作鼠疫病人，就挨到晚上，悄悄离开旅馆，避开城门，沿城根向西找到一个城墙豁口，翻墙而过，连夜从河街里离城而去。罗永常的《综述》也说：李佑生熬到夜里，打算回家。他来到大西门，见有军警把守，进出的人都要打预防针，就想躲避。他绕着城墙走了三四里路，见有一处缺口便翻墙出城，沿河而去。鸡叫头遍时，他回到李家湾。但邓一韪的回忆文章说：李佑生怕被发现送进隔离医院，于当夜雇舟潜行返家。未说怎么出城的，且雇舟之说恐属听闻。据上述资料，李佑生是染疫当晚离城回乡的，未被检疫和纠察人员发现，终于使恶疫扩散到了李家湾。
三、鼠疫在李家湾的传播及其后果
如上所述，5月4日晚李佑生回到李家湾后，不久病倒。容启荣的《报告书》称：李佑生于10日身死。近年龚积刚的《始末》说：回家后的第二天，李佑生就病倒了。他畏寒发热，腹股沟淋巴结肿胀疼痛，呈明显的腺鼠疫症状，没过几天就死了。罗永常的《综述》说：李佑生回家后，次日下午便病倒了，第三天就咽了气。邓一韪的回忆文章说：李佑生返家后第三天就死了。《大公报》的文章说李佑生于农历三月二十日返家，二十六日病死。此处相隔六天，与容启荣的说法相吻合。可信李佑生是10日死亡的。
鼠疫传染极烈，尤以肺鼠疫为最危险。而据龚积刚的《始末》，李佑生在死前已呈明显的肺鼠疫症状，表现为剧烈咳嗽、呼吸困难、口吐血沫、皮肤青紫。幸存者李佑生的二女儿李玉仙也回忆说：“当我赶回娘家一看，发现父亲已经不行了，话也讲不出来了，眼睛也直了，嘴里吐着血沫。”[3]81肺鼠疫通过空气传播极易，速度很快，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2]369容启荣也指出，由腺鼠疫转成肺鼠疫就能直接由人传人，所以导致互相接触的亲友、邻居相继染疫，死亡共达十六人。例如：与李佑生家仅一沟之隔的堂兄李耀金在李佑生病倒之后，把堂弟背到十几里外的漆河找郎中开药；在李佑生死后又为李佑生抹洗血水血痰，结果李耀金也跟着发病而死。
这十六名死难者列表如下表：
表1 ：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死者情况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发病日期
死亡日期
传染原因
备注
李佑生
男
40以上
5月5日
5月10日
在常德染疫
李耀金
男
50以上
5月13日
5月15日
佑生隔壁邻居
李佑生妻
女
40以上
5月13日
5月19日
侍其夫
李耀金妻
女
50以上
5月16日
5月21日
侍其夫
李耀金次子
男
21
5月16日
5月20日
侍其父
李耀金姊
女
50以上
不明
5月21日
探视李耀金
李耀金姑母
女
74
不明
5月21日
探视
李佑生长子李新陔
男
20以上
5月18日
5月21日
侍其父母
李佑生子李惠陔
男
16
5月18日
5月21日
侍其父母
李佑生长女李桃仙
女
20以上
5月18日
5月21日
探视娘家得病
已嫁
李耀金幼子
男
11
5月20日
5月22日
李润宫
男
23
5月20日
5月24日
耀金隔壁邻居
李新陔妻
女
20以上
5月23日
5月24日
侍其夫
李桃仙之婆
女
50
5月23日
5月26日
李氏回家传染
向国恒
男
32
5月23日
5月25日
曾探视李佑生
李佑生次媳妇义母
女
50以上
5月27日
5月30日
曾探视李家
本表资料来源：容启荣报告书及《辛巳劫难》有关资料。
据容启荣的《报告书》，这次桃源莫林乡的肺鼠疫流行，所有病例均经详细调查并施行细菌检验证实。据罗永常《综述》，此次李家湾爆发鼠疫，染疫二十六人，死亡十六人，有十人死里逃生。
鼠疫在李家湾的迅猛流行，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了剧烈影响。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小小的李家湾被鼠疫夺走了十六条人命。据李玉仙的回忆，他们的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得惨，葬事无人操办，棺椁无人抬，就是那些常年“捉鬼拿神”的道士们也不敢到李家湾来。周围方圆十里的人，只要听到“李家湾”三个字，都吓得毛根直竖。[3]82防疫队把李家湾隔离管制之后，居民两三个月无法与外界往来，日常生活断了来源，整个夏季的生产也荒废了。[4]
四、李家湾疫情的成功控制
李家湾鼠疫疫情发生后，湘西防疫处立刻调派二十四名防疫队员，以及一排武装士兵急速赶往疫区。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等人随后前往陬市及桃源县城督导防治。5月25日，防疫队到达李家湾。在当时的桃源县政府的协助下，武装士兵迅速封锁疫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切断了李家湾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三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防疫人员立即处理尸体、封闭病家并消毒、抢救病人，并将所有幸存者集中起来留验检疫。几天后，防疫人员开始在莫林乡一人不漏地注射鼠疫疫苗。[3]46当时的桃源县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对全县人口挨户注射鼠疫疫苗。民众因恐惧疫病蔓延，均能合作。[3]135
这次防疫工作是比较成功的，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大。至5月底止，《疫情旬报》说：莫林乡仍为“死亡十六人，现有患者十人”。[3]1286月上旬湘西鼠疫疫势下降，至当年10月，容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称：“相继染疫死亡者共十六人。幸发现较早，管制及时，又正值夏令，未致扩大流行，自5月27日后无新病例发现。”直至1943年11月，《疫情旬报》还说：“桃源县自三十一年五月发现肺鼠疫十六例后，迄今未再有病例发生之报告。”[3]130
这场恶疫总算结束了，但日军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常德作战，对常德区域各地城乡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在中国军民的浴血抗战之后，人们对此前的鼠疫流行似乎不再关注。但是，历史是不容忘却的，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对李家湾村造成的创伤在数十年后再度浮出水面，并且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重要史实之一。
参考文献：
[1]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10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4-3-6。
[2]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364?374页。
[3] 邢祁、陈大雅：《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20页。
[4] 详见拙文：《侵华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2）: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