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鼠疫的传播与社会生活
细菌战的受害如此惨烈，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到底是怎样传播的?
前面讲过，鼠疫的传播与原有的社会生活结构相关联，这里想具体地分析一下。
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与鼠疫传播
Skinner在分析革命以前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时，认为对市场的理解是一个关键。他基于对四川和东南一带的调查，把市场分为了三类(1)。
首先，是位于中心村落或小镇上的“标准市场”，这大致相当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初级市场”。这里不仅向农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提供农业生产及生活所需的服务，还收购农副产品，在三类市场当中，是农产品向外向上流动的起点，也是日用工业品向下向内流动的终点。农民的社交，通婚，结社等社会生活的范围往往与标准市场圈相重合。
其次，是位于乡镇以至小县城的“中间市场”，这相当于费先生所说的“中级市场”。这里是标准市场和中心市场的联结点，是各种物资流动的中转站。一个中间市场圈内存在着许多标准市场，也就是说，镇的周围有许多要到这个镇上去赶集卖货买东西的村子。
最后，是位于县城或中小城市的“中心市场”，这里有许多批发店，地区内各个中间市场收购来的大量农副产品通过这里运往外地，而外地运来的各种产品亦是从这里运往各个乡镇和村落(2)。
常德地区的市场经济结构与Skinner的分析非常吻合。
当时常德县城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大约有六万人口，不仅是区域内的中心市场，而且是联结汉族居多的东南中国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是大区域间流通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生产的谷物，棉花，洞庭湖水域的水产品等，经由常德县城销往湖北，四川，贵州等地。而湖北的盐，贵州、江西和湘西的山货、木材也经由这里运往湖南以至东南中国各地。
常德县下辖三十二个乡镇(3)，各自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从距县城的远近以及镇的主要特征看，又可以把这些镇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靠近县城的城边镇。这些镇，虽然本身也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但由于离城近，所以区域内的居民进城频繁，直接到城里去卖货购物办事。
二是离县城较远的镇，其特点是作为中间市场的作用非常明显，被当地人称为“十大名镇”的十个大镇就是如此。这里面，更有个别的大镇，不仅是周围村落的，甚至是周围镇的中心，发挥着类似中心市场的功能。前面讲到的丁长发家所在的石公桥镇，就是这样的镇。
这里我想稍微仔细地介绍一下石公桥镇，使读者对这个地区的小城镇有些具体的印象。当年，石公桥镇大约有两千居民，商家店铺二百左右。该镇的黄岳峰和王华璋两位老人，为我仔细地回想了镇里的商家店铺数。仅从其类别和数目，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镇的繁华。据他们讲，镇上的铺子一般都从常德进货，虽然偶尔也有去长沙或汉口等大城市进货的。
南货店 十五～二十 百货店 十六～二十 粮鱼山货花纱 二十～二十五
绸缎庄 八～十 鱼具店 一 文具店 四
中药店 九～十二 酒店 五～六 饮食店 二十五～三十
茶馆 十～十五 牛行 二～三 猪行 二～三
屠行肉铺十～十二 豆腐店 二～三 理发店 六
裁缝店 八 银器店 二 洗染店 二
铁匠铺 四～五 篾器店 十三～十五 木器店 十一
赌场 二 剧院 二 旅店客栈 四～五
三是地处交通要道上镇。特别是位于常德与外界联结的必经之路的镇，过往商人，军队，逃难民等流动人口很多。
就这样，城、镇、乡的各级市场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区域的流通性网络，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较为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使得这个流通网络总是处于高度运转当中，也就是说，城乡间的物流频繁，人口往来多。细菌战发生后，这个流通格局很不幸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顺着人流物流，鼠疫迅速地从城镇传向了乡间各地。
很多人在受害陈述书中讲得很具体，“去了镇上卖鸡蛋”“卖菜”“卖棉花”“卖鱼”“买织布的棉线”“买咸盐”，或者，“去了常德县城进货”“卖货”等等，染上病的。这些证言，生动地证实了鼠疫确实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传播的。
这里，简单地介绍几个事例。
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村离常德县城二十多公里，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民李佑生做贩猪生意，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将收购的猪赶到常德城里去卖，不幸染上鼠疫，回到村里就死了。之后，家人和族人共计死了十六人(李佑生的孙子李宏华<一九三一年生>讲述。李家湾村的鼠疫在国民政府的档案上留有记载)(4)。
河伏镇合兴村离常德城仅二公里，村民李伯生常年来往于城乡间，行商卖酒。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天，李从常德回家途中，突然发高烧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发现，将其抬回家中，已不省人事，喂药不进，高烧不退，浑身抽筋，于翌日下午口吐乌血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八岁。李死后，为他办丧事的亲友几乎全部相继死去，做道场的道公(居家道士)也没能逃此厄运。这个只有五十六人的小村庄，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死了十七人(合兴村民胡蓉仙<一九○八年生>讲述)。
一九四二年十月，韩公渡镇牛牯陂村民高万云去石公桥镇卖棉花回来后，头痛发烧，时冷时热，两天后病情加剧，全身出现紫色斑点，口吐白沫，死去了。随后，万云的父亲，二哥和弟弟妹妹也死去。大约半个月内，帮助高家料理后事的高氏族人及邻居相继有三十多人染病丧生(高万云的孙子高明顺<一九四三年生>讲述。当年，牛牯陂村除由高万云引起的连锁性死亡外，还有其他的传染源, 共计鼠疫死亡二百零三人)。
前面提到的周士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的妻子和女儿也死于鼠疫。他家离石公桥有七公里,一九四二年十月，肖的妻子去石公桥镇卖棉线，回到家后发病，翌日死亡，只有半岁的女儿也死去了(肖宋成<一九一○年生>讲述)。
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与鼠疫传播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商业活动，其他还有许多事由。比如，走亲戚，看戏，到庙里上香，看病等。另外，有许多农村人长期滞留在城镇里做工，利用农闲短期进城做工的也很多。
这些做工的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是体力劳动者。这有几种工作，一是“挑河水的”，当时常德城里没有上水道，吃水靠绕城的沅江，挑河水挨家出售是一项容纳大批劳动力的工作。二是“挑水的”，这是作坊和商家雇用的专用挑水工。三是“搬运工”，当时水上运输发达，货物基本上都走水运，有不少人在码头上当挑夫。
第二是手工作坊和商家的“帮工”。在常德城内及一些大镇，除了商家餐馆酒店旅店外，还有不少小手工作坊，生产诸如米粉、酒、酱油、木器家具、袜子、鞋子等产品。这些作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场”的方式，后面的作坊生产前面的店铺出售。这些小本经营的作坊，多雇用农村来的临时工。
三是小商小贩，卖烟酒糖果等。有沿街叫卖的，也有搭个小棚定点卖的。
四是久居城里，有了较为固定职业的人。比如，在店铺里当经理会计，在富人家当管家，或者挣到了自己的店铺和作坊等。
无论是做什么的，人们都会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除清明、中元、春节等节日要返乡之外，遇到本人或亲属的婚丧嫁娶，生小孩子等事情，也是要回乡下老家的。并且按照习惯，生病了，尤其是临终前，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
鼠疫发生后，有不少在城镇里染了病的人被护送回了家乡。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乡村的鼠疫大流行。上期讲的伍家坪村的鼠疫,就是由在常德挑河水的朱堂儿引起的。这样的事例当然不止伍家坪一村，其他还有许多。
这里再介绍两例。
东郊乡易家湾村离县城不到一公里，村民们以种水稻为主，兼种些棉花。因离城区近，所以大部分劳力农闲时去城里做工，主要是挑河水和在码头当搬运工。当有人家办丧事时，会被临时雇用做殡葬。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城北丹阳楼饭馆主人的母亲突然死亡，死时全身乌黑，人称“乌鸦症”。村民易孝荣等八人被雇用帮助打点丧事。八月三十日，孝荣首先发病被送回村，翌日死亡。之后，其他人也陆续病倒回村，在村内死亡。这引起了他们的家人亲属的相继死亡，这个十二户四十六人的小村子，一个星期之内死去了十二人(易孝信<一九三三年生>讲述)。
离县城大约十公里左右的聂家桥乡先锋村民戴加宽在城内行商卖杂货，他的父亲道南在香烟作坊当帮工。一九四二年五月底，加宽突然病倒死亡。之后，道南也得了同样的病，他怕死在外边被火化，急忙带病回家。道南的妹夫等亲戚三人来看望，三人都病倒病死于戴家。之后，戴家的亲人和邻居以同样的病状死去十一人。一九四四年，在常德布店里当帮工的道南三弟道理又突然死去，而且，家里剩下的唯一男人四弟道远也染上同样的病。家里人为了抢救道远,八方寻药，经九个月的中草药治疗才使之死里逃生。为了安葬死者以及道远的治疗，戴家耗尽了全部财产，卖掉了三栋房子二十多亩地。
而这期间，先锋村大量死人，老人们说前后大约死了二百多人。但《死亡者名册》上仅登录到七十几人，因许多人家都死成了绝户，准确死亡人数已无法计算 (戴道远的孙子戴慧辐<一九四八年生>讲述)。
文化习俗与鼠疫传播
从以上的事例当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鼠疫的传播与这个地区的一些文化习俗亦有很大关系。
第一， 同族聚居以及浓密的亲属交往，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温床。
如蔡家湾、易家湾等村名所显示的，这一带的村庄多是同姓村，村落是由一个宗族或其分枝形成的。同居一处的父系血缘亲属之间，生活上相帮危难时相助，一户出了重病人，不仅是家里人，族人也会来帮助护理，举办丧事时也是举族参加。所以，一人一户染上了鼠疫，往往一村一族都会被波及。另外，姻亲间的相互来往，使得鼠疫跨越村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横行肆虐。
鼠疫使亲属间的纽带变成了死亡的传送带, 这不能不另人感到悲哀。
第二，有关死的文化习俗客观上助长了鼠疫的传播。
死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天敌，是人产生痛苦与恐惧等感情的最深层根源，所以每个民族或社会集团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出一套化解死，理解死，升华死的文化和信仰。
常德人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死的观念和应对死的惯习。
比如，前面讲的临终前回到家乡，死在故里的习惯。另外，重葬的习俗，族人亲朋聚集一堂，为死者顺利通过阴间转生阳世而盛大地举行葬礼及超度亡魂的道场。还有，土葬的观念，以入土为安。这些习俗，从后果上来说都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环境。
第三，传统的身体观念和医疗观念与防疫对策相抵触。
阅读陈述书时，我对常德城里人努力“保全尸”和“躲防疫针”的行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保全尸”，就是遗属们千方百计地保护遗体使之不被解剖。当时人们相信，只要被送进隔离医院，死了之后身体肯定要被解剖。被解剖了的身体就不完整了，没有办法转世再生。受这种传统的身体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人们千方百计要躲开政府规定的有关家里出现患者要报告、送隔离医院等一系列防疫措施，为此，不仅要避开保甲长和警察的监视，甚至死了人连邻居也不让知道。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半夜雇小船将死者运往墓地，有的把死去的孩子装扮成睡着的样子放在筐里趁躲日本飞机轰炸的人群挑出城外，还有的是把死去的老人放在货物下面偷运出去。
对打防疫针，人们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当时有许多传言。比如，说打了防疫针男人就没了男人气，女人不再会生孩子，小孩子长不大，等等。前面提到的桃源县的李佑生，就是为了躲避防疫针而特意绕开城门口的防疫站从城墙的破洞进城的。
这里，我决不想简单地批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或者落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环境的综合性产物，是适宜于民众的生活而发生的。文化不能以科学的或其他的什么外来的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和取舍。我想强调的是，战争破坏的连锁性，战争具有的外在破坏力与原有的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就可以造成战争暴力的新的连锁，使破坏进一步扩大，带来许多间接性破坏后果。
５．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在当地也有许多居民不知曾有其事。
这些现象值得引起深思。这背后是有着许多原因的。
长期以来许多农村受害区域不知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
“日军细菌战受害”这一词汇，在常德也是近几年才广为人知。许多人在陈述书中，还是习惯性地将那场灾难称为“人瘟”“瘟疫”或“ 黑死病”“乌鸦症”，后两种称呼多半是由鼠疫患者临死前身体肿胀变乌紫发黑而来的。我了解到，在许多受害地区，尤其是农村，直到诉讼被广为人知，人们才知道那场灾难是由日军的细菌战引起的。
关于这一点，在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当中，有几种情况。
一是当时就知道所发生的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也知道鼠疫是日本军队投放的。这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少数，其多为城内的居民。
二是到诉讼为止，只听说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但并不知鼠疫的根源从何而来。这在一部分发生了鼠疫的小镇较为多见。
三是连发生的是鼠疫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其缘由了。这一般是在农村。
在这些地区，面对着大量死亡的景象，人们惊愕、悲痛、肝肠寸断，却不知怎样去解释和应付眼前的现实，于是就动用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知识，作出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很多人家最先的反应是利用传统的医治方法，如“烧灯火”，就是将治病的符烧掉后，把纸灰给病人冲服；或者“吸脚后跟”， 用针在患者的脚后跟处扎眼，家人亲属对其用嘴吸出“体内淤血”；还有的用青蛙、鲫鱼、蛇等“凉性生物”放在患者腹部，为其解热；也有给病人服用艾蒿、蓼辣子、雄黄、甚至生石灰等，为之解毒。
有的人家以为，患了“人瘟”，是因为死鬼恶灵附了体，就把“香姑”(巫婆)道公请到家中驱鬼逐灵。有的村里村民们认为死了这么多人是庙里神灵不再显灵的过，怨恨的人们甚至砸了神龛。有的宗族以为是祖宗风水不好而引起的，于是砍倒了祖坟前的风水树。
很普遍的现象是染了鼠疫的人家和村落往往遭到周围的歧视，乡亲邻里们说他们是“犯了煞”，前世恶行修的果，对其躲而避之，有女儿也不愿许嫁给他们。
因此，遭受了鼠疫之害的村落在其后几十年也很难重新兴旺起来。在这方面，伍家坪村就是个很典型的事例。这种由不知情而带来的歧视，可以说，是许多受害家庭和遗属不愿在人面前重提那段悲伤往事而将其藏于内心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文字记录与历史事实之间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二十几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三十七名死者的记录(5)，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三十七名之外，调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登录的受害者人数是二百九十七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三十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为一千零一十八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虽然这里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
仅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这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下上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也无收获，后在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中，看到了转载的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里的寥寥数语，“常德境内之周家店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以湘北战事复起，未获续报”(6) 。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由于前面所谈到的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其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其间住房被封闭甚至被焚毁，使一些人家失去生活的基础，这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7)。
就施行预防注射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国民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起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比如，可以看到如下的史料(8)。
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发给常德县防疫处的电文中表示，“常德为产粮区域，因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目前鼠疫复趋严重，若不即予扑灭，为患堪虞。”陈诚提出了防疫的八项具体措施，而其基本的执行方法就是依靠军队去强制推行。电文中写道，“由集团军总部协助执行一切”,“所有军民均应强制执行鼠疫注射”，“认为有效时拟不顾一切实行焚烧房屋”。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其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可以说其效果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9)。伯力士不是走形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办法。这些贴切的指摘不是出于中国防疫官员之口，而是来自外籍专家，这是很另人回味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四一年十一月起至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是不佳的。比如，可以看到防疫注射进行了大年半时，城内的注射率才刚刚达到三分之一。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６．结语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描写了中日间战争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他的视线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10)。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是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他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11)。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做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中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12)。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作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注:
(1)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Ⅰ,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pp.3-43.
(2) 费孝通《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八一～一八三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3) 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民国档案，44―3―183、「常??警察局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状??表」。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372-706，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五～六页。
(5) 容启荣前报告书附<常德鼠疫患者经过情形一览表>。
(6) 邢祁、陈大雅编《辛巳劫难 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三○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7) 容启荣前报告书，九～一○页。
(8) 常?市武陵区档案??民国档案168―00064、「常??防疫?三十一年度第三次会???」中?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9) 见松村高夫<湖南常德细菌作战>，松村高夫编《战争与瘟疫――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二二五～二八二页，日本书之友社，一九九七年。
(10)白石喜彦《石川达三的战争小说》一一六～一二○页，日本翰林书房，二○○三年。
(11)笠原十九司<从日本的文学作品看南京大屠杀>，笠原十九司编《记忆的比较文化论》七五～一二○页，日本柏书房，二○○三年。
(12) Rabbi Abraham Cooper，国际研讨会编委会编《寻求<记忆>的共有》六七～六八页，日本树花社，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