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中日双方充分地进行交流。

  她以另外的形式关注一个历史片断的复原与保存。


  10月28日,王选将再次出现在日本法庭上。

  10月19日,上海,世纪苑王选的家中。站在记者面前的王选,初看起来是个十分柔弱瘦小的女人,但是一谈起关于对日诉讼的事,王选立即就变成了一个锋芒毕露的斗士。她说:“我并不仇恨日本,也不是盲目的反日分子。”

  整个采访过程,王选不断地被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电话所打断,她解释,马上又要开庭了,大家都很关注。本报的一篇通讯《隐居深山老林半世纪如今联络王选诉悲情》,报道半个世纪前苍南人郑仁昌被日军狼狗咬去半张脸的悲惨遭遇,引起了王选关注。在王选家中,她和记者专门讨论如何为半脸人和日本人打这场官司。

  侵华日军细菌战二审第八次开庭将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举行,王选作为中国原告团团长,将会再次出现在原告席上。美国著名现代史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曾经说过:“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从官司开始到今天,王选已经记不清楚为这场官司往返日本与中国多少次了。用王选自己的话说,坐去日本的飞机比坐公共汽车的次数还多。在王选的书房里,堆满了方便面、咸鸭蛋、八宝粥之类的方便食品,“这些都是准备开庭时带到日本作为主食的,我们的经费很有限。”这些话背后隐含的是王选的艰辛。

  日本人撤退经过金乡

  王选说,她早就从记者发给她的电子邮件与《温州都市报》电子版以及其他新闻网站上,详细了解到苍南半脸人郑仁昌的不幸遭遇,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不过在对日提起诉讼前要先调查到第一手资料,比方当时日本部队在苍南的驻军地点,文献资料上记载的驻军部队编号和人数等,她还建议通过苍南当地的县志与老档案查找。有了这些资料做为证据,才能对郑仁昌被日本狼狗咬伤事件进行论证。“对日诉讼团里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像郑仁昌这样尚健在的受害者本身就是一个铁的事实,可以做为一个强有力的人证。”

  为了进一步取证,昨天,记者前往苍南去寻找当时侵华日军在苍南境内活动的一些历史资料。在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记者从《中共浙江省苍南历史大事记》一书中找到了关于当时的一些文字记载:1945年5月27日,占据永嘉的日军为接应从福建北撤的日军,窜至平阳,平阳沦陷后,在6月4日,日军30多人袭击宜山,遭到宜山便衣队阻击,第二天日军分两路进攻宜山,并烧毁宜山区署,此后在6月6日,日本侵略军从福建撤退时,经桥墩、灵溪、平阳北上温州,沿途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自日军撤出平阳的半个月时间内,苍南地区有十八个乡镇遭到日军摧残。《苍南文史资料》第五辑里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更为详细。苍南党史研究室主任苏志平分析说,当时日军撤退从灵溪北上温州时,要经过郑仁昌所在的金乡镇。记者随后又在金乡镇一些村落里进一步采访,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告诉记者:“日本人就是在这次逃窜中,来不及带走狼狗,就将狼狗放出来任其伤害当地百姓。”

  昨天下午,王选女士在上海打电话给记者补充说,日本人对军犬很有感情,也很爱护,当年他们投降后,日军舍不得将军犬杀死,就很有可能将它们放之大山。这些狼狗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它不会去咬日本人,专门咬中国人。第二,日本人不吃狗肉的,这是符合日本人心态和习惯的,所以他们溃败后将狼狗就地杀掉的可能性也是没有。“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他们投降、撤军后将军犬全部带走呢?”王选语气坚决地说:“那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武器全部被收缴,几百万的队伍是人挤人地被遣返本国,哪还顾得上狼狗!”在这样的情况下,郑仁昌就成了日本狼狗撕咬下的一个受害者。王选说,“我们希望有更多像郑仁昌的人站出来,为历史作证。”

  希望通过基金来援助

  历经了在国外诉讼的千辛万苦,王选期望在自己的国土上继续诉讼会顺利些。除原案件继续在日开庭审理外,新增官司将转移到国内。此前,浙江省内有四个案件在国内提起诉讼。多年的诉讼过程中,有30个原告已经去世,10多个在住院,余下的年迈力单,跑去日本打官司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资金不足是去日诉讼最现实的限制,到日本去,每个人每次的花费至少在8000元人民币以上。王选说,以前在对日诉讼中,连日本律师的费用也支付不起,甚至是日本律师为中国诉讼团的原告掏路费,国内一些热心的法律工作者也是免费提供支持和帮助。王选因为没钱住宾馆,经常睡在日本好心的律师办公桌上,异常艰辛地坚持打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她告诉记者,诉讼团一直都在试着走国内法律途径。目前仅有四个对日诉讼案件在中国提起诉讼,如果证据确凿,郑仁昌这个事情可以成为第五个在国内提起诉讼的案件。

  谈到现实情况,王选无可奈何地说:“从经济上讲,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到日本诉讼。”她告诉记者,浙江部分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在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支持下,经费情况还可以,但另外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费就颇为拮据。

  无论在国外诉讼,还是在国内诉讼,王选说,她都会坚持下去。当然,目前关于半脸人这个案子除了需要取证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经费,“像郑仁昌这样被日本人祸害一生的老人,他根本拿不出诉讼费。”王选说:“我希望能组织建立一个专门为侵华日军受害者服务的基金,成立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社团来协助这些人参与诉讼,为他们筹款,通过法律途径为他们讨公道。”

  提起诉讼能否被受理

  如果郑仁昌要对日提起诉讼,他该具体怎么做?此后,记者联系了中国原告团的浙江律师代表楼献先生,楼律师说:“半脸人的情况我知道,并且一直在关注,他应该写好诉状,在浙江省高院提起诉讼。但也有可能被驳回,或许今后诉讼的路会很漫长。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赔钱,而是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真相,侵华战争中,他们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这是尊严问题。”

  如果起诉状提交了,但能否被受理,能否进入诉讼程序,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此前,对日的四个案件起诉后,省高院并没有马上受理。不管怎么样,受害者应该有一条可走的路,对此,王选认为,从国内法律来看,受害地在国内,日军犯罪地在国内,国内的法院应该可以受理,而不应该陷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楼献律师告诉记者,对于此前的对日诉讼,省高院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如不能决定则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复。

  如果对日诉讼案可以进入诉讼程序,那么在执行方面,省内有关人士认为,这将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于执行,无论楼献还是王选,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都想到了,但这并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得到一纸公正的判决书才是最根本的。在起诉书的诉讼请求中,也可以看到原告要求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是首要的诉求。

  王选将再到温州调查

  早在2001年8月,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就曾为收集证据,到瓯海区新桥街道高翔村,向当地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任阿眉老人调查日寇细菌战的罪证。当时这位老人感染的皮肤炭疽热,是炭疽热中最轻的一种,经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而温州那时很多人都因为患了炭疽热全身溃烂,痛不欲生。

  在乐清翁土羊的九房村,那里的一些村民甚至曾被日军做为活体试验,这是一段被时间淹没的历史,甚至如今很多土生土长的温州人都已经不知道曾有这样一段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温州境内。“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我曾联系温州医学院的一些教授与学生,试图做一个专门研究温州在日军细菌战中受害者的社会调查。”王选说等到她从日本参加完第八次诉讼后,将抽出时间来温州看看半脸人郑仁昌,然后继续调查温州的这段历史。

  尽管面临着资金、环境等困难,但是来自民间的细菌战原告团仍然一点点地推动着诉讼案的进程,他们搜集的证据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日军细菌战的残酷与无情。

  超越诉讼本身的意义

  据了解,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庭判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败诉。随即,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案件审理进入了二审。两年间,数度开庭,诉讼战进入拉锯状态。据悉,本次开庭原告团做的主要工作是补充提交进一步的证据与证人。

  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一审虽然原告团败诉,但是却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那就是法院认定了日本侵略时细菌战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事实。案件进入对抗而漫长的庭审阶段,但是原告团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从2004年9月2日二审第七次开庭以来,原告团做了大量的搜集证据工作,为第八次开庭做充分的准备。王选先后赴浙江、山东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在各地演讲,宣传细菌战诉讼的意义,今年整个国庆长假,王选都在忙碌之中。

  王选告诉记者:“我并不仇恨日本,也不是盲目的反日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使中日两国能够将历史事件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只有卸下了历史包袱,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显然,王选的目光越过了诉讼案件本身,对她而言,诉讼的结果,甚至包括诉讼本身都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能让中日双方充分地进行交流。

  她以另外的形式关注一个历史片断的复原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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