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浙江义乌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1995年，她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制造的死亡工厂中108名受害者诉讼团原告代表。7年间，她为受害者争取人的尊严，向日本政府讨说法进行着艰难的努力。
王选相信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她的使命与生俱来。1995年8月3日，留学日本的王选看到《时代》周刊上一则消息：黑龙江省召开第一届日本731细菌部队国际研讨会，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要求赔偿的3个人来自浙江义乌。研讨会上有两个日本人：松井英介、森正孝。王选辗转找到这两个日本人。11月3日，王选与他们见面。在王选迎向他们时，她不可思议：“历史有时是看得见的。”那一刹那，王选凭直觉“死去的冤魂，活着的受害者将我们绑在一起”。
之后，王选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带着松井英介、森正孝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嵩山村调查取证。“我是义乌人，国仇家恨，没有理由可以推托。”1942年，王选13岁的叔叔及族亲8人死于细菌战。嵩山村把希望寄托在有文化、懂日语、具同样受害背景的王选身上???70岁以上的老人拜托她：“你要帮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要他们赔偿！你是义乌人嘛。”
举世瞩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王选与其他2名中国原告在法庭上，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昨晚7时左右（东京时间8时左右），记者拨通了王选的日本手机，人在东京的王选在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很疲惫。王选告诉记者，她正在宾馆里躺着呢，昨天下午她已经吐了两回，浑身没有劲儿，胃很不舒服，诉讼团的其他人正在开会，她实在坚持不了了，从会场上撤了回来。
5月19日晚，王选一夜没合眼，她一直在琢磨上法庭的演说词。20日早6时半，王选从日本姬路市的家中出发，赶往东京。在新干线车上刚站了一会儿，王选突然胃痉挛，身上没有胃药，她就那么挺着，过了好长一会儿，总算熬过了那段难以名状的苦痛。
坐了近4个小时的车，王选在东京时间中午10时多赶到了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东京时间11时，二审正式开庭，王选是发言的第三名原告，法庭规定每位原告的发言时间是5分钟。因为前两个原告发言时间拖长了，轮到王选时，法官示意控制在3分半钟。“我发现法官在听我们陈诉的时候，不断地在看表，我很生气，所以我的演说词也临时改了许多，我在法庭上说得斩钉截铁，我觉得我把话已说绝了。”王选告诉记者，当时法庭的听众席座无虚席，还有4位专门从加拿大赶来的人权组织成员到庭听审。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王选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得很坚决（一审时她多次在日本法庭上泪流满面），“我们有时候对事件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认识得还不足，那么多人都死了，这是极恶之罪啊！”
按照法律程序，9月30日王选和她的诉讼团还将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参加二审的第二次开庭。王选说，她要用这中间的几个月时间，好好休息一阵子，她太累了，然后她打算再回国继续搜集相关证据。
王选来到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义乌县县长的朱文达老人家中，向这位96岁的日军细菌战目击者采录当年义乌鼠疫流行、民众暴死的惨状。（注：朱文达老人已在2002年春节去世）
2003年5月20日，在东京高等法院的101号法庭上，中国180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旁听位座无虚席。
王选忍着胃痛做原告代表陈述。
法庭的气氛、身体的疲弱和情绪的郁积，让她再一次没能压住心底的愤怒，事先准备的内容没用。她劈头就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个开庭的机会看做新的斗争的起点。之前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定，已经在历史上永远地保留下来……日本必须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才能重新得到因为实行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而在亚洲国家失去的信任。”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十几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选曾这样下决心。
这是自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开始5年多以来的29次庭审。当年第一次开庭，律师提醒她要两眼直视法官。但一开始发言，她就声泪俱下，连准备的文件都看不清楚，女法官也跟着她落泪。以后很多次，因为其他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她都是作为惟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好几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着这个心底有愤慨、胸中有正义、善感而易激动的女性，记者有点儿不信，她会从此不再落泪？
“维护人类生命尊严，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随着去年8月27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一审判决，王选一时成了国内外新闻人物。此前，她已经为这一场多数人认定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奋战了五六年。
王选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了大学，做过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在为谋生而奋斗了几年后，1995年，一个偶然的消息，让她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地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随后翻到的资料更让她震撼。她很快与那几位日本人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她是崇山村人，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历史的存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从小喜欢读小说、写散文的王选，准确地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只有她能和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农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又不知如何做。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这场官司已打了5年。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总有人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做这件事？有人带着猜疑的神情探究：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王选生气，更觉得心痛。“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必须做的。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是对死去同胞的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没有钱，常常陷于孤独，还有家人最初的反对，都没有让她动摇：“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
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在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们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一审判决中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
王选将诉讼过程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记者对王选的采访，是在她为二审开庭而赴日本前夕进行的。这是她今年第4次回国。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每次打电话，她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去大学演讲。她觉得，有了点名气，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事。
那天，与王选约在上海复兴公园见面。看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子脚下生风地走过来，运动鞋，帆布裤，T恤，完全没有化妆，黑黑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掏出2元钱买公园门票进来，说“这是我小时候常来的地方”，然后一气讲了3小时。
大到中日关系，远到汉唐历史，专到哲学、社会学理论，鲜活到周遭的社会现象，她都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做事难，有黯然的神情，但在偶尔发发的牢骚底下，更有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和热诚。诉讼做了5年，180位原告中有25位去世了。她渴望推动的全面的受害者调查，有更多志愿者、学者参加，但进展仍不大。她当然急。
在急切而毫不做作的叙述中，你能看到一个本色的、令人感动的王选：她以学者的方式思考，却更是敏捷的行动派。有强烈的正义感，内心澎湃着激情，足以支撑她东奔西走，不退缩，不居功。虽然忍不住会流泪，却不赞成情绪化举动，只用事实与逻辑说话，按规则做事，将历史和现实分得十分清楚。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为王选感动。
巾帼战士??王选
这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这是一场中国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国际一场时日持久的世纪之诉??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王选女士代表中国108名原告，就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是命运将王选拥戴还是王选在努力改变命运，答案是这两者都有吧！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其父是义乌崇山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参加过上海市高级法院工作。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崇山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人和故乡的情，故乡曾经历经的磨难都深深地烙印在心里。王选留学日本后获得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因而精通英语、日语，深谙日本的国情，良好的教育也使她继承了义乌人刚正、勇为、坚强无畏的精神，形成不计得失、嫉恶如仇、倔强鲜明的优秀个性。这为她日后从事细菌战问题国际研究和对诉讼奠定了功底。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日本的《时代》周刊上获悉故乡三名代表在黑龙江首届细菌战研讨会上提出对细菌战受害索赔时，王选即明白，故乡已吹响战斗号角，呼唤她投入轰轰烈烈对日诉讼事业当中去。
王选的家族（包括叔叔）共8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亲人的亡灵在时刻昭示着冤仇未雪。每当她想起亲人遭受鼠疫摧残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和濒临死亡时绝望无助的情景，每当她目睹故园战火下残存的断垣与废墟依旧，每当她揭开日军一页页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日本政府至今仍在狡辩和抵赖时，都禁不住新仇旧恨齐上心头，怎能不激起王选的义愤？！复仇女神一旦举起法律之利剑，挥向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就让日本反动势力发抖！
自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为调查取证，王选风尘仆仆，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在国内受害各地留下了她无数足印，收集的那一幅幅图片，那一本本资料，那一盘盘调查录音带，堆集成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在日本，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2000年10月，一本历经磨难的书出版了：《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在《中文版谢辞》中，作者用一段话感谢了十多位帮助此书出版的朋友，他的最后最长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最后，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将她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王选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的妻子和我对她的才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180名原告的总代表，担负的责任重于泰山。自1997年起诉以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先后进行了27次开庭审理，最后决定今年（2002年）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这期间，沉重繁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把王选压得透不过气来。27次赴日开庭，犹如排兵布阵，进行27次重大战役，而兵马是一群年愈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啊！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耗尽心血。尤其是诉讼经费，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有时眼看开庭在即，出庭人员出国费用尚未落实，真是一夜间愁白须发。而时间又是诉讼之大敌，27次庭审历经四年多，诉讼没有实质进展，仍遥遥无期，结果难料。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赔偿，使官司拖延下去，原告们却因年老多病渐渐精力不支，时间不济，经济枯竭，纷纷撒手人寰，让王选心急如焚。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场诉讼，通过多年的调查、揭露和奔走呼号，社会各界被动员起来了，给予了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抹杀和掩盖侵略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而世界上正义与进步的力量以及年青的一代，已经开始广泛参与介入，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王选的正义行动。
王选认为，本场诉讼是人类社会对于反人类罪行的正邪较量，人类社会只有在正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决制止和制裁反人类罪行，才能使人类文明发展而免于毁灭，才能真正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用人体进行实验和活体解剖，用人体生产细菌武器，人为地制造致命性的疾病流行，毁灭性地杀伤无辜百姓，破坏自然环境，其残忍恶毒类比二战纳粹实施种族灭绝，是人类文明不可饶恕的罪恶。中华民族有义务追究其反人类的战争责任。为被日军细菌战残害的民族英烈们、无辜的同胞们维护他们的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及子孙们责无旁代的使命。 一部以王选对日诉讼为主题的《故乡的女儿》电视片，荣获中国政府的“彩虹奖”……
一串王选新近挖掘列举出的日军细菌战医学战犯、罪犯战后踪迹的长长的名单，在新华网、人民网上赫然在目，他们还在危害人类吗……
战斗的硝烟没有散去，在王选身边，在我们身边。
细菌战受害者王选：我忧虑的是中国年轻人
主持人林白：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光临TOM访谈，今天（2003年5月19日）的嘉宾是曾经感动中国的奇女子王选，她此刻身在日本东京。明天，也就是5月20日，王选将再次走上日本的法庭，开始细菌战受害者的新一轮诉讼。已经做好准备了吗，王选？
王选：去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之后我们就上诉了，明天将是二审的第一次开庭，原告的法律代理人也就是日本律师会阐述我们上诉的理由，然后有两位来自湖南常德的原告将会发言，最后是我发言。
林白：这次上诉有信心吗?
王选：通过一审我们已经与日本法庭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对事实有了一个共同认识，所以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已经没有分歧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战争责任问题。一审中法官判定的结果跟我们的认识有一定差距，但法官也认定了日本政府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责任根据相关条约应该怎样解决。所以在二审过程中我们可以非常平心静气地以理服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诉讼达到更进一步诉讼。解决这个问题对日本也将是一件好事情，日本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不管怎么说也要把问题解决。
林白：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上个星期宣判，承认事实的同时，驳回了中国毒气弹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请求。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王选：日本法官的讲法比较过份，很牵强，他说中日两国政府已经解决了索赔权的问题，所以虽然认定事实，却不接受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其实中国方面从来也没有放弃民间索赔的权力。这样的判决结果肯定会激起普通中国人的强烈反感。
林白：在明天下午的TOM访谈中，我将采访毒气弹受害者和他们的律师。
网友IS1001：希望王选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你所从事的工作。
王选：我春节的时候到云南去调查细菌战，收获相当大。后来到加拿大参加会议，介绍我们所进行的细菌战诉讼。我花了很多时间组织人力、物力翻译法律文件。非典流行之前我在北京等地的大学举办演讲。最近还要去美国，美国华侨组织了几场大规模的日军暴行展览，还有细菌战展览。最后就是明天要开庭了。
林白：说到非典，王选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有什么看法呢？
王选：我觉得国家新的领导人做了很多工作，国际社会的评价相当高。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措施比较晚，这说明我们对生物灾害的意识比较淡薄，其实细菌战就是生物灾害，它带给人类的威胁是难以想象的。
林白：许多媒体都认为，这次日本防范非典很得力，是因为日本人一向讲究卫生，环境清洁，值得中国人反思和借鉴，你认为呢？
王选：日本人很喜欢干净，不过这与它的自然条件有关，日本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但有一个资源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的，那就是水的资源。日本的水很多，到处都有温泉，而且非常干净。日本湿度很高，人出汗多洗澡就多。其实中国水多的地方，人也就比较爱干净，比如我最近去云南，就觉得傣族非常干净。
网友终结者：你是否考虑过到第三方，比如海牙国际法庭对日本方面进行诉讼呢？
王选：海牙国际法庭是政府才可以起诉的，个人不可以起诉。
网友大提琴：在我印象里，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法庭已经对日本的战犯进行了有系统的审理，应该说日本方面的罪责已经都很清晰了，为什么现在又需要王选以个人方式进行民间诉讼呢？
王选：远东国际法庭并没有对日军细菌战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这与美国企图获取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有关。
网友海外留学生：据我所知，现在美国的一些州支持这类个人诉讼？
王选：加利福尼亚确有这样的法案，支持受害者起诉在加州进行营业的日本企业，包括允许美国公民以外的受害者起诉。中国现在已经有劳工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起诉了。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的诉讼途径，就是在中国国内提起诉讼，这类诉讼将被转给日本大使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案子在中国起诉，这对日本政府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目前我们在日本的诉讼有很多限制，比如日本诉讼法规定你必须有日本国籍律师指导才能诉讼。来自中国的受害者如果不依靠日本和平人士和市民运动的支持，就不可能在日本诉讼。中国有成千上万细菌战的受害者，这个问题最终需要的是一个全面解决的方法，大规模的诉讼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对双方都是一种浪费，应该把人力、物力省下来用到和平基金上，弥补过去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林白：提到日本的和平人士，我知道他们在帮助中国受害者诉讼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0、70年代的时候，日本和平运动曾经声势浩大，尤其许多日本青年学生都加入到和平运动的浪潮之中，那真是如火如荼的岁月。然而许多人认为如今日本的国内政治已经开始出现向右转的倾向，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和平运动正在走向低潮，这将对中日两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选：日本左翼人士认为日本正在转向右倾，我更愿意说日本在趋向于保守和消极。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趋向于保守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即使日本现在趋向于保守和消极，也不意味着历史问题这个包袱就不存在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包袱对日本来说会越来越重。我同意日本和平运动人的看法，那就是日本要下定决心解决战争责任问题，要能够从这里头走出来，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对日本的将来会更有利。但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比较困难，而国际政治环境也比较复杂。我觉得日本并不是单纯地跟着美国走，日本还是有它自己打算的，而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林白：日本国内的一些人抱有这样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战争的受害者逐渐都离开人世，或许对于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就会慢慢平息下来，反正已经死无对证，另一方面年轻人已经不太关注很早以前的历史，甚至也不太关心那些战争受害者，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趋势呢？
王选：日本方面的情况我倒不是很忧虑，比如像细菌战，不管从伦理还是人道、哲学上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根据现在整个国际形势和政治情况，这个问题不是过去了，而是越来越严重了。但我忧虑的是中国的年轻人。
林白：为什么呢？
王选：因为中国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关心这段历史，这跟教育有很大关系。
林白：你曾与国内的年轻人有过怎样的交流呢？
王选：从我收到的一些电子邮件来看，中国的年轻人里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类型：一种说我们从小就是风花雪月，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历史，觉得我讲的东西跟他们很远。当然这个人起码还给我写了电子邮件，更多的风花雪月的年轻人根本也不会给我写电子邮件。另外还有一种是仇日的类型，对日本人有种族性的仇恨心理，跟日本右翼一样，主张搞东京大屠杀什么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应该了解，不然的话你说什么叫做中国人，你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存在呢？年轻人应该寻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听老年人讲他们以前的经历，从他们讲的故事当中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历史会使自己更加明白今天你应该做什么，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林白：你对那些自称是“仇日”的年轻人是怎么评价的呢？
王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仇恨日本人，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有历史原因的，战争暴行会给人类留下仇恨。我觉得人的情感应该得到尊重，不能简单化地说这些人都是狂热份子。但是一个人的仇恨情绪应该要有一个正当的宣泄途径，比如我们了解历史、纪念受害者，这都是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宣泄的。但如果根本没机会宣泄他们的悲愤，那会更大的情感压抑，会更加仇日的。任何人接触到这些战争暴行的残酷历史后，都会产生仇恨的心理，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们要了解得更加全面，要看到日本民族中有这么多和平人士一直在不断努力，而且要很多日本专家、学者为我们作证，我们的许多主要证据都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网友918老吴：中国网民能够做哪些事情帮助你？
王选：网络能够做的就是传播信息，以后我们会搞签名运动，希望能够征集网上签名。另外可以在网上展开一些讨论，让更多中国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不只是像听故事那样，要让更多人有一种参与感。
网友雪儿：王选阿姨我认为自己有这份心和毅力，我希望知道如何加入您的工作之中？
王选：现在问我这样问题的人不少，我觉得大家不该向我问该做什么，他应该根据他自己所在的位置、根据自己的能力判断他可以做些什么。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日军暴行的历史，作为中国人应该调查，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去做。
网友关注：王选对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不必继续追究日本历史历史问题的说法怎么看？
王选：这类观点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是一种过时的旧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多跟老百姓接触，因为他们的想法跟许多普通百姓的想法有距离。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说法中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战争受害者的问题，似乎这个问题不存在，我觉得非常奇怪。
网友pet：战争赔偿问题已经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是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假设我们是美国的话，在实力上会对他们造成直接威胁，可能他们就不敢敷衍中国了，不知道王选是否同意？
王选：有这样可能性，但是这种方式是许多中国人所反对的，要日本在强力下屈服对我们来说是违心的。我们还是要用和平的手段，我们不怕花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对日本也会是好事，可以让它抬起头来。
林白：你刚才曾经说到日本表面追随美国，实际上未必如此，依你看日本将来会走向什么方向？
王选：实际上日本已经完全意识到它的前途在中国，所以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我们跟日本不管怎么说都是邻居，这么小一个地球上，资源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日本跟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是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不能比的。所以中国跟日本之间在国家关系上出现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该是暂时的。
林白：这个邻居……要是不那么让人头疼就好了，最后衷心祝愿王选顺利，相信明天你会充满自信地出现在日本法庭上，相信正义终降得到伸张。谢谢你，王选！
父亲给我讲起细菌战的悲剧 我看到了就不能再背过身去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参与到这件事里来的？
王选：我1995年的时候，偶然地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叫做《THEJAPANTIMES》(《日本时报》)上有一条新闻讲道，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激动得好像脸都红了，就赶紧给那个报社打电话。
记者：你与这件事情或者是与崇山村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
王选：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的，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当时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的暴行。他说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而且我还记得我父亲跟我讲到鼠疫的时候，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好像是非常痛苦的、恐怖的记忆。
崇山村，中国浙江的一个小村庄。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村子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相继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八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这里变成了活体解剖的实验场。
王选：日本人把农民拖到看不见的地方，野地里，就活体解剖。农民也看到日本军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
我觉得照片上的人是那么年轻，而且健康，他们当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我看到了，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背过身去，去装做不知道的。
有些事情我必须去做 因为我是了解日本的人
战争结束后，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作出任何赔偿和道歉。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调查，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看到报上的消息后，身在日本的王选和这群日本老兵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记者：当初你决定参与到调查当中来，你可能挣不到钱，而且要有付出？
王选：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无从选择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不管挣得到钱，挣不到钱。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有义务的。
记者：为什么？
王选：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我是惟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只有我来做在日本的许多事情。
从1996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
记者：1996年你是翻译，今年你已经变成一个原告团的全权代言人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王选：第一次我去崇山，我就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了解很少……所以跟中国农民在沟通的时候很困难。农民很怕，因为农民惟一的联想就是日本鬼子，他怕说错了连累整个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日本方面提出来，说要王选作为全权代表(进行)诉讼。
记者：调查最早是从日本人开始做的？
王选：对，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人都是从日本社会的角度(出发)。这个诉讼应该是一个受害者自己的诉讼，受害者自己直接意志的反映。所以需要受害者作为第一主人公在诉讼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选逐渐成为中国各地受害者的共同代表，她也开始了一种没有停歇的生活。为了准备对日诉讼的证据材料，她走访每一个可能的细菌战受害地，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她的到来，让许多被病痛折磨了几十年的老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因。
发言时法官都在流泪 连判决一共出庭了27次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记者：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出庭时候的情景？
王选：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三个法官。我发言的时候声泪俱下，眼泪掉得我看那个纸都看不清楚了。两个法官掉眼泪，那个女的就一直掉眼泪。
记者：你觉得法官为什么流泪？
王选：我觉得打动她的，就是一种共感。这些日本人的努力，使中国人很感动，他们是在改变有关战争所留下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
我说有许多的受害者，还没有能够活到开庭这一天就去世了，所以我说这个诉讼也是对这些无数的受害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最后我就讲，我们原告团的全体，为了能够永远纪念这些受害者，我们在这里表示要不懈努力到最后，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记者：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对方的律师是什么反应？
王选：我觉得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有时候也很感动的，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往往他们的脸色都是发灰的，没有一点笑容。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糟糕，他们也知道日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法庭上，日本政府仍然否认日军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由于受政治影响，东京法院的案件进展非常缓慢，许多时候王选不得不作为惟一的中国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对漫长的法庭审理。
记者：一共出庭多少次？
王选：连判决的话是27次参加开庭。
记者：有多少次是你一个人？
王选：27次里头我想将近一半的时间，或者一半稍微以上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在旁听席上也没有中国人。
记者：27次出庭你怎么坚持？
王选：出庭也许是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多工作里头最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时候。
记者：什么感受？
王选：在这个法庭上的日本人，除了给我们作证的两个731部队的日本老兵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坐在底下的，都没有参加过细菌战，没有到中国侵略过，但是他们必须要继承这个罪责。
我就觉得好像是下地狱一样，所有在法庭上的，除了我一个人都是日本人，他们知道整个日本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命运。
记者：你发言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
王选：日本人真是很仔细地听着，那时候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法庭上很静的，每个人都听得很仔细。他们确实是作为日本人在听，听我们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怎么看。
记者：但是你一个人出庭孤独吗？
王选：嗯，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要中国人自己自觉了。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个性很强。年轻人说，他们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就是不感兴趣。
工作得到了很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 朝日电视台播放了细菌战的纪录片
记者：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日本人同样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周围的日本人对你的看法有改变吗？
王选：日本跟中国不一样，比如说这些邻居，你跟你的邻居可以永远不说话，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居，但是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特别兴奋，1997年8月16日朝日电视台放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消失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诉讼，他就说，那天朝日电视台放的这个纪录片里头是不是就是你？我说就是我。他说很好，他很高兴。
也有人给朝日电视台发传真，一个高中生说，这个中国女人很了不起，他说我要跟她联系。也有很多人给朝日电视台发传真打电话说，朝日电视台是日本的良心。
记者：你在日本社会还没有感觉到敌对的表示？
王选：一般老百姓我觉得没有。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中除了跟细菌战有关的工作以外，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王选：还有别的工作，比如说在我住的城市一个日本的企业，雇用我做中国商务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收集一些有关的资料，还要跟中国挂钩单位搞科研交流，每年都要做的。但这个工作量不大。
记者：这个是你生活的来源。
王选：对，这是我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我们的公司也知道我在打官司。
记者：你在日本的老板，你单位的同事怎么看？
王选：我们老板对我很客气，我给他看了诉状，我法庭的第一次发言也给他看，我想让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支持者。
王选的事业得到了许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在她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下，一些日本老兵终于走出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让她轻松多少。因为在诉讼之后的几年中，已经有20位年迈的中国受害者离开了人世，她必须和时间赛跑。王选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细菌战调查渐渐成为她的主要生活。
一审不行还有二审三审 我会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经过5年的等待，2002年8月27日，王选第27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记者：当时听到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王选：法官宣读判决的时候，口气比较客气，他好像是想解释，他没有开始讲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但是我们提出这些东西，实际上从2002年8月27日的判决结果来看，应该说是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个人对判决结果会比较积极地去肯定。
记者：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王选：我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我不愿意去指责法官个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现在等于说法官这个判决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既认定了战争的事实，也认定了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日本政府是有国家责任的，又不赔，等于说把这个矛盾体放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
记者：这时候与第一次(开庭)相比的话，被告的反应是什么？
王选：被告的脸色非常难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看)，因为你想法院要认定日本政府就是说，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了，这对日本来说，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外交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个很大问题，日本最终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记者：一审判决以后马上上诉了，二审的结果会怎么样，你有估计吗？
王选：二审的结果我想如果说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成熟，能够形成，能够跟上去的话，还是应该胜诉的。
记者：但是也有可能二审败诉，如果败诉怎么办？
王选：完全有可能，二审后面还有第三审……三审败诉的话，在日本诉讼上就结束了，从法律上来讲。
记者：如果到三审的时候，也就是终审的时候，还没有出现您所希望的结果，您还有别的法律上的计划吗？
王选：中国还有很多受害者，没有在日本法庭起诉的，他们也可以起诉，或者在我们的诉讼过程中有机会去起诉，或者到国际社会去呼吁。因为日本法庭并不是惟一一条可以谋求正义的途径。
大量的工作需要人做 希望整个社会都来支持
记者：现在你诉讼取胜的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你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王选：大量的事实调查证据要搜集，要保留，而且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要这些事实的证据，比如口述历史，要让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应，比如说进行公证，要律师去取证。
记者：这很难吗？
王选：有些地方能够公证，绝大部分的地区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公证。在中国有些地方开展了一部分。还有就是向国际社会呼吁，你要组织，首先要把每个受害者，比如你要联络一千个受害者，中国一万个也有，十万个也有，这些材料怎么整出来，这些大量的工作都得去做，都得要有人做。
记者：这个事情你能完成吗？
王选：我一个人完成不了，我最近去了山东调查……我有这个经验，我也喜欢调查，但是最主要的我去还是推动，我去了以后，很多人会跟我一起去，媒体会报道，所以地方上会形成一种气候，所以我上次去了山东，已经有几个志愿者冒出来了，还有律师。
专门研究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现在，王选的名字和她的生活一样，已经和细菌战对日索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记者：很多人要给你提供帮助，要给你出主意，但是很多时候被你拒绝？
王选：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来帮助我，我觉得不是帮助了，应该是许多中国人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他自己的责任，社会责任和义务之所在，大家都应该做，不是帮助我。我个人没有权力让大家来帮助我，而是细菌战这个诉讼，应该整个社会来关心，来支持，来做。
记者：你一直会做下去？
王选：我一直会做下去。如果日军的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不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远的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