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常德人民世代居住的大地上，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灾难，导致15000多人丧生，现在已查明有名有姓的死者和幸存者有7600多人；无数家庭死绝，造成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而给人民造成身体、感情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遗患犹存。这场灾难，不是天灾，也不是瘟疫的“自生传染”，而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用飞机撒播的鼠疫杆菌所致。五十多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开始觉醒，他们决心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承认罪行事实，向受害者公开谢罪，并赔偿他们曾经失去的一切。在日本正义、友好人士的邀请和帮助下，从1997年开始，他们自发组织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常德受害者赴日原告团，至今七渡扶桑，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但是，与德国政府主动积极赔偿犹太人损失不同的是，被告日本政府代表在细菌战控诉法庭上拒不承认细菌战罪行。然而，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抹杀历史，细菌战之事自有档案记载着，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铁证之一：井本日记
1941年11月4日凌晨，天空有雾，日机一反常规，提早偷偷飞临常德，等到报警声响起，一架飞机已赫然出现在古城上空。惊恐的人们四散奔逃，但奇怪的是，并未有爆炸声传出。日机低空盘旋数圈后，开始撒播一些稻谷、麦粒、黄豆、棉絮块、由新布剪乱而成的破布巾以及颗粒不明物。这些实物遍布古城大街小巷，尤以市中心区的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西街、长巷子、高山街以及东门的三铺街、水府庙一带所投实物为最多。
谁也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但谁都能直觉到这中间包含着危险与隐忧。一位有经验的医生见到这些实物，马上联想到报纸上刊载的去年日军在浙江衢州一带投掷细菌弹造成鼠疫流行的事实，于是告诫人们不要用手接触。不久，警察赶到，将这些实物收集拢来。常德县警察局除将其中一部分送给常德广德医院检验外，其余全部焚烧。
这一天，在日本陆军军官的业务日志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因为当时记载日军731部队细菌战投弹飞行业务日志的军官名叫井本雄男，故细菌战研究者简称之为“井本日记”。这本日记一直被日本政府秘密保存未予公布，日本官方拒绝承认曾发动细菌战一事。直到1993年8月14日，井本日记才被一日本正义人士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发现，并公布在日本的著名权威媒体《朝日新闻》上。
铁证之二：谭学华、汪正宇的检验报告
广德医院是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在中国常德开设的一家西式医院，该院收到警察局送去的日本飞机投撒的毒物，即派该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士汪正宇进行检验。当时，谭、汪二人首先猜测可能是鼠疫杆菌，其理由是：㈠鼠疫为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其传染甚速，并且死亡率高；㈡所投下的谷麦豆粒等实物，均为鼠类食料；㈢本地鼠类甚多，便于鼠疫传播；㈣根据报载，敌人曾在浙江衢州等处投掷过鼠疫细菌。但是因为当时广德医院没有较为先进的鼠疫检验装置，他们又非细菌学专家，所以证实比较困难，只得用一些常规办法进行检验。
他们对毒物样品进行无菌生理盐水浸泡试验，发现多数是革兰氏阴性杆菌，于是疑虑加深。紧接着，他们利用别个患者的腹水作培养基进行细菌培养，作对比试验，发现了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杆菌。至此，疑虑更深。随后，他们决定用动物作接种试验，但因找不到合适的动物而被迫停止。一个多星期后，等到11月10日，该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医师接诊一位疑以鼠疫病的11岁患者女孩(她就是日军细菌战第一位死难者蔡桃儿)，立即嘱检验士汪正宇对她进行血液检查，他俩发现其中有两极着色杆菌，与检验敌机投下的谷麦所查出的两极着色杆菌一样。次日，蔡桃儿病亡，他们又协同红十字会救护分队美国医生肯德对其尸体进行解剖，再次发现了两极着色革兰氏阴性杆菌，得出了类似鼠疫杆菌的结论。此后，潭、汪二人将其化验结果各写成检验报告《常德日军鼠疫检验经过》和《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分别于1942年3月和1942年12月发表于各自的母校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刊物《湘雅医学院院刊》(铅印刊物)和重庆医学技术专科学校院刊《医技通讯》(手刻油印刊物)上。
铁证之三：国际细菌学专家伯力士的检验单
继犹太人肯德医生来常德检验证实为鼠疫杆菌后，第二个犹太人伯力士(著名的细菌学专家)，受重庆国民党军医署和卫生署的派遣，于1941年12月来常德负责剖验鼠只和测定跳蚤的工作。当时常德防疫处规定各保甲每天共送活鼠100只，交给伯力士进行解剖。这个专家在常德工作和了解情况数个月光景，解剖了五六千只老鼠，证实了在常德流行的鼠疫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伯力士到常德帮助常德人民做了大量防治鼠疫的工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他解剖老鼠的检验单现在被保存了下来。当笔者到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查阅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档案文件时，亲眼目睹了伯力士亲笔用英文写下的检验单，敬佩之意油然而生。而在一份1942年3月中旬的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中也有一份伯力士二月份检验常德鼠蚤的报告，内容如下：“㈠鼠族：检验老鼠168只，计内鼠68，家鼠89，小鼠11；已发疫鼠32只，计内鼠9，家鼠21，小鼠2。㈡鼠蚤：录获鼠蚤339个，计印度鼠蚤6、欧洲鼠蚤271、盲鼠蚤61、猫蚤1。㈢鼠疫：疫鼠发现地点，在城区各地实际均已波及。”
铁证之四：陈文贵教授和容启荣主任的调查报告
常德发生鼠疫的紧急电报，雪片似地飞向湖南省卫生处及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湖南省卫生处接到常德疫情电报后，一方面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一方面向省政府提出了为期6个月的防治鼠疫工作计划。11月16日，湖南省卫生团医疗总队第二大队队长石茂年率队赶到常德。11月18日，湖南省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韪和护士林慧清，率领一支由医士职业学校学生组成的防疫队抵达常德，并带来了急需的鼠疫疫苗和血清等药物。
11月20日，常德防疫处宣告成立了，负责统一协调常德的防疫工作。常德专署专员欧冠兼处长，邓一韪任副处长。至此，常德鼠疫防治工作全面铺开。
11月23日，远在千里之外的贵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验学组主任、细菌学专家陈文贵，奉命组织常德鼠疫调查队赶到常德。陈文贵于1936年曾接受前苏联卫生部的聘请，到印度孟买哈夫金研究所，从事专门的鼠疫研究。
陈文贵到常德后，立即投入到疫情的调查研究中。当日晚，他即参与解剖了死者龚操胜的尸体。龚操胜年仅28岁，是继蔡桃儿之后第六位尸体被解剖者，于前日晚突发高烧，四肢无力，继发横痃，24小时后病亡。解剖时，发现其右鼠蹊淋巴腺肿大，肝脾及肠表面有血斑，胸腔及心包膜积水。在制成的心血、右鼠蹊淋巴腺、肝及脾涂片(用革兰氏及碳酸硫堇紫染色法)发现了鼠疫杆菌，继而进行了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试验，证实为真正的腺鼠疫。从而得出了广德医院第一、二、三、四、五病例均似腺鼠疫，第六病例确为腺鼠疫的结论。
陈文贵所领导的医疗防疫队在常德期间，经常与驻常德各防疫机关，商讨处理鼠疫办法，并分发各负责机关鼠疫疫苗及色芳香麝等。后于同年12月2日离开常德，于12月写出了《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一文。
次年4月，国民政府战时防疫处主任容启荣奉命督导湘西鼠疫防治工作，于5月10日偕同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抵达常德，当即视察了驻常德及桃源的中央与地方军民卫生防疫各单位工作情况。为求健全防疫组织及决定防治方针，召开了防疫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防治计划。5月下旬抵达桃源县莫林乡对正在此地流行的肺鼠疫进行了督导防治。8月19日，返回重庆后写了《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详细介绍了常德鼠疫流行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
铁证之五：鼠疫死亡者名单
死神，像恶魔一样笼罩着常德……
几乎在蔡桃儿发病死亡的同时，东门常清街27岁的妇女蔡玉珍也发病死亡。
11月12日，东门附近的聂述生(男，52岁)与徐老三(男，25岁)同时发病并于13日、14日先后死亡。
11月18日，胡中发死亡。23日龚操胜病殁……
随着时间的流逝，染疫人数一天天激增，常德城区特别是鸡鹅巷、关庙街、东门一带，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死亡。往往一人染病，全家死绝甚至祸及整个街巷。
11月中旬，政府在广德医院之东的郊区农村徐家大屋设立临时隔离医院，对染疫病人进行治疗；但很多人发病后来不及送医院就死亡。与此同时，又在西门外千佛寺设立火葬炉。据当时住在千佛寺附近，现今健在78岁的常德市五中退休教师满大启老先生证实，他亲眼看见火化300多具尸体，死者亲属呼天抢地，情形十分悲惨。官方统计数字证明，仅1941年11月至1942年3月，常德城区就死亡600多人。还有许多因怕解剖和火化隐瞒不报、或因不懂病因又无钱就医而死者不知其数；更有甚者，到常德经商、探亲而染病返回者，常德人染疫外出者，他们把常德的鼠疫带到了或近或远的广大地区，发生连锁传染死亡者，更是无法统计。
尽管各级政府费尽各方力量，但由于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疫情仍不断扩大，并向常德附近地区蔓延。数月后，波及到常德附近的桃源县城、莫林乡、九溪，常德县的石公桥、镇德桥、周家店、韩公渡、双桥坪、瓦屋?、蒿子港、许家桥、石门桥、河?、南坪、芦荻山、白鹤山、黄土店、德山，汉寿县的聂家桥、雷家坡、新兴嘴等广大农村。
官方保存下来的统计数据与目击者的回忆证实，从1941年11月4日至1943年11月，常德地区城乡，总共发生了五次鼠疫大流行，死亡15000多人，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流行时间，是1941年11月至1942年元月。流行地区为常德城区。
第二次流行时间，是1942年3月至7月，地点仍为常德城区。据德国犹太人细菌学博士伯力士调查统计，这时常德市区的鼠类染疫率达86%。仅鸡鹅巷程家大屋姓程的和姓李的两家12人，几天之中全部死亡。据湖南省卫生处邓一韪回忆说，1941年11月至1942年2、3月，仅官方掌握的，常德城区死于鼠疫者在600人以上。
第三次流行时间，是1942年4月至8月，流行地点为桃源县城和桃源县莫林乡。莫林乡李家湾，有个农民李佑生，5月4日在常德做生意染上鼠疫发了病，回到家里病情加剧，5月10日死亡。紧接着，侍候他和看望他的亲友，相继染病死亡，全家共死7人。邻居李耀金染上病后，全家相继5人染病死亡，全家共死6人。这个湾20天左右先后死16人。
第四次流行时间，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元月。流行地点为常德县石公桥、镇德桥、周家店及常德周边的数百个乡村。石公桥距常德45华里，有水路、陆路相通，常德鼠疫传去极其容易。那里开始大量死老鼠，然后大量死人。石冬生一家死2人，张春国一家死5人，丁长发一家死11人。距石公桥镇2华里的陈家桥死30多人，距石公桥镇10华里的镇德桥死30余人。这一地区共死230多人。仅石公桥一段北横街死160多人。这里的鼠疫还一度扩散到相邻的临澧县的柏枝乡和烽火乡。
第五次流行的时间是，1942年12月至1943年11月，流行地点为常德县韩公渡地区。在石公桥流行鼠疫时，一个疫户丁长发的帮工魏乐元染疫回家传给了当地牛古陂一带，死了20多人。牛古陂的鼠疫传到附近花田陂，又死了40多人。两地先后共死了70多人。
劫难中，一万多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日军投掷下来的细菌病毒吞噬了。许多人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亡的。他们死得惨，死得冤啦!如今仍健在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悲惨情景，仍不寒而栗。人死了，但历史存在。在湖南省档案馆里存放着数份当时政府登记的鼠疫死亡者名册，其中就有李家湾16名死者的名字，石公桥死亡30多人的名单也赫然在目。
铁证之六：防疫会议记录
鼠疫发生后，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仅重庆国民党政府就给常德拨了200多万元的专项经费和防疫药物，湖南省政府、常德县政府也都拨了专项经费。同时，当时的政府和有关军队，组织派遣了近20支防疫队伍共300多人，会集常德开展防治鼠疫工作，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有关部门的命令、会议记录、旬报、防疫工作报告、防疫工作总结等。所幸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毁于战火而被安全保存下来，成为日军细菌战犯罪的又一铁证。其中常德防疫处多次开会讨论防治鼠疫的措施现在也赫然在案，归纳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防治措施：
一、控制疫源，防止蔓延。常德县政府于日军飞机撒播鼠疫细菌的当天，就命令警察局收集、焚烧日机空投物。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布置大搞大扫除，消灭老鼠跳蚤。湖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下令，大力消灭老鼠，甚至不惜烧毁房屋以灭鼠疫。
二、建立机构，会集队伍。常德县、常德专署、常德地区各县都建立了防疫机构，农村集镇建立了检验站。中央政府卫生署、军医署、中国红十字会、湖南省卫生处、洞庭警备司令部、常益师管区、常德县等有关部门，都组织了医疗队投入防治鼠疫。
三、制定规章制度，强制防治鼠疫。例如，规定各保甲长每天必须向防疫处汇报染疫病人和死人名单。发现病人强制送往隔离医院治疗，死尸必须送火葬炉火化，鼠疫死者的房屋必须消毒，死者家人必须检查身体，不愿火葬的要集中深埋在鼠疫公墓；严格实行交通管制，对疫区所有人员普遍打预防针。
四、大力宣传防治鼠疫。防疫处印发防疫小册子和标语数万份，举行防疫展览，开展宣传周，开展捕鼠灭蚤竞赛，报纸开辟防疫知识专栏，大力宣传防治鼠疫的知识，等等。这些措施，较好地防止了鼠疫的蔓延。
铁证之七：防疫工作总结
常德的鼠疫发生后，湖南省政府责令省卫生处派出专人率领医疗队，在常德城乡大力防治鼠疫。从1941年11月至1943年上半年，他们与常德当地及国民政府中央派来的防疫专家和医疗队一起，培训医务人员，组织防疫经费和药物，开展鼠疫流行的调查和防治，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等等。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将这一年多的常德鼠疫发生的时间、地点、流行传播经过、途径、死人情况、防治情况和效果、防治经费、鼠疫死者的部分名单、鼠疫毒物的撒落地段地图等等，都记录在案。
铁证之八：《大公报》上的消息
日军投下毒物后不久，当时中国的众多报纸，先后报道了日军飞机在常德撒播鼠疫细菌的消息。以后又不断报道鼠疫传播与防治情况，如常德的《民报》、《新潮日报》、外地的《国民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等。其中《大公报》详细地报道了李家湾李佑生传播鼠疫的情况。笔者在此摘录一段，以告读者。
“鼠疫为害之烈，请大家看看桃源的实例，便要不寒而栗了。桃源莫林乡发现鼠疫流行，富有教育意义，足资各县警惕。缘有名李佑生者，桃源莫林乡第十保李家湾人，年四十余岁，贩布卖盐为生。古历三月二十日，由常德返家，二十六日遽告病死。佑生长子年二十余岁、次子十七岁，及其已嫁谢姓之女，均于四月初五日起病，初八日死；其长媳初十日起病，十一日死，致全家死绝。其已出嫁之女之婆家，住莫林乡第八保谢家湾。该女在其娘家发病后，初七送回婆家，翌日死后，其子及婆及嫂亦染病，危在旦夕。又李耀金住李佑生隔壁，古历三月二十九日起病，其妻及三子亦相继染病，均告死亡。
李润官，住李耀金家隔壁，于十一日死。向周恒住第十保孔水波，于初七曾往李佑生家一行，初十起病，现垂危。某道士因赴李佑生家念经，返家即染病死。计从古历三月二十六起，至四月十一日调查时止，死十四人，在垂危中者六人，其后尚待调查者，犹未计入。卫生署防疫处容处长、湖南省卫生处长张维等闻讯，当即派防疫工作人员二十四人，率武装兵一排，对疫区严加封锁，实施隔离、治疗消毒，及实行检疫与免疫注射。民众因恐惧疫病蔓延，均能合作。现通临澧、慈利、石门大道，已饬各该县严行检疫。预计最短期间内，可以扑灭之(六月六日中央社讯)。”
近年来，我们往李家湾向一批60多岁的老人询查，他们从未见过上述报纸和任何其他文字材料，他们仅凭孩提时的记忆，口述的基本情况与50多年前的报载竟惊人的一致。
铁证之九：伯力审判中战犯的供词
二战胜利后，盟军在苏联设立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当苏联友邦提议严惩日本天皇等细菌战战犯的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人民齐声拥护。该市各人民团体立即联名发表通电称：“这一血债，必须清偿，我们决不容许这次罪行的主持者--日本天皇等逍遥法外。”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与日本暗地达成了以免予审判细菌战犯的条件来换取日本细菌战资料的协议，而让日本天皇与细菌战直接制造者石井四郎等首恶分子逃避了惩罚。苏联当时只对被苏军俘虏的12名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伯力审判。
在“伯力审判”的日军“731”部队总务部长、军医中将川岛清在供述中称，第二次远征军(细菌战投弹部队)是在1941年夏季举行的，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告诉他曾在华中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带，用飞机投放过鼠疫跳蚤，此后太田大佐在向731部队部队长石井所做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第731部队派出的远征队在常德一带用飞机投放过鼠疫跳蚤，结果发生了鼠疫流行。而现保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书中，也收录了一个日本军人木神原秀夫忏悔笔供，他亲眼看到了日军第十一军的一份情况报告中讲在常德投下鼠疫笼子的电文。
铁证之十：目击者的回忆
侵华日军713部队在常德实施细菌战60多年了，日本政府也许已经淡忘了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中国人民却世世代代永远无法忘记这血海深仇。60年后的今天，恐怖的阴影仍时时袭上目击者的心头。他们所受到的心灵伤害该由谁来弥补，日本政府你心里想必知道。也许再过几年，这些“活档案”将带着永远的遗憾魂归故土；但是，我们的细菌战调查却将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字，载入史册，成为铁证，一代一代地永远流传。
周家店连丰村七位老人向调查者讲，该地当年有农民、渔民32户，受害者18户，死亡46人，死绝6户(12人)，其中刘云贝一家11人7天内死去9人，只有第六子刘彩平夫妇外逃，才躲过一场浩劫。又有黄义迁全家5人，三天之内3人丧命，连喂养的鸡鸭全部死光。夹堤口摆渡人王老二全家6口，七天之内全部死绝，致使河渡中断，来往无人。清化造船厂有38人死去11人，导致人死厂毁。
鼎城区长岭岗乡长岭岗村颜永佑(86岁)、严伯陶、颜习成(68岁)、颜钧章等历史见证人，向调查人员介绍国军44军162师抗日士兵被鼠疫杀害了3000多人后集体埋葬的墓地。他们回忆说，尸体一排一排地埋满了两座山坡，剩下的疫尸没有地方掩埋，就丢在一个废窑洞里和一个枯井里，真是惨不忍睹。听者闻之无不动容。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