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细菌战真相告诉世界-918爱国网

　　真相为何会被掩埋

　　在否认几十年后，日本终于开始承认731部队犯下的暴行。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岩田针对1940年－1942年细菌战中180名中国受害者提交的诉讼，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
　　长久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否认犯罪事实。这次岩田法官宣布：“使用生物武器是日本战争计划的策略部分，并在军部的命令下开展。”但法官没有判决赔偿。
　　对于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日本政府保持沉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的自民党寻求国家主义团体的支持，如靖国神社联合会，这些国家主义团体反对给予在日本侵略中受到伤害的性奴隶和其他受害者以赔偿。大约有一半的自民党议员参加了靖国神社联合会的活动，或接受了该组织的捐款。
　　在阻止清算731部队的罪行中，美国也扮演了角色。无论是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还是他的手下医生，没有一个出现在1946年－1948年美国控制下的东京审判上。这是美国医学史上的黑暗时刻，为换取731部队的实验成果，美国免除了对731部队指挥官的起诉。
　　（何雪峰节译自美国《时代》杂志9月11日版）

　　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宣判承认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一位日本人说，日本人脑袋里最顽固的一颗螺丝钉松了。
　　细菌战，在此之前这几个字几乎没有多少日本人知道，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
　　拨开锈蚀了60年的历史雾障，使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大白于天下的，是王选，和她身后的180位中国受害者代表。
　　王选有一双阴郁的眼睛，里面射出的是冷峻的光。
　　这个50岁的中国女人用铁一样的声音宣布：中国受害者将继续上诉，不到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誓不罢休。
　　有人评价：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女英雄”，又荷矛向顽固的日本“风车”冲刺了。

　　日本在隐瞒真相

　　9月5日晚，记者第二次见到王选，从9月2日回国开始，在不停应付各路媒体的采访后，王选深感疲劳。
　　她斜靠在床上，闭着一双眼睛徐徐说：“我相信历史是可以看见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看到了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
　　“末日般鼠疫的灾难，强奸、抢劫、撒毒、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的凶恶，埋在村民们记忆中的恐怖、悲伤和愤怒，这些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我一伸手就好像能摸到。”
　　王选一下子坐直身子，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双挺漂亮的眼睛。“1992年，我才知道日本政府隐瞒掩盖了细菌战，当时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怎么会在40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利，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下巴只有房间的窗子高。那是上海的一间法式的房子，我的父亲和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街景，父亲说着我的叔叔。”
　　“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13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王选后来下乡到了她的家乡，也是她叔叔死的地方???浙江义乌崇山村，后来又离开去当教师，随丈夫去了日本，在日本工作。日子平静，但却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有论文谈到浙江义乌崇山村受害村民要求给予赔偿。
　　当时王选正在日本，她看到了一张照片：3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被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子只有20来岁，圆圆的脸，非常健康，“他正视镜头的眼睛里显示出无奈和忧虑，和旁边的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在新干线坐车的3个小时里，“我脑子里不断出现那目光，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那两个参加研讨会的日本人，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
　　一个假日，两个日本人乘坐新干线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真相

　　“就这样，我带着‘鬼子’进村了。”王选开始参与对受害者的调查。
　　贫困封闭的村子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现在是崇山的后代带着“鬼子”来了，记忆一下子被激活了，历史只一步就跨到了眼前。

　　“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见了日本人就浑身颤抖，怕说错了会连累村里人。这些老人还是带着对鬼子兵的记忆和战后的日本一代打交道。”
　　王选知道了她的叔叔是怎么死的，知道了崇山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家族里有8口人罹难。
　　随着调查的进行，一幅悲惨的细菌战的图景出现在王选的眼前。
　　衢州。“1940年10月4日上午，日本战机飞临衢州，撒下小麦、大豆、谷子、棉被、布匹。”（引自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细菌战诉讼判决书）这不是对中国饥民的恩赐，而是带有鼠疫的死亡。6天以后，就出现了死老鼠和病者，然后就是鼠疫大流行。可以查实的死亡人数是1501人。
　　1942年，带有6种细菌的日本飞机再次攻击衢州。
　　鼠疫在衢州流行了十三年，有档案记载，在1940年到1948年间，衢州得鼠疫、伤寒、霍乱等6种传染病的有30万人，死亡5万人以上。
　　现在过去了整整60年，当地的老鼠还多有鼠疫抗体呈阳性的，当地不得不每年捉1000只老鼠，以监测鼠疫的动向。
　　常德，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的的战机撒下了鼠疫跳蚤，常德共暴发了两次鼠疫，造成10000多人死亡。
　　王选和常德调查委员会调查全市10县30多个乡150多个村庄，完成7000多名鼠疫受害者名单，受害分布图及部分受害地示意图。
　　同时撒向中国大地的还有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破伤风、气性坏疽??
　　调查中，王选听到了许多村民无辜惨死的事，死得最惨的是浙江江山市某镇七村村民郑善福的奶奶??麦稞娘，她临死时肚里似火烧，不停地呼儿子、儿媳到井里吊水往她身上浇，时间长了，儿子、儿媳也没力了，只得把她扶到屋外池塘，全身浸在水塘里，不料一会儿全身竟爬满了蚂蟥，不得已又把她扶上来，让她坐在杀猪桶里，全身让水浸着，露出一个头，折腾了许久，终究痛苦地死去。
　　该村79岁老人周江龙曾在一天之内抬过三口棺材，他说那时村里家家户户有死人，屋屋有棺材，晚上烛光闪闪，哭声凄凄，令人毛骨悚然，太阳还有余辉，人们就赶紧躲进房间里。
　　为了检测细菌的数据，许多中国人（美国专家哈里斯认为至少有12000人，日方仅承认3000人以上）被用作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
　　“这仅仅是细菌战的冰山一角，每当听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我就愤怒得坐不下来，我们要调查清楚有多少人，多大的受害范围，必须非常严谨，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王选的嗓子因说话过多而喑哑，但语速却像打机枪一样快。
　　愤怒得像要爆炸、屈辱得难以自持、痛苦得泪流满面，这就是王选不停斗争的动力。

　　状告日本政府

　　2000年，王选和他人合作，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王选更清楚地知道了这桩罪恶被掩盖了60年的背景，也更清楚地明确了揭露的意义。
　　谢尔顿在他的书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交战国中，日本是惟一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国家。”
　　远东战犯法庭先后审判了5700多名日本战争罪犯，但包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内的所有日本细菌战专家都不曾在法庭上出现过。
　　世界上除了研究专家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日军细菌战的真相。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中国、美国、日本的历史学家揭露日军的细菌战。而在日本，整个细菌战计划就这样被“集体遗忘”了。
　　“我在日本生活，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日本侵华战争，更不要说是细菌战。整个日本是那么的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
　　王选说越是这样她就越是感到恐怖，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是那么健忘？
　　证据表明，日本惟一的传染病研究机构???厚生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前后有八任所长，七任都与细菌战有关。“战后数十年来，原731部队成员主宰了日本医协会（JMA）的理事会。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IH）长年来被原731部队等部队成员所控制。”谢尔顿写道。
　　细菌战一直被隐瞒到上个世纪末。
　　而王选直面731老兵，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事实：
　　一个叫松本博的老兵告诉王选，六个中国人被注射了细菌，直到他们快不行了，然后切断他们大腿上的动脉，接上胶皮管子，让含有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他们认为经过强壮的人体中抗体筛选出的细菌最有杀伤力，是最强的细菌武器。“人被绑在手术台上，但人的血快流干的时候，会全身痉挛抽动，‘啪啪’地发出很大的响声，力量大得几个人都按不住，这是一个生命在向死亡争斗啊！这就是垂死的挣扎！日本人这时却让人上去踩他们的心脏，好让最后一滴血流干净！”“当时我觉得我的心就要爆炸了，那种为自己同胞的痛、那种难过、那种屈辱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如果这么大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大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施恶者得不到惩罚，那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王选说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全世界知道：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于是，王选开始想团结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有组织地一起状告日本政府。过程之艰难而复杂，一言难尽，但最难的还不在此。

　　“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王选大义凛然地说。

　　1998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在日本东京第一次开庭，王选要在法庭上作陈述。“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知道如果不把这件事的意义说清楚，别人又会以为是一帮老头老太太要赔偿来了。”

　　王选说她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吃下饭，千字的发言，她思考了整整一个月。
　　1998年2月16日，王选站在东京地方法庭，一袭青衣，神情肃穆。

　　“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这场审判将在举世关注之中，越过法庭，越过海洋，越过国境，越过时代，产生影响，所有与这场审判有关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都将在历史上产生意义，在历史上留下来，受到历史的检验。”

　　王选就以这样的姿态开始了她的战斗。

　　诉讼远未结束

　　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后，王选方面已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继续要求被告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王选给了记者一份名单：原告番号6（衢州）原告冯南寿2001年6月24日死亡原告番号9（衢州）原告吴秀芬2000年4月16日死亡……
　　这份名单一共排到了25个。“在今后的诉讼中，还会有人陆续死掉，他们都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也都有70多岁了。
　　这些人证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现在最紧要的是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王选说到这个显得很焦虑。
　　王选整天拖着这些健在的证人跑日本的法庭，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证言用其他的方式保留下来。
　　因为没有经费，很多受害者不能到日本法庭去作证，而到了日本的，也都是口头证言。原告团曾求助于社会，但没有国内机构对此感兴趣。“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社会工作。需要有宏观的整体规划和微观的具体操作。目前中国社会各界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工作及付出的努力，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相称的。”王选说。
　　还有一批重要的人物也在死亡，王选估计：“原731部队1万多名官兵中还活着的仅数百人，提出证言者到目前仅30人左右。”

　　王选说她最希望的是：他们的原告团能够成为由民政部门批准的民间组织，这样他们的活动就会名正言顺一些，他们就可以募集一些资金，在国外“腰也能壮一些”。迄今为止，这位会说流利的英语、日语，熟悉中国和日本国情的女人，在往来于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咨询调查取证时，费用全部是自己承担的。

　　“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我就能斗到底。”王选认为，日本法庭已经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向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中国受害者个人的战争赔偿权利属于受害者个人，政府并没有代表个人放弃这个权利；政府应该组织人力物力搞社会调查，摸清细菌战的受害范围，揭开历史的真相；中国受害者年事已高，许多是普通农民，应该组织社会力量运作诉讼。

　　“民间太苦了，没有政府的支持，民间就势单力薄，在外面人家就看软你了。”王选说。

　　下一步的诉讼有多艰难，有多漫长没人能说得清，人们只知道，现在的宣判，是整整5年27次开庭的结果，5年下来，王选已经“从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