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是战争时期日军重要的战略安排，其规模之大，中国民众受害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重视是不够的。日军在细菌战中使用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虐疾等菌种，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其罪恶令人发指。由于日军细菌战残酷无比、灭绝人性、违背国际公约，因此其行为十分诡密；战后又在美国的庇护下掩盖了罪行，使得我们今天的调查和研究十分困难。近些年来，人们对日军攻击性细菌实战的调查研究，大体集中在鼠疫这一菌种上，霍乱等其他菌种的调查有所涉及，但不系统。关于炭疽，涉及得也就更少了，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9?11”恐怖事件后出现的炭疽攻击，是人类历史上炭疽菌首次用于战争，这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侵华日军的炭疽攻击已具有很大的规模，受害民众至少数以万计，其状况惨不忍睹，侥幸幸存者也一辈子苦不堪言。

    相形之下，其所以对日军炭疽攻击揭露更少一些，大体有以下的因素：一是现有的历史资料的匮乏，尤其是近来使用较多的原日军参谋本部联络细菌战的作战课员井本熊男业务日记中没有记述；二是炭疽不像鼠疫、霍乱那样的烈性传染病，它在人与人之间基本不传染，所以在战时和战后，人们重视的程度也较低；三是人们对炭疽的认识较少，尤其是几十年后对炭疽进行判断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虽然如此，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调查研究的理由，而且也还不至于无端倪可寻。
揭开这一段沉痛的历史，这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是史学工作者必须要做的工作。而且，我们还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挨打，清醒地认识战后国际政治，深刻地理解正义、人道、和平的价值，关注人类的命运。

                            炭疽菌是日军细菌战的主要细菌战剂

    炭疽菌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致病细菌。该菌在氧气充足、温度适宜（25-30℃）的环境中易形成芽孢，其孢囊可以保护细菌本身不受光、热和化学物质的影响，煮沸十分钟或140℃经3小时才能将芽孢杀死，生成芽孢的炭疽菌在温度适宜（25-30℃）干燥的土壤中还可存活40余年。炭疽菌的孢子体积非常小，通常8000至10000个孢子达到感染浓度，这么多数量的孢子体积要比一粒灰尘的体积还要小。在自然状况下，该菌存在于土壤中，能引起草食动物发病，死亡率高。人们在接触被炭疽感染的家畜时，也有可能感染炭疽病。一般情况下，炭疽菌会经人体的创口，使人得皮肤炭疽，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死亡率为20%；如果饮食被感染的家畜，则有可能得肠炭疽，肠道炭疽感染的死亡率为25-60%。如果吸入炭疽菌，其孢子会在生物体内迅速增生，通过淋巴结扩散至血液循环，这种吸入性炭疽通常是致命的，但这种感染的概率非常低。炭疽菌用于军事目的，可以感染敌方的骡马等家畜，破坏敌方的骑兵、后勤运输和生产，据说1916年，德军就曾用炭疽菌和鼻疽菌使盟军的骡马受到感染；炭疽菌容易造成人体的皮肤感染，极大地瓦解敌方的战斗力和士气；尤其是炭疽菌芽孢体积微小，如果能在空气中撒布，数公斤就可造成甚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威力巨大；而且炭疽孢子的抗热性，为制造炭疽炮弹和炸弹提供了条件。所以，日军细菌战部队十分重视对炭疽菌作为细菌战剂的研究，并在实战中多次使用。

    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开始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同时也就开始了对炭疽菌的研究。1934年日军曾在黑河线辰清站掩埋百余匹因石井四郎试验炭疽菌而死亡的马匹。①2000年哈尔滨发现的《日军细菌战手稿》，记载了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日军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炭疽菌实验，据专家鉴定，已筛选出强毒的炭疽菌菌族。①在731部队，第1部（基础研究）中肥之藤（信三）班和大田（澄）班以及碇（常重）班研究炭疽菌，第4部（细菌生产）有野口（圭一）班和植村（肇）班生产炭疽。②1941年每月可以达到600公斤炭疽菌。③另外，以动物为主的细菌战部队??长春100部队，主要研究炭疽、鼻疽等，1943年有年生产1000公斤炭疽菌的能力，④100部队同时也研究对人的细菌战，并进行人体实验。

    据731部队曾参加细菌生产的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的供词，在1940年7月初到9月下旬、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编制临时细菌生产队，约120名人员，在川岛清等命令下，制造了270公斤伤寒、副伤寒、鼠疫、炭疽菌，9月由柄泽十三夫率领到华中杀人；1941年1-2月和5月间又追加生产了18公斤鼠疫和炭疽干燥细菌，以供细菌战之用；1942年4月生产鼠疫、炭疽菌24公斤、6-7月间又生产炭疽菌140公斤，供浙赣战役之用。⑤据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731生产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的供词： 1942年，731部队派约100人远征队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供该远征队之用。⑥

    据田村良雄的介绍，他们把培养的炭疽菌送到三谷（恒夫）班，由三谷班制成干燥菌，所谓干燥菌，就是用"干冰"（雪状炭酸）凝冻使之干燥，从空中撒落，能污染空气，使人得吸入性炭疽病；落在地面、河流，则可以使人得皮肤性炭疽或肠炭疽。据川岛清的供词，1942年浙赣细菌战时，鼠疫跳蚤从飞机投散，霍乱、伤寒、炭疽，通过蓄水池、井、河流和其他媒介传播。长春100部队也曾把炭疽菌撒在道路、河流中。⑦

    根据炭疽菌，以及鼻疽菌和气性坏疽菌对外界环境的强大抵抗力，尤其是它具有的耐热性，所以也用它制造细菌炮弹和炸弹。制造细菌炮弹和炸弹可以极大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战略攻击能力，这是日军细菌战实战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1939年发生的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役中，日军使用了细菌攻击，田村良雄曾参与制造了两千多个榴散弹片，其中可能使用了炭疽菌。1941年2月，鉴于鼠疫菌制造细菌炮弹和炸弹不甚理想，石井四郎转而决定用炭疽菌制造细菌炮弹和炸弹，并就此向关东军医务处长??隆二报告了自己的设想。⑧以后，他在谈细菌武器时，就强调了炭疽菌的抵抗力。⑨ 试制炭疽炮弹和炸弹就成为731部队细菌研究的重点。此后，731部队在安达野外试验场，多次进行飞机投掷炭疽陶质炸弹的活人体试验，在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小岛上也用迫击炮试验炭疽炮弹。⑩显然，日军细菌战部队越来越重视对炭疽细菌武器的研究，并作为对苏战争的重要手段。

                                   日军对浙赣的细菌攻击

    这里提到了1940年和1942年两次细菌战，都在浙赣地区，当时日军将这一地区作为华中的一部分，并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 ，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在荣字1644部队成立的同时，日军就开始对浙江进行细菌战。

    1940年6月间，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作战，731部队组成了80人的远征队??“奈良部队”，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1644部队派出的40名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候补；18日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记述已进行6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并记述了鼠疫和霍乱的攻击情况。①这次细菌战实际持续到12月份。

    1940年对浙赣的细菌战看来还有另一个基地。据原731部队“千叶班”（工程建筑）人员的回忆，他们在杭州附近的山林中建有一个基地，有人员200余人。他们化装成中国人，多次乘卡车出发，在河流上游和井水中撒布细菌，并且有三次在中国人的村落上空投掷细菌弹，然后再派人员前往检验效果。这次行动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②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同时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浙赣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6、7月间，荣字1644部队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这时，日军参谋总部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4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石井四郎与第13军司令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份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其中包括浙江的杭州、金华两个支部，在义乌等地还派有分遣队。同时，为加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供词，在194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③

    日军细菌战犯的供述，明确地说明了日军731部队对炭疽菌的研究、生产情况，尤其指出了直接为1940年和1942年这两次浙赣细菌战提供炭疽菌的事实，所以，日军在对浙赣所进行的细菌攻击中使用了炭疽菌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在1940年的细菌战中，“奈良部队”的负责人除石井四郎外，具体指挥者是大田澄，他曾主持过炭疽菌的研究，1941年7月至1943年2月还直接担任了荣字1644部队部队长，是实施浙赣地区细菌战的核心人物；此外，参加了1940年和1942年两次浙赣细菌战的骨干人物碇常重，也主持过炭疽菌的研究工作，731部队远征队和荣字1644部队在浙赣的的细菌攻击行动自然是检验炭疽实战效果的很好机会。

    在先后作为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和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员直接与731部队联络的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中，都没有提及使用炭疽作为细菌战剂，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在对浙赣地区的细菌攻击中没有使用炭疽菌。日军细菌战部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它作为日军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力量，是直接在天皇的命令下建立起来的，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所以它具有相当的特权，有些行动可以不经过关东军、支那派遣军、甚至参谋本部而直接进行，不向井本熊男汇报是可能的，事实上，731部队等多次重大的细菌战行动在井本日记中也没有记述。至于炭疽菌作为细菌战剂投入细菌攻击的情况，也许是当时的炭疽战剂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威力，其效果不如鼠疫、霍乱、伤寒等能造成大规模的疫病传播，还没有作为主要细菌战剂向上汇报的必要；另外，炭疽攻击既然是战略决战的重要武器，这在日军细菌攻击中也是秘中之秘。尽管如此，日军的炭疽攻击仍然给浙赣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炭疽攻击事实

    日军细菌战高度诡密的性质，使得档案文献上的记述很少，相关档案文献的主要内容有日军的鼠疫攻击以及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等防疫工作，很少有关炭疽的内容。但是，建国初期防疫工作的文献材料表明，当时牛炭疽仍时有发生，并且有屠工感染炭疽的记载，①说明了这一地区曾受到过炭疽菌的污染。

    90年代中期，中国受害地区的群众以及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开始加强对日军细菌战受害的调查，其中涉及到了炭疽受害问题。这里所说的炭疽受害主要是皮肤炭疽受害，其表现是全身的皮肤溃烂，尤其以腿部的症状最严重，所以俗称“烂脚病”。

    我们的调查表明，日军在这一带散布过炭疽菌。由于日军散布细菌的行动高度隐蔽，寻找日军投放炭疽菌的证据是很困难的。我们查阅文献材料，注意到战时日机空投细菌，有直接喷撒干燥菌的、有以谷物、跳蚤为媒介物的，有附着在鱼鳞状琼脂片中的以及附着于棉质纤维物中等。1939年1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专家给军政部办事处的报告??《防治敌机散播鼠疫菌脾脱疽菌马疽菌办法》认为：敌人利用飞机散播细菌可能有鼠疫、炭疽和马疽，关于防治方法首先“发现散播棉质物品时，切忽以人体任何部分接触之”②，由此看来，炭疽干燥菌可能附着于棉质物品。据记载，1941年5月15、16日，日机在富阳、新登县上空散发棉质纤维状白色物，均系毒菌之类；1941年12月19日，日机在诸暨空投蜘蛛网状的物质和棉花，亦末引起传染病流行；1941年春，在福建霞浦、龙溪两县投下丝棉状物，在南靖投下梧桐花辨，两县并未发生鼠疫。③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富阳、萧山，这期间确有皮肤炭疽患者出现。

    江西省玉山县，有皮肤炭疽患者杨金荣等，据回忆，当时日机曾投下鸟和羽毛。据黑龙江省安达县群众回忆，1944年时，731部队曾向老百姓收集家雀、鸽子、野鸡和兽毛等。④另据1952年朝鲜战争时期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当时美军飞机在中国辽东辽西散布炭疽菌就使用了禽类羽毛。⑤美军正是为了取得日军细菌战的技术，而庇护了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确证日军使用过禽类羽毛投放炭疽菌的事实。

    又据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陈彩富（1930年生）的回忆：1941年，日军飞机经常轰炸，飞得很低，能看见飞行员。炸弹就如瓶子，在地上炸开一个坑，老百姓都好奇地去看，结果脚就烂开了，不知死掉多少人！我的两个弟弟都死于烂脚，父亲也因去看弹坑而烂脚，一直到95岁死时也未治好。

    洪宝善（1928年生）说：日机经常来轰炸，国民党的一个丝厂被炸光。日军在田里放了细菌，粟都长虫。大家去抓虫，结果去抓虫的人手脚全烂，烂脚病就流行起来。当时汤溪还流行脑膜炎，我的叔伯、几个邻居都死于脑膜炎。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烂脚多、死人多、狼也多。狼衔着死人的腐肉嚎嚎叫着满野乱窜……①

    以上两段证言值得重视，指出日军使用了小的非铁质炸弹和以小虫子为媒介物散布炭疽菌，此外，在丽水等地的调查中，受害地也多次提到日机投下了不见踪影的小炸弹。上述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在“黑龙江宽甸事件”和“辽东辽西事件”都揭露了美军使用找不到弹壳的小炸弹和以昆虫为媒介散布炭疽菌的事实。并提出了炭疽菌诱发出血性脑膜炎的事例。吸入性炭疽，有时会伴随脑膜炎的发生，这还意味着汤溪可能发生过吸入性炭疽，或者说大批脑膜炎的出现与炭疽有关，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上述调查已清楚地表明了日军曾经在浙赣空投过炭疽菌的事实。而且，日军还经常采用地面散播炭疽菌的方式，许多“烂脚病”患者正是在道路和河流中感染的。所以，大量“烂脚病”的发生，与日军散播炭疽菌有直接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烂脚病”并不都是皮肤炭疽。有一种南方地方病也叫“烂脚病”，是稻田浸渍糜烂型皮炎。多在连续下水田2－5日后发病。开始表现为指（趾）间皱褶部位的皮肤浸渍发白，变软起皱，继而表皮脱落，露出潮红糜烂面，伴有渗液，自觉瘙痒或疼痛。重得可累及腕踝等部位。常发生甲沟炎，下水时有灼痛感。停止下水，皮炎可于1周左右痊愈。如有化脓感染可并发淋巴管及淋巴结炎，还可出现发热等全身症状。
常见多发的还有由静脉曲张引起的“烂脚病”，症状为下肢肿胀、乏力、疼痛以及出现湿疹或者慢性淤血性溃疡。还有"糖尿病足坏疽"，也叫“烂脚病”， 由于血管发炎血液凝结而堵塞，造成肢端缺血坏死而使手足呈黑色，其截肢率、致残率高达38.5～75％，术后死亡率约为10％。

    上述多种“烂脚病”都没有传染性，当然皮肤性炭疽也很少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根据我们的调查的情况，大量的“烂脚病”，发病的时间在1940年至1944年间，尤其集中在1942年；发病的区域包括富阳、萧山、诸暨、义乌、金华、兰溪、龙游、衢州、江山、丽水、松阳、温州和江西玉山等地，正是浙赣铁路沿线，有的地区发病还相当密集。那么，时间集中、区域广泛、发病密集现象的出现，只能是人为造成的，所以不可能是稻田皮炎、静脉曲张溃疡和糖尿病足坏疽。接受调查的群众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日军放细菌造成的，老人们说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当时的档案，也有把“烂脚”归入战时损失统计调查表中。②

    皮肤性炭疽与上述“烂脚病”症状明显不同。根据医学著作的介绍，大约95%的炭疽患者是通过皮肤接触感染病菌的，炭疽菌通过被切开或磨损的皮肤进入生物体内。感染初期生物体将出现有痒感的肿块，痒的程度要超过一般的蚊虫叮咬，随后将发展成1-3厘米的无痛感皮肤溃疡，溃疡的中央将形成炭疽感染所特有的黑色腐肉。炭疽菌会通过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渗入血液循环系统，患者将出现浑身乏力，出虚汗、发烧、打冷颤、苍白、头痛、虚脱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出现休克。如果不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死亡率为20%。少数病例局部无黑痂形成而呈大块状水肿（即恶性水肿），其扩展迅速，可致大片坏死，多见于眼睑、颈、大腿及手等组织疏松处。全身症状严重，若贻误治疗，预后不良。
富阳市常绿镇的朱永年（1914年生）说：他当时靠挑土纸贩卖到义乌、金华谋生。1942年时，他28岁，在天最热的时候，挑纸在义乌县苏溪、大陈一带，患上了烂脚。当时赤脚草履，右脚象起了一个疔疮，肿起来，疼痛不明鲜，但很痒，随后就开花溃烂，不能行动，在床上躺了三年。以后虽能下床行动，但腿部常常溃烂，痛苦一生，60年来没有睡过安生觉，我们去调查时，刚刚因骨髓炎手术取出了腓骨。他们一起挑脚的同伴，当时在一个月内有十多人烂脚，其中有个章姓的同伴烂死。

    金华市婺城区上天师村的徐耀熹（1915年生）说：1942年日军曾在该村驻扎过，并修有三个炮台，当时全村300多人，有2/3人烂脚。烂脚之初，脚上先有一个疱，以后越烂越大，黑色的烂肉会往下掉。他三个哥哥全部烂脚，死在床上，他叔叔也因为烂脚，奇痒难忍，自杀身亡。他挽起裤管，双腿上都还有层层黑痂。①

    上述例证很多，在此不一一例举。从症状上看，与皮肤炭疽是吻合的。所以，从日军散布过炭疽菌的迹象，浙赣战役前后皮肤溃烂大范围密集发生的状况，以及大批患者所诉说的症状，都证明了日军进行过炭疽攻击并造成了广大平民的炭疽受害。②

                                     炭疽攻击的危害

    首先，受害范围大、受害民众众多。根据现有调查和掌握的线索，浙江杭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江西玉山都有严重的皮肤炭疽受害情况存在。

    在金华城内以及婺城区汤溪镇、白龙桥镇、乾西乡、东孝乡、雅畈镇等，炭疽感染受害情况都十分严重。如乾西乡上天师村300 多人，近2/3感染皮肤炭疽；雅宅村600多人，感染者有200多人，上百人死亡。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研究会负责人、金华市婺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匡纪告诉我们，1999年，当时的金华县（现已并入婺城区）防疫站组织基层卫生院防保人员60人左右进行培训，着手调查金华县和婺城区的日军细菌战的受害情况。据1999年10月的汇总材料，因皮肤炭疽死亡者有653人，③幸存者则多烂手烂脚，痛苦一生。

    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会的统计，该市莲都区范围内在1942年至1944年间，有38个村庄、165人发生炭疽感染，其中119人死亡。④另外，根据该市松阳县的初步调查，该县西屏镇一村，1942年日军撤退后，有400多人感染炭疽病，100多人烂死；靖层包村也有近400人感染炭疽病，如包姓大院12户人家，31人染上炭疽，10人当时烂死，余皆终生不治。⑤

    衢州江山市的有关档案表明，当时江山县如大陈、淤头、广渡、上余等许多乡镇，都有“烂脚病”发生，其中大陈乡全乡发病2130人。⑥另外，龙游县的档案中也反映了当时出现的“烂脚病”情况。⑦ 现在对炭疽受害初步进行了系统调查的，还只有金华、丽水两个市属区，大大滞后于对鼠疫等菌种的调查，但这些材料也反映出了日军炭疽攻击造成了大范围的危害。

    其二、受害过程十分痛苦，惨无人道。细菌武器的攻击，其残酷性是常规武器所不能比拟的，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受着极度痛苦的折磨，进行细菌战受害调查总要直面悲惨的过去，这需要很强的心理承受力，而面对炭疽受害者，心理冲击却又要更深一层。这是因为，鼠疫、霍乱等疫病的受害，死亡的过程相对较快，炭疽的危害，不仅表现在死亡过程的痛苦，还体现在幸存者生不如死的终生折磨。皮肤炭疽，如果及时用广谱抗生素如青霉素等，不难治愈，但是当时的农民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日军选育的炭疽菌毒性更强，所以死亡率很高。虽然幸存者相对比鼠疫、霍乱等受害要多，而炭疽菌在生活机体中不形成芽孢、不会长期存在，但由于贻误了时机，造成多重感染，多数幸存者腿部溃疡终生不治，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这种病不但使一辈子的劳动、生活失去了应有的便利和欢乐，那种近乎恐怖的病状，还造成了与正常人交往的可怕的距离感，更使人由此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自尊！

    江山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人郑发明（1927年生），1943年5月16岁时受到炭疽感染，当时骨头都烂出来，如此烂了五年。不烂了，会走路，但双脚成了黑脚，黑脚年年发痒。到50岁（1977年）时又烂了，四处求医，没有治愈，痛苦不堪。丽水莲都区陈寮村的刘坛塔（1914年生），1942年感染炭疽，四处求医，现在双脚总算不烂了，但很痒，痒的时候只好用开水烫。

    富阳市常绿镇双溪村杨关海（1926年生），1942年7月受感染，右腿溃烂，1976年因烂脚发展到骨髓癌而截肢。又如丽水莲都区天宁寺的邱乡下（1925年生），一家5口，1942年4人患上皮肤炭疽，他不仅终生未娶，一生无依无靠，而且由于发病时臭气难闻，只得离群索居，贫病交困，1998年村里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在我们的调查中，因烂脚病变而截肢的比比皆是，如金华雅宅村的陈永太、陈汝原，兰溪市兰江镇苑竹园村的赵金炎，江西玉山的杨金荣等等。

    其三、 造成环境污染。炭疽菌在氧气充足、温度适宜（25-30℃）的环境中易形成芽孢，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含水量低，壁厚而致密，对热、干燥和化学物质的抵抗能力很强，在土壤中根据土壤的性质、气候和杂菌条件，有可能存活数年或数十年。在战争结束后数年内，还屡见牛炭疽的出现，1950年金华县（现属婺城区）给牛注射牛炭疽针3693头。①以后，虽然很少有病例出现，在自然状态中，人直接感染皮肤炭疽的几率也极小，感染后用广谱抗生素也能治愈，但炭疽菌还会对牲畜造成损失，并有可能因屠宰病畜使人感染皮肤炭疽或食用未煮透病畜肉而感染肠炭疽。

    其四、为以后更大规模灭绝人性的杀戮创造了条件。日军细菌战及其炭疽攻击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规模的，在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日军把炭疽攻击作为战略性武器来发展，它没有满足于对中国民众造成广泛的皮肤炭疽危害，而要进一步研制成具有以吸入性炭疽为主能杀害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威力的武器。为此，从1941年后，731部队以很大精力进行该顶工作，据说到1945年已接近这一目标。②战后，美国以免除日军细菌战犯为交易，获得了日军细菌战的技术资料。把炭疽攻击作为细菌战研究的核心项目，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1942年英国在一个叫格林那德的苏格兰小岛上试验过炭疽炸弹，1987年才消除污染。③美国在1942年后，也进行了细菌战的研究，并在1944年试制过炭疽炸弹，④据说1947年美国底特利营细菌基地的细菌学家完成了不用弹药，散布浓缩性炭疽干燥菌，造成大范围吸入性炭疽感染的方法的研究，⑤这与日军提供的研究技术应该是相关的。前苏联1982年动工兴建的位于哈萨克斯太普诺哥斯克炭疽菌厂，是全球最大的炭疽菌制造厂。厂内四层楼高的发酵炉每年可生产出大约数吨的炭疽菌。这些病菌将被立即植入弹头，由SS-18导弹携带，足以毁灭任何一个城市。此外，还有其他国家具有炭疽细菌武器的报道。显然，炭疽菌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细菌战剂，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尤其是用基因工程强化炭疽菌等研究，其危害也更为严重。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对浙赣进行过大规模的细菌战，其中包括炭疽攻击，给浙赣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要搞清楚并正视我们民族承受过的灾难。揭开这一段沉重的历史，看看过去侵华日军的残暴，警惕今天日本右翼的行径，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深刻地了解生物武器对人类的威胁，珍视正义、和平、人道的价值，关注人类的未来，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